孛儿只斤·拔都（1209年—1256年），铁木真之孙，1235年，奉窝阔台之命西征。1243年征服俄罗斯，建立钦察汗国，其疆域东起额尔齐斯河流域，南至里海，西到斡罗思，北迄伏尔加河上游。在蒙古人的心中，拔都为人坦诚，对部下将卒颇宽厚，不吝赏赐，不滥杀无辜，被称为“赛因汗（好汗）”。今天，有少数学者认为，蒙古自拔都而始的对俄罗斯的统治是有好处，它加速了俄罗斯的统一，特别是“莫斯科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但俄罗斯人却并不领情，他们认为，自1243年至1480年告终的蒙古人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俄罗斯史学界通常把这两百多年称为“鞑靼之轭”。轭，是装在牛或马身上拉车用的横木。对俄罗斯人而言，蒙古统治的年代，是严酷，被压迫的日子，就像是肩上扛了牛轭一样。另外，“鞑靼之轭”还有一种免征，即蒙古人的征税官。我们都知道，蒙古人打仗还行，但让他们管理国家，分明在手段上有些欠缺。每征服一地，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收税，然后任命当地的贵族来管理这一区域，他们只顾挥霍、享受。税收的深重因此显而易见。伴随“鞑靼之轭”是俄罗斯的一首民歌，道出了蒙古征税官的残酷无情：这个人没有银子，就带走他的孩子吧；这个人没有孩子，就带走他的妻子吧；这个人没有妻子，就带走他的脖子吧。
简单而粗暴，没钱就要命。这种管理或者说是统治的方式造成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但蒙古人对俄罗斯的伤害分明还不止于此。1236－1242年远征欧洲并进行残酷的屠杀和破坏，引起了欧洲国家的恐慌。这些国家都想了解蒙古帝国的一些情况，1245年，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受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派遣，花了大约两年时间，到达伏尔加河蒙军西征总指挥拔都的营地。返回后，加宾尼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出使蒙古纪》（又称《蒙古史》），作为“情报资料”献给了罗马教皇。在这本书里，加宾尼讲述了几件与拔都有关的“小事”，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的那段历史。
加宾尼说，在他逗留钦察汗国期间，俄罗斯一位叫安德鲁的公爵据说是偷了蒙古人（鞑靼）一些马匹，并将这些马匹运出境卖掉了。为什么要说是“据说”呢？因为这只是在拔都面前控告安德鲁之人的说法，拔都未有查实此事，便将安德鲁处死了。安德鲁的妻子听说此事，和安德鲁的弟弟一起来找拔都。安德鲁的妻子哭着请求拔都不要没收他们的土地，但拔都不知怎么就要安德鲁的妻子嫁给安德鲁的弟弟。安德鲁的妻子和安德鲁的弟弟都不答应，他们声称宁愿死去，也不愿做这种“非礼”的事，但拔都还是硬将他们“拉扯”成了夫妻。“他们还是把他们两人一起放到床上，并且强迫他们做夫妻的事”。为此，安德鲁的妻子和安德鲁的弟弟“流泪痛哭”。
我们说，拔都当时这么处理这件事分明是出于“好心”，蒙古人收继婚风俗下防止财产外流的“好心”，但这种好心却是出力不讨好，给对方造成的却是伤害。加宾尼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当时，蒙古人已经将成吉思汗作为偶像敬拜，“他们把这个偶像放在一辆车里，这辆车放在一座帐幕前面的敬拜偶像的地方，就像我们在现在皇帝宫廷前面所看到的那样”。俄罗斯的一位君长前来进见拔都时，被通知在见到成吉思汗时要下拜。这位君长高兴地向拔都和他的侍从们行礼，但却不愿意向成吉思汗下拜，原因是这位君长认为成吉思汗已经去世，“他不愿向一个死人的偶像下拜”。蒙古人几次要求这位君长下拜，甚至传话过来“如果他不鞠躬，他就会被杀掉”，但君长还是不从。蒙古人发怒了，“拔都派了一个卫兵过去，对准他的心口、肚子不断地猛踢，一直到把他踢死为止”。在这个过程中，君长的随从一直在君长的身边鼓励君长：“坚强些，痛苦不会很久，永生的快乐即将来临。”蒙古人在君长死后，不但将君长的头割下来，“随从也被砍了头”。
还有，加宾尼说，蒙古人对其他民族最为傲慢，甚至蔑视所有人类，“的确，无论其他民族的贵族还平民，他们都视同无物”。在可汗的宫帐里，很多贵宾都得不到应有的尊敬，甚至出身卑微仆人在那些贵宾前面，都总是居高临下地坐着，“千真万确，这些贵宾只能屈居下坐”。
这些，在我们今天一些人看来，也许都是些“小事”，但它们透露出的却是蒙古人当时做事的“细节”。从防止财产外流强迫别人实行收继婚到不下拜成吉思汗被打死，再到奴仆跟着主人蔑视所有人，细节在这里决定了当时蒙古人的成败，及其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形象。“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说的也许就是这个道理。（文/路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