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鲜事 热点 慈禧太后的“鸦片战争”:农民种罂粟,官府忙收税

慈禧太后的“鸦片战争”:农民种罂粟,官府忙收税

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打,慈禧太后还是个四五岁的娃娃;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她只是个妃子。两次鸦片战争跟她没什么直接关系啊,“慈禧太后的‘鸦片战争’”从何说起呢?

晚清抽鸦片的男子。

我们今天说的“鸦片战争”,是慈禧太后统治期间发生的,不是真刀真枪的拼杀,而是市场上“洋药”(进口鸦片)与“土药”(本土鸦片)的角逐。

寓禁于征

道光年间,鸦片成为清朝面临的严重问题,朝廷一直采取厉行禁止的态度,最严厉的时期,“凡吸食、贩卖、种植者皆斩”。虽然事实上走私、贩卖越来越多,但朝廷一直未松口,即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也没有松口。

1858年10月,中英在上海进行税则谈判,英国强硬地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咸丰帝也想以此作为交易的砝码,换取罢议《天津条约》中公使驻京条款。

结果呢?中英双方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其中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斛纳税银叁拾两。”

英国推动“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目的达到了,而咸丰帝“罢议公使驻京条款”的愿望落空了。

事实上,鸦片问题已经严重到了禁而不能止的程度。据估算,1842年印度产鸦片在中国销售28508箱,到1858年已大幅增至61966箱,其数量增长之快,令人感到忧虑。

既然进口鸦片可以公开销售,那本土鸦片也没有禁止的必要了。1859年,惠亲王绵愉奏请将洋药、土药一律抽厘,获咸丰帝允准。

抽鸦片的劳工。

需要明确一点,朝廷并没有放弃禁止鸦片的姿态,对鸦片征税抽厘,美其名曰“寓禁于征”,即通过征税增加鸦片吸食成本,抑制烟毒泛滥。

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其真实想法不外乎:既然无力禁绝,不如从中收税以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

鸦片商战

1861年,当慈禧太后夺得大权之际,她接手的就是一个烟雾缭绕的清朝。一方面,进口鸦片货值日益增长,大清的白银哗啦啦地外流;另一方面,本土罂粟种植面积日益增长,因为种罂粟制鸦片获利更高,各地农民纷纷弃种农作物。

朝野上下都看到,本土种植大有文章可做。只有本土鸦片生产多了,才能减少进口。也就是说,鼓励本土种植罂粟生产鸦片,一可以减少白银外流,二可以增加税收。

精美的鸦片烟枪。

于是,“鸦片商战”的论调开始被公开讨论。早在道光朝末期,官员梁章钜就记下了“鸦片商战”的言论:

“近日英夷就抚而鸦片之禁渐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于是留心国计者佥议,请令各直省普种罂粟花,使中原之鸦片益蕃,则外洋自无可居奇之货……”

在这时候再提“鸦片商战”,显然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既然免不了鸦片之害,那就不如自产自销,起码会逆转白银外流的趋势。

1873年,实业家郑观应在《救时揭要》一书中写道:“使人皆多食川土,而少食洋土,岂非固国卫民之一道乎?”

1874年12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奏折中写道:“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惟有暂行弛禁罂粟,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加增税项……阴阳相抵,以冀洋药渐来渐少,再加厉禁为宜。”

老李还说:“土药性暖价廉,而瘾亦薄,不比洋药为害之烈。”

对于“以土抵洋”的观点,慈禧太后态度暧昧,言谈之间仍是禁止种植,甚至1864年颁布了《禁栽种罂粟示》,但从未认真加以落实。而各地封疆大吏则积极行动了起来,或鼓励或默许农民大规模种植罂粟,对此征收税厘。

事实上,“鸦片商战”已经开打。慈禧太后对此心知肚明。

罂粟遍野

因为比种粮食收入多好几倍,农民种植罂粟可谓热情高涨。同治年间以及光绪初年,20年的时间里,罂粟花迅速开遍全国18个行省,从东北到西南,从东南到西北,没有一个省甘居其后。

以山西为例,咸同交替之际种植罂粟成为风气,之后快速蔓延,到光绪初年达到“几于无县无之”的地步,北部“数百里一望无际”。

《温洗马戒吸食鸦片栽种罂粟说》一文提供了一组数据:“按吾晋土田志旧书所载四十九万五千九百三十四顷,今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

1909年,四川罂粟田。

1903年《农学报》记载,“山西莺粟之产,以太原、榆次、交城、文水、代州 、归化等处为最盛”,六地种植面积超过3万亩。根据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报告书》统计数据,山西全省每年产鸦片300万斤,若以亩产20两计,约占耕地120万亩之多。

位于东南沿海的浙江,同治、光绪年间也迎来了罂粟种植的兴盛期,“人人情愿作花农,不植稻粱植罂粟”。

在台州府,“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在温州府,“(罂粟)初自台州来,近多畦种……虽有禁拔之令,而种植益翻”;在绍兴府余姚县,“(罂粟)其利倍于棉花,多废彼而种此”……到1900年,浙江全省罂粟种植面积已达473700亩。

1902-1907年,东北的罂粟田。

1873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中国观光,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哪怕在孔子的故里也不例外。

1894年,英国年轻人莫理循在中国中西部旅行,据他所见:“(从湖北、四川到云南)整整1700英里的旅途中,罂粟种植园从未从我的视野中消失过。”

朝廷中毒

“以土抵洋”成效显著。根据姚贤镐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年》一书中的统计,1867年,鸦片进口货值在中国进口货值中占比46.15%,1894年这一比例降至20.56%。

历史学者费正清曾指出:“1880年以后,中国土产鸦片逐渐代替印度的产品。”

《中国社会史:烟毒的历史》一书引用的另一组数据显示,1906年,本土鸦片为58.4万担,而进口数量为5.4万担,鸦片的自给率达到91%。

可以断定,清朝取得了“鸦片商战”的胜利。

在“土药”疯狂增长的同时,官府对征税抽厘忙得不亦乐乎。从罂粟种植到鸦片生产、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各省设置了名目繁多的税、厘、捐。

1901年,北京一家鸦片烟馆。

当初“寓禁于征”的设想,其重点就在于“征”,以此来解决财政危机。鸦片税成为很多地方的支柱收入。例如,《十年海关报告(1882-1891)·重庆报告》指出:鸦片税与盐税为四川省最重要的两种岁入来源,且在1882年至1891年鸦片税的重要性高于盐税。陕西、山西、甘肃、云南、贵州等省,莫不如此。

有学者粗略统计,全国鸦片税厘收入在1868年至1886年每年约为300万两,1887以后突然增为每年900万两甚至超过1000万两,1895年以后又降为600万至700万两。

1901年以后,为了偿还庚子赔款和举办练兵、办学等新政,朝廷在各省推行土膏统税。此税税额数倍于以往,猛然推高鸦片税厘收入。1908年,征收洋土药税厘3302万两,占国家财政总收入(27992万两)的比例为11.8%。

晚清国库空虚,支用浩繁,从鸦片贸易中征收的这些银两,确实为朝廷提供了经费保障,维持了运转。不过,就像瘾君子一样,朝廷也中烟毒极深,一旦离开鸦片税厘,它的财政体系随时面临崩溃的危险。

烟毒泛滥

进口和本土鸦片竞相流出市场,吸食者必然一天比一天多。晚清到底有多少人吸食鸦片呢?要想拿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是十分困难的,那时候又没有相关的统计。

贫穷的鸦片吸食者。

根据一些推算和人物见闻,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大概情况。这类描述,足以让人吃惊。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大量吸食者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据《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即前文提到的英国年轻人莫理循)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言:

“皇太后本人就吸鸦片,外务部尚书庆亲王是烟瘾极大的鸦片烟鬼。外务部的第二号人物、这个帝国最有权力的大官之一——瞿鸿禨手里也攥着大烟枪。曾去参加英王加冕典礼的载振也吸鸦片烟,这个放荡的年轻恶棍现在是商部尚书。”

更离谱的是,皇宫里竟然开了很多鸦片烟馆。光绪初年,太监徐志详在东华门銮仪卫公所内开设鸦片烟馆。1881年,因卷入盗窃案被抓,据他供述,当时紫禁城内私开烟馆70余处、赌局7处。

吸食鸦片的旗人贵妇。

在帝国的权力中心如此,民间就更加泛滥了,无数人变成“烟鬼”,“垂头丧气闹昏昏,斜睨灯枪欲断魂”。

1893年,传教士哈德逊·泰罗在访问十个省份后说:“当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但近二十年鸦片迅速蔓延,近十年更快,现在吸食鸦片猖狂得惊人。”

据在四川行医的加拿大人启尔德所见:“在四川鸦片风行的一些地区,估计有50%至80%的人上瘾,其中30%至50%是女人。……在成都及四川其他城市的街道上,经常可见鸦片烟馆。”

温州传教士苏慧廉做过调查,温州城内1892年公开经营的烟馆有700多家,1904年增加到1200多家。按照当地人口数量测算,每30个成年男子就有1人吸食鸦片。

这还不算严重。在衢州府西安县,1909年小小的县城内烟馆数量超过 300余家,遍布大街小巷,吸食鸦片男子占比达到20%。

1909年,参加上海万国禁烟会的清廷代表唐国安估算,全国吸食者群体达1345万人左右。历史学者林满红根据1906年鸦片销量(洋药5.4万担,土药58.48万担)推算,全国有1960万吸食者,占全国总人口的4.56%。

鸦片烟馆内景。

结语

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有识之士的禁烟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鸦片把一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不禁绝的话只能让清朝速亡。

1906年9月20日,慈禧太后下旨:“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不久,《禁烟章程》公布,希望从限种罂粟入手,通过杜绝吸食、清查烟馆、配制戒烟方药等方式,逐步实现禁烟目标。

但是,偌大一个国家被鸦片蹂躏数十年,千疮百孔病入腠理,哪有那么容易治愈?历史留给大清的时间已然不多。禁烟目标未及实现,大清王朝就轰然倒塌,腾起的鸦片烟灰直冲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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