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打，慈禧太后还是个四五岁的娃娃；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她只是个妃子。两次鸦片战争跟她没什么直接关系啊，“慈禧太后的‘鸦片战争’”从何说起呢？
晚清抽鸦片的男子。
我们今天说的“鸦片战争”，是慈禧太后统治期间发生的，不是真刀真枪的拼杀，而是市场上“洋药”（进口鸦片）与“土药”（本土鸦片）的角逐。
寓禁于征
道光年间，鸦片成为清朝面临的严重问题，朝廷一直采取厉行禁止的态度，最严厉的时期，“凡吸食、贩卖、种植者皆斩”。虽然事实上走私、贩卖越来越多，但朝廷一直未松口，即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也没有松口。
1858年10月，中英在上海进行税则谈判，英国强硬地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咸丰帝也想以此作为交易的砝码，换取罢议《天津条约》中公使驻京条款。
结果呢？中英双方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其中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斛纳税银叁拾两。”
英国推动“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目的达到了，而咸丰帝“罢议公使驻京条款”的愿望落空了。
事实上，鸦片问题已经严重到了禁而不能止的程度。据估算，1842年印度产鸦片在中国销售28508箱，到1858年已大幅增至61966箱，其数量增长之快，令人感到忧虑。
既然进口鸦片可以公开销售，那本土鸦片也没有禁止的必要了。1859年，惠亲王绵愉奏请将洋药、土药一律抽厘，获咸丰帝允准。
抽鸦片的劳工。
需要明确一点，朝廷并没有放弃禁止鸦片的姿态，对鸦片征税抽厘，美其名曰“寓禁于征”，即通过征税增加鸦片吸食成本，抑制烟毒泛滥。
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其真实想法不外乎：既然无力禁绝，不如从中收税以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
鸦片商战
1861年，当慈禧太后夺得大权之际，她接手的就是一个烟雾缭绕的清朝。一方面，进口鸦片货值日益增长，大清的白银哗啦啦地外流；另一方面，本土罂粟种植面积日益增长，因为种罂粟制鸦片获利更高，各地农民纷纷弃种农作物。
朝野上下都看到，本土种植大有文章可做。只有本土鸦片生产多了，才能减少进口。也就是说，鼓励本土种植罂粟生产鸦片，一可以减少白银外流，二可以增加税收。
精美的鸦片烟枪。
于是，“鸦片商战”的论调开始被公开讨论。早在道光朝末期，官员梁章钜就记下了“鸦片商战”的言论：
“近日英夷就抚而鸦片之禁渐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于是留心国计者佥议，请令各直省普种罂粟花，使中原之鸦片益蕃，则外洋自无可居奇之货……”
在这时候再提“鸦片商战”，显然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既然免不了鸦片之害，那就不如自产自销，起码会逆转白银外流的趋势。
1873年，实业家郑观应在《救时揭要》一书中写道：“使人皆多食川土，而少食洋土，岂非固国卫民之一道乎？”
1874年12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奏折中写道：“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惟有暂行弛禁罂粟，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加增税项……阴阳相抵，以冀洋药渐来渐少，再加厉禁为宜。”
老李还说：“土药性暖价廉，而瘾亦薄，不比洋药为害之烈。”
对于“以土抵洋”的观点，慈禧太后态度暧昧，言谈之间仍是禁止种植，甚至1864年颁布了《禁栽种罂粟示》，但从未认真加以落实。而各地封疆大吏则积极行动了起来，或鼓励或默许农民大规模种植罂粟，对此征收税厘。
事实上，“鸦片商战”已经开打。慈禧太后对此心知肚明。
罂粟遍野
因为比种粮食收入多好几倍，农民种植罂粟可谓热情高涨。同治年间以及光绪初年，20年的时间里，罂粟花迅速开遍全国18个行省，从东北到西南，从东南到西北，没有一个省甘居其后。
以山西为例，咸同交替之际种植罂粟成为风气，之后快速蔓延，到光绪初年达到“几于无县无之”的地步，北部“数百里一望无际”。
《温洗马戒吸食鸦片栽种罂粟说》一文提供了一组数据：“按吾晋土田志旧书所载四十九万五千九百三十四顷，今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
1909年，四川罂粟田。
1903年《农学报》记载，“山西莺粟之产，以太原、榆次、交城、文水、代州 、归化等处为最盛”，六地种植面积超过3万亩。根据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报告书》统计数据，山西全省每年产鸦片300万斤，若以亩产20两计，约占耕地120万亩之多。
位于东南沿海的浙江，同治、光绪年间也迎来了罂粟种植的兴盛期，“人人情愿作花农，不植稻粱植罂粟”。
在台州府，“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在温州府，“（罂粟）初自台州来，近多畦种……虽有禁拔之令，而种植益翻”；在绍兴府余姚县，“（罂粟）其利倍于棉花，多废彼而种此”……到1900年，浙江全省罂粟种植面积已达473700亩。
1902-1907年，东北的罂粟田。
1873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中国观光，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哪怕在孔子的故里也不例外。
1894年，英国年轻人莫理循在中国中西部旅行，据他所见：“（从湖北、四川到云南）整整1700英里的旅途中，罂粟种植园从未从我的视野中消失过。”
朝廷中毒
“以土抵洋”成效显著。根据姚贤镐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年》一书中的统计，1867年，鸦片进口货值在中国进口货值中占比46.15%，1894年这一比例降至20.56%。
历史学者费正清曾指出：“1880年以后，中国土产鸦片逐渐代替印度的产品。”
《中国社会史：烟毒的历史》一书引用的另一组数据显示，1906年，本土鸦片为58.4万担，而进口数量为5.4万担，鸦片的自给率达到91%。
可以断定，清朝取得了“鸦片商战”的胜利。
在“土药”疯狂增长的同时，官府对征税抽厘忙得不亦乐乎。从罂粟种植到鸦片生产、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各省设置了名目繁多的税、厘、捐。
1901年，北京一家鸦片烟馆。
当初“寓禁于征”的设想，其重点就在于“征”，以此来解决财政危机。鸦片税成为很多地方的支柱收入。例如，《十年海关报告（1882-1891）·重庆报告》指出：鸦片税与盐税为四川省最重要的两种岁入来源，且在1882年至1891年鸦片税的重要性高于盐税。陕西、山西、甘肃、云南、贵州等省，莫不如此。
有学者粗略统计，全国鸦片税厘收入在1868年至1886年每年约为300万两，1887以后突然增为每年900万两甚至超过1000万两，1895年以后又降为600万至700万两。
1901年以后，为了偿还庚子赔款和举办练兵、办学等新政，朝廷在各省推行土膏统税。此税税额数倍于以往，猛然推高鸦片税厘收入。1908年，征收洋土药税厘3302万两，占国家财政总收入（27992万两）的比例为11.8%。
晚清国库空虚，支用浩繁，从鸦片贸易中征收的这些银两，确实为朝廷提供了经费保障，维持了运转。不过，就像瘾君子一样，朝廷也中烟毒极深，一旦离开鸦片税厘，它的财政体系随时面临崩溃的危险。
烟毒泛滥
进口和本土鸦片竞相流出市场，吸食者必然一天比一天多。晚清到底有多少人吸食鸦片呢？要想拿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是十分困难的，那时候又没有相关的统计。
贫穷的鸦片吸食者。
根据一些推算和人物见闻，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大概情况。这类描述，足以让人吃惊。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大量吸食者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据《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即前文提到的英国年轻人莫理循）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言：
“皇太后本人就吸鸦片，外务部尚书庆亲王是烟瘾极大的鸦片烟鬼。外务部的第二号人物、这个帝国最有权力的大官之一——瞿鸿禨手里也攥着大烟枪。曾去参加英王加冕典礼的载振也吸鸦片烟，这个放荡的年轻恶棍现在是商部尚书。”
更离谱的是，皇宫里竟然开了很多鸦片烟馆。光绪初年，太监徐志详在东华门銮仪卫公所内开设鸦片烟馆。1881年，因卷入盗窃案被抓，据他供述，当时紫禁城内私开烟馆70余处、赌局7处。
吸食鸦片的旗人贵妇。
在帝国的权力中心如此，民间就更加泛滥了，无数人变成“烟鬼”，“垂头丧气闹昏昏，斜睨灯枪欲断魂”。
1893年，传教士哈德逊·泰罗在访问十个省份后说：“当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但近二十年鸦片迅速蔓延，近十年更快，现在吸食鸦片猖狂得惊人。”
据在四川行医的加拿大人启尔德所见：“在四川鸦片风行的一些地区，估计有50%至80%的人上瘾，其中30%至50%是女人。……在成都及四川其他城市的街道上，经常可见鸦片烟馆。”
温州传教士苏慧廉做过调查，温州城内1892年公开经营的烟馆有700多家，1904年增加到1200多家。按照当地人口数量测算，每30个成年男子就有1人吸食鸦片。
这还不算严重。在衢州府西安县，1909年小小的县城内烟馆数量超过 300余家，遍布大街小巷，吸食鸦片男子占比达到20%。
1909年，参加上海万国禁烟会的清廷代表唐国安估算，全国吸食者群体达1345万人左右。历史学者林满红根据1906年鸦片销量（洋药5.4万担，土药58.48万担）推算，全国有1960万吸食者，占全国总人口的4.56％。
鸦片烟馆内景。
结语
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有识之士的禁烟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鸦片把一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不禁绝的话只能让清朝速亡。
1906年9月20日，慈禧太后下旨：“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不久，《禁烟章程》公布，希望从限种罂粟入手，通过杜绝吸食、清查烟馆、配制戒烟方药等方式，逐步实现禁烟目标。
但是，偌大一个国家被鸦片蹂躏数十年，千疮百孔病入腠理，哪有那么容易治愈？历史留给大清的时间已然不多。禁烟目标未及实现，大清王朝就轰然倒塌，腾起的鸦片烟灰直冲云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