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思道（1687年——1736年），一名斯道，字玉露，清代绍兴人。邬思道好读书，屡试不中，因家贫，只得以游幕为生，寓居河南开封，也就是绍兴师爷。腿有残疾。正史中有其记载证据，实有其人。
由于邬思道并没有进入仕途之中，因而他的一些履历以及生平，在官修的《清史稿》以及《清实录》中是找不到的，现在关于邬思道的记载都在一些秘闻野史和清朝实际的文人笔记之中。
邬思道家境贫寒，但自幼聪明好学，只是他在科场上的表现却并不如意，始终没有考中，因而只能以依靠做游走的幕僚为生。后来邬思道便寓居在了河南开封，并在此地继续担任着达官贵人们的幕僚。
随着时间的推移，邬思道也开始在“幕僚圈”中有了自己的名气，其名也被时任河南巡抚的田文镜所知。于是，田文镜主动邀请邬思道入募，并开始为田文镜出谋划策。
就在这时候，邬思道为田文镜出的一个计策，不仅使得田文镜在当时名声大噪，就连他自己也开始为雍正皇帝所知，而这个计策便是劝谏田文镜主动弹劾当朝权臣隆科多。
田文镜
雍正三年（1725年）的一天，邬思道找到田文镜对其说：“公欲为名督抚耶，抑仅为寻常督抚耶？”“文镜曰：‘必为名督抚。’曰：‘然则任我为之，公无掣我肘可耳。’文镜问将何为？曰：‘吾将为公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见，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
已经与邬思道相处许久，并且对邬思道极为信任的田文镜便听从了邬思道的安排，将这份奏章呈报给了清世宗。
隆科多是扶保清世宗顺利登基“首功之臣”，此时的他正在担任总理大臣，还被加封为太保衔，而清世宗也曾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表达了他对于自己这个“舅舅”的宠爱与器重：“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
然而，隆科多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恃宠而骄。
一方面，他居功自傲，目无君主，甚至还多次大言不惭地强调自己对于清世宗的拥立之功；而另一方面，则是隆科多不断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同时还把持着朝中官员的升迁与任免，“佟选”之名便由此而来。
其实清世宗早就对隆科多心存不满，只是清世宗并没有将其表现出来，只是用一些旁打侧敲的方式来提点隆科多，希望其好自为之。隆科多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继续我行我素，飞扬跋扈，于是忍无可忍的清世宗在处理完年羹尧之后，准备对隆科多动手。
爱新觉罗·胤禛
对于邬思道来说，他之所以能够看清清世宗想要惩治隆科多的想法，实际上还是从清世宗处理年羹尧的整个过程中，找到了“灵感”。
清世宗在处理年羹尧的时候，先是重用了一批与年羹尧积怨已深的大臣，如蔡铤等人，并安排这些人秘密搜集年羹尧的罪证。随后，清世宗有目的敲打年羹尧，以削弱其势力及影响力，并将自己的想法在有意无意间向周围朝臣进行暗示。最后，清世宗以年羹尧错用“夕惕朝乾”为借口，将其调离西北，在对年羹尧进行彻查的同时，进一步发动百官对年羹尧加以疯狂弹劾。于是乎，在这样的情况下，清世宗最终下旨赐死年羹尧就更像是受到了百官的“胁迫”，而不是他主动而为之的。
而此时的清世宗也在对隆科多也开始进行着“敲打”。
清世宗先是罢免了隆科多步军统领衙门都统的职务，算是剥夺其手中的兵权，紧跟着又以“品行恶劣”为由，罢免了隆科多次子隆玉柱的全部职务。不仅如此，清世宗在平时也几乎不再对隆科多进行如同此前一样的尊敬与褒奖。这些无不在说明，清世宗已经在为除掉隆科多做着准备了。
就这样，邬思道准确地把握到了清世宗的心思和想法，并为田文镜撰写了奏章以弹劾隆科多。
当清世宗看到田文镜的这份弹劾奏章的时候，并没有对其进行廷议，也没有回复田文镜，对于隆科多也没有进行任何的斥责以及安抚，或许是清世宗认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真正动隆科多的时候，于是没有对这份田文镜的奏章进行任何的表态。不过，清世宗却对田文镜主政河南的政绩进行了大肆的表彰，而这无疑也是在暗示田文镜奏章中的内容与清世宗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隆科多为世宗元舅，颇有机干，世宗之获当璧，隆科多与有力焉。既而恃功不法，骄恣日甚，上颇苦之，而中外大臣，无一敢言其罪者。邬先生固早窥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疏上，隆科多果获罪，而文镜宠遇日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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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知人善任的清世宗也非常清楚，田文镜是必然想不到在这个时候弹劾隆科多的，他的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就这样，在清世宗的询问下，田文镜向清世宗道明了邬思道的存在，而邬思道也就这样为清世宗所知。“是时上亦知邬先生在文镜幕中，文镜请安折至，有时辄批：‘朕安，邬先生安否？’其声望见重如此。”
在之后的时间里，田文镜在邬思道的辅佐下，很好地推行了清世宗实施的“新政”，并且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政绩，不仅被清世宗升任为其专设的河南山东总督，更是与李卫、鄂尔泰一起成为了全国封疆大吏的典范。
可邬思道在“功成名就”之后选择离开了田文镜。
而田文镜在其晚年的时候却是“昏招频出”，不仅用人不当，行事苛刻，成为了河南官场和百姓口中的“酷吏”，甚至还在瞒报河南灾情，险些让自己是晚节不保，与之在此前的卓著政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也可见邬思道的能力，以及其对于田文镜的价值和作用。“已而文镜以事与邬先生龃龉，渐不用其言，邬先生愤而辞去。自此文镜奏事，辄不当上意，数被谴责。不得已，使人求邬先生所在，以重币聘之返。邬先生要以每日馈银五十两，始肯至，文镜不得已，许之。邬先生始再至大梁，然不肯居抚署中，辰而入，酉而出。每至，见几上有红笺封元宝一铤，则欣然命笔，一日或偶阙，即翩然去。文镜益严惮之，圣眷渐如初。”
邬思道，绍兴师爷的“开山鼻祖”
“师爷”，就是官府以及大户人家幕僚的代名词。而在清朝时期，最有的师爷群体，便是绍兴师爷了，尤其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几乎所有地方督抚的府上，担任重要角色的幕僚都是出自绍兴。
其实，绍兴之所以盛产师爷，还是与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的。
浙江省素来有“三山六水一分田”之称，尤其是绍兴地区，多山多河，耕地有限，因而许多人都是以读书作为自己的人生出路，所以从很早的时候开始，这里就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同时也成为了全国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
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绍兴人便非常热衷于读书参与科举以博取功名，这就使得绍兴地区除了涌现出大量的进士、举人外，也有着不少“名落孙山”的人士，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也就同邬思道一样，选择成为了游幕，以维持自己的生计。
在为雍正皇帝所知后，邬思道的可谓是名声远播，而邬思道也深知“高处不胜寒”的道理，就此选择了急流勇退，婉言谢绝了田文镜，回到了绍兴老家。
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记载：“邬先生一身客大梁，无妻妾子女，每日所得之五十金，持之归，或以施振贫乏，或剧饮妓馆中，必不留一毫至次日也。后文镜卒，邬先生去大梁，他督抚闻邬先生名，争以厚币聘之，而竟不得所在。久之，或言邬先生已被召入禁中矣。”回乡后的邬思道除了潜心编书，写下了《游梁草》、《抚豫宣化录》等著作外，就是开设专门的“学堂”，教人读书识字的同时，也在分享自己在担任幕僚时期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和他一样，能力出众的幕僚师爷，绍兴师爷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名声大噪。
而也正是因为如此，邬思道便成为了越中地区公认的“幕僚祖师爷”，并就此享有了绍兴师爷“开山鼻祖”的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