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我国延续了上千年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是平民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一旦金榜题名，便可以如鲤鱼跃龙门一样，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而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的大统一王朝，人口规模远超历代王朝的同时，清朝科举考试范围广、竞争压力大，因而不好管理，致使科举舞弊之事时有发生，甚至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场舞弊案，都发生于清朝。那么，这些舞弊之人都是怎么作弊的？而清朝，又是如何严防科长舞弊以及严惩科场作弊的呢？
科举舞弊之风由来已久，《明史》中便有记载：“科场弊窦既多，议论频数。其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到清朝时，人口的增多导致功名的获取难度加大，巨大的压力下，旁门左道应运而生，以至于人们普遍相信，从童试到乡试乃至会试，没有不可以作弊的，而且作弊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
首先便是“通关节”，所谓关节原为过关用知府节，引申于科举，便是在考卷中以特殊字眼为标志，而后贿赂判卷者，从而脱颖而出。后来逐渐变成直接对主考官进行贿赂，有的主考官甚至还会卖题，比如历史上著名的唐伯虎，就曾卷入过科举卖题案。
此外还有找人代考，这种方法风险极大，却屡试不爽，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为考生代考的人。清朝中过探花的商衍鎏就曾说：“童试大弊稽查之尤难者，则为枪手代倩之风。”还有民国著名人物胡汉民，就经常代考，并且赚了一大笔钱。由此可见，清朝的科举代考俨然成为了一条利益链。
同时还有冒籍，即跨地域冒户籍报考，这主要是教育发达、竞争力大的地区考生冒籍到教育落后的地区参加考试，出现这种情况是又各层次功名数名额分配引起的，其中舞弊者以浙江、江苏等地学子居多，比如清末实业家张謇便是从他所在的海门厅冒籍到如皋参加童试的。
最后，对于穷人学子来说，最经济好用的办法，莫过于夹带小抄，这些这些考生把四书五金的一部分写在鞋底，手掌或者身体的一些隐蔽地方。有的考生甚至还在衣服上写满小字，如今国家图书馆就藏有一件写满小字的考生衣服，种种作弊手段，不胜枚举。
面对这些作弊方法，中央官员自然不会放任不管，比如乾隆皇帝时，便对科举弊端进行了整治，乾隆皇帝要求士人应该立志向学，端正士习，表率民俗，这就是在思想上教化人们不要舞弊。在实际行动上，清朝也有着较为系统完备的舞弊防范措施。
首先要验明考生身份，以防冒籍、代考等情况出现，考生报名时必须注明姓名、年龄、籍贯，以及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人的出身，地方官员要负责验明，而到乾隆之后，还要有一省的巡抚专门负责防止科举乡试作弊。
其次，还有着严格的考场回避制度和保密制度。回避制度主要是针对考官的子女和亲戚，这些人不能入考官的考场。至于保密制度，是负责出题的阅卷官员进入贡院公堂入住后，便不得随意出入，直到考试结束。同时考卷上收之后，还要由专人依次誉写抄录，以防判卷之人认识考生字体，或者考生在卷子上做下特殊标志，判卷之后，还要复核、登分，然后在复审，核对考生姓名、对号入座，一切无误之后才能张榜公示。
还有就是防夹带，考生入考场前必须进行严格的检查，参加考试的学子只能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东西，同时只能穿单层的衣服，鞋底也不能过厚，笔管必须是镂空的，食物如糕点类必须切开。
最后，清廷还制定了《钦定科场条例》，将科举考试纳入法律范围，可即使这样，也无法抑制轰轰烈烈的科举舞弊风气，终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于是便有了极为严厉的科举舞弊处罚制度。
清朝科场大案主要发生在乡试，最大的一场科场舞弊案是发生在咸丰戊午年间的顺天乡试，由生员平龄朱墨卷不符引发。当时平龄中举，但他却是戏子，按清律是不能应考的，更遑论中举，于是人们怀疑其作弊。经核对，平龄的墨卷（考生所做）中有多处错误未在朱卷（专人誉录）中出现，显然是有人修改，后经查证，发现该科几十份考卷都有问题。咸丰皇帝听说后，龙颜大怒，下令严查，终于查出原来是主考官柏葰听受嘱托，让考生罗洪绎“通关节”中举所致。最后，一品大员柏葰被斩，同时还有九十人受罚，其中五人被斩，其他的或流放或入狱，处罚的严厉程度可见一斑。
总的来说，科举自隋唐后越来越被世人看重，虽然有严格的防作弊制度以及处罚制度，但人们为了功名还是甘愿铤而走险去作弊，作弊手段也是五花八门，这些舞弊的出现严重破坏了科举的公平性。直到清朝时发生了最大的科举舞弊案，柏葰也因此成为因舞弊被杀的最高级别官员，此后，清朝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大的科举舞弊案，但却不是因为柏葰的死，而是人们已经对科举舞弊之事习以为常了，早已忘记什么才是正常的制度了。
史海心语，话古今，了人物，学精髓，晓世事，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