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明末清初，刚刚入主中原的清廷由于昏招频出，北方抵抗清军的激烈程度根本不逊于南方，但因为南方为我国的文化中心，当地的抗清事迹多被人们记载下来，所以显得南方抗清运动要高于北方，北方则显得黯然失色。
其实一翻史料，关于北方反抗清军的史料真是一抓一大把，用多如牛毛来形容也不过分。
首先，来看看《清实录》。
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土寇秦尚行、王家忠、翟从谔等乘青州之朝，复聚众作叛，欲结交刘泽清共扶杨威称帝，势甚猖獗”。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山东满家洞农民起义，聚集数万人，“界连四县，穴有千余，周回二三百里”，反清起义声势浩大。这是关于明末清初山东农民起义军领袖谢迁的记载。顺治三年（1646年）底，“贼首谢迁，结连南山诸贼，攻陷高苑，官兵进剿，擒斩伪军师赵来乡等，诸寨悉平”，“叛贼小霸王等陷莘邑，盘踞日久。同知刘自昌、参将邢邦勋击贼于董王庄，大破之，遂复莘县”。顺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同样是在山东，贼首“丁维岳、张尧中肆毒东兗，陷城劫库，势成燎原”。还有榆园农民起义军，“数日之内，袭陷四城，聚众至数十万”，分布于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界处。
以上都是山东一带的农民起义。除此之外，还有山西宣化、大同等地的农民抗清起义也是势成燎原，“但见满山遍野，俱是贼兵”，连妇女都上了。
而在顺治五年（1648年）十二月，姜瓖在大同举起反清大旗，受不了苛政的山西人民群起而响应之，“叛者不止大同，附近十一城皆叛”，几乎山西全境都在起义，直到顺治六年（1649年）底清廷才完全平定事态，山西人民的抗争非常悲壮。不仅如此，“姜瓖反正”还带动了陕西、甘肃的抗清运动，“榆林、宁夏、甘肃三总兵同时并起，全秦震动”，像榆林城惨烈程度就很高，吴三桂“急攻数日而拔，屠其城。榆林大姓尤、杜、种，皆世将也，杀戮殆尽”。还有米喇印、丁国栋率领的回民起义也沉重地打击了清廷。
《八旗通志》
这也只是北方抗清的冰山一角。而事实就是，北方如河南、山东、陕西、陕西、甘肃等地都发生过剧烈的抗清起义。从《八旗通志》的《忠义传》里清军死亡军官的比例上就可以反映出北方的抗清运动根本不逊色于南方。别的不说，光死于山东当地农民起义（清廷称他们为“土贼”）就有满八旗军官就有12位、蒙古八旗1位、汉八旗4位。
这统计的仅仅是山东当地起义军的战绩，如果把闯王击毙的清军军官算上，会更多。
山西反清起义时，山西人民击毙的清军军官有满八旗17个、蒙古八旗2个、汉八旗19个。
而从数量上来看，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顺治八年（1651年）这个时段，阵亡的74名满八旗军官中有43个死在了北方，这其中有死于剿当地“土贼”的、有死于原明官军反正引发起义的（姜瓖、丁国栋）、有死于李自成大顺军抵抗的（如山海关之战、潼关之战、延安之战、真定之战等）。顺治八年（1651年）到康熙元年（1662年），北方的反清运动日渐式微。而南方则渐渐进入高潮，对清军杀伤最大的无疑是来自拥明的孙可望（后叛）、李定国为首的大西军余部、郑成功部，其次就是金声桓南昌反正之战。
北方的抗清运动由于更加靠近清朝统治的核心区，大规模抗清的时间比南方短也是在情理之中，真的没什么可以指责的。
抗清运动中最差的就是南明官军，占据东南半壁、拥有四镇的弘光政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整个弘光政权总共击毙满八旗军官3位（其中那个叫布颜岱的还存疑，可能是被民间力量给击毙的）、蒙古八旗2位，汉八旗3位。
马士英
瑚密啬、阿布图、诺门多礼死于马士英部的反抗，岱纳、金应得、祖应元、李向舜死于史可法指挥的扬州之战，布颜岱只模糊地记载死于江南，且存疑。那么问题来了，被弘光政权所倚重的江南四镇呢？30多万大军抗清战绩何在！
当然，人们都记住了南方的抗清运动，而对北方的抗清运动并不了解也是明末清初历史叙事的特性造成的结果。
首先，江南做为明清时期的文化中心，其文人数量比其他地区更加繁多。所以，南方的抗清运动经过大量文人写作的野史保留了下来，传播自然广泛。而北方当时饱受战乱，也缺乏著书立说的环境，导致了民间写作史料相对较少。所以，北方军民的抵抗大量的做为清军的战功保存在实录和官方档案里，而这些史料说实话极其枯燥，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懒得看，民间野史又少，缺乏传播广度，自然就会让人产生这个误解。
其次，自顺治元年（1644年）后，各个明宗室在南方建立政权想延续明朝国祚，导致了舆论焦点向南方集中，明朝遗民的叙事自然而然的以南方为重点写史，反而忽视了北方的抗清运动，所以很容易让人产生“南方抵抗不屈，北方望风而降”的错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