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噶尔民族贸易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丹噶尔地区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便利。丹噶尔即今青海湟源县，在西宁西约九十里处。
其地南临湟水，北靠祁连山，西南倚日月山山脉，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素有“海藏通衢”和“海藏咽喉”之称。
丹噶尔处在青海地区农牧交错线上，丹噶尔以西为牧业区，以东则是农业区。丹噶尔在雍正后又成为了甘肃行省和青海办事大臣所辖蒙藏游牧区（这是清代“青海”的地域范围）的行政分界点，即处在所谓“边内”和“边外”的交界处。
丹噶尔处在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上，自清政府在丹噶尔设立互市之后，丹噶尔的商业地位超过西宁，成为了青海地区的民族贸易中心。
汉以来，丹噶尔地区一直是西羌之地，青海苦寒之地，难以耕种，历代并没有人居住。到了明末清初时期，以丹地原为东科尔寺。
可见丹噶尔民族贸易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东科尔寺的影响。明末清初，固始汗借助藏传佛教的力量巩固对青海的统治，所以藏传佛教对青海的影响甚大。
顺治五年（1648年），西藏乐科尔四世呼图克图嘉木央嘉木错在八宝山之阳修建了东科尔寺，雍正二年，镇压罗卜藏丹津叛乱，东科寺被焚，雍正十一年，清政府重建东科尔寺。
清初，清政府甚至将茶马互市地点改在东科寺附近，东科尔寺寺院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丹噶尔地区民族贸易的兴起。乾隆时期，夷使进藏熬茶，都是在东科尔寺进行交易。
丹噶尔民族贸易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丹噶尔地区的地理区位优势，靠近府城西宁，又离日月山脉不远，地处蒙藏民族与内地商人往来的交通要道上，所以丹噶尔才能在清中期后，商业繁荣程度超过府城西宁，成为了青海地区的民族贸易中心。
宗教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较小，但也不可忽视。
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采纳了年羹尧的建议，择定西宁西川边外的日月山为茶马互市地点。
雍正三年（1725年），因蒙藏民族贸易需求的扩大，只在日月山互市恐不能满足黄河东西两翼蒙藏民族的物质需求，因此岳钟琪奏称，将贸易之地移在西宁口外丹噶尔寺，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这是丹噶尔地区贸易互市之始。
乾隆九年（1744年），西宁道佥事杨应琚，“以丹噶尔路通西藏，逼近青海，边隘声息关重，又为汉、土、蒙古、回民并远近番人交易之所，乃有武弁并无文员，应添设县佐一员，详黄大中丞廷桂”。
从杨应琚这一奏议中可看出，到了乾隆早期，丹噶尔已经成为了汉土、蒙古、回民并远近番人往来贸易之所，所以应添设官员管理该地的民族贸易和关隘事宜。
嘉庆道光以后，丹噶尔的民族贸易达到鼎盛时期，陕甘总督杨遇春以丹噶尔地方为汉土、回民、蒙古、番子往来交易之所，从前外夷来此贸易的也很多，建议设驻简缺主簿一员，专司约束稽查贸易。“道光二年，因商贾云集，事务繁杂，奏请改为繁缺主簿”。
从这两则文献记载可知，嘉庆道光时期，由于丹噶尔地区民族贸易繁杂，特设官员来管理贸易事务。由此可见丹噶尔地区行政建设的不断加强和扩大，反映的是当地民族贸易发展水平的提高。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以农为本，商业为其末，但是丹噶尔城内商业甲于农工，从事商业的约有千余人，资以食者四千余人，约有四分之一的人都是商业人口，可见丹噶尔境内商业比重高于农业，这在中国古代是罕见的。
嘉庆道光时期，丹噶尔城内形成了好几条街道，“城内街巷，东西城门对开一条相望，曰东大街，西大街”，临东城门有仓门街、九间街，在东大街的北面有北街、南面有南街，临西城门北面有隍庙巷子等。
到了晚清，由于青海地区战乱频繁，受到战争的影响，丹噶尔地区的民族贸易走向萎缩和萧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