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以前用秦、晋地名封王，清朝却改成了恭、睿这样的“吉利话”？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吉利话”封王并非清朝首创。
皇子封王，是从西汉刘邦开始的，这种封叫“裂土分茅”，也就是有王爵、有领土、有官署，是正经立国。在这之前，周虽有分封，却封不出王来，因为周天子本人才是王，分封的子侄，爵位最高的也就是侯，反倒是宋国这种前朝殷商之后，封的是公爵。
在西汉法律层面，这些国王，比如代王刘恒、齐王刘肥，统称为“诸侯王”，或者简称“诸侯”，也就是说，“王”才是“诸侯”，而那些“拜相封侯”的萧何、曹参、张良的封爵则是“彻侯”，是二十等军功爵制的最高等，次一级的叫“关内侯”，比如景帝时代的丞相申屠嘉拜相之前就是这个爵位。
过往学术界往往采信古代史书注释中的解释，认为将“彻侯”改成“列侯”是为了避汉武帝刘彻的“讳”，然而，在里耶秦简中保存着一块“更名方”（《里耶秦簡》8-461简牍“更名方”），详细记载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改“彻侯”为“列侯”，改“内侯”为“轮侯”，而这个信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早有记录。
无论名字如何，在西汉时，列侯、关内侯是不可能被称为“诸侯”的，这是个严谨的制度规定。
汉初的诸侯王，不但有自己的国家、领土，甚至有自己的宗庙、法律，也就是刘邦所分封的同姓诸侯王，在“法理”上就是独立的国家，只是要对长安的皇帝效忠罢了。
不过“原初法理”是一回事，帝王的权力意志是另一回事。在汉高帝、惠帝、高后时代认可的制度安排，到了汉文帝之后，即逐步推翻，一系列的“独立权力”也一步步地收回，比如在齐王嫡脉断绝之后，文帝即收回齐国封地设置郡县，推行“汉法”，一年之后，才将疆域广大的齐国拆分，封了一群“齐诸王”（齐、济北﹑济南﹑淄川﹑胶东﹑胶西﹑城阳七王均为齐悼惠王刘肥的子孙）。
至于淮南王刘长，罪名之一更是“不行汉法”，文帝将他饿死后，收回了淮南国的封地改为郡县，多年以后，才在民间舆论的压力之下，裂其地为三国（淮南、庐江、恒山三王均为淮南厉王刘长之子）。
“行汉法”之后，就是对人事任免权的侵夺，在汉初体制下，诸侯王相国或丞相往往是汉帝任命，而以下的重臣则由诸侯王任免，在景帝之后，此类权力都被收归中央，诸侯王的“朝廷”彻底成为空架子，甚至成为中央监视“诸侯”的耳目和代理人。
不过，实权的丧失并未否定“诸侯王”的法理地位，自两汉至魏晋，“诸侯王”都有“实封”的封国，也有一套“领导班子”，并且要到封国居住，称之为“就国”，所以，封王的王号，要么是单字的“国名”，比如赵、齐、楚、梁，这些往往是一流的、覆盖多郡的大国；要么就是双字的“郡国名”，比如河间、淄川、济北、琅琊、东海等，就是以郡名标识封地。
无论是“单字”还是“双字”，都是为了标识封地区域，基本不会出现封赵王，封地在江南的情况，当然，东晋永嘉南渡之后另当别论，当时连州、郡都要在江南“侨置”，封国自然也没法跑到别的政权地盘里落实。
总结起来，这一套体系的特点就是“实封”加“就国”，一直施行到了隋代。
到了唐代，新的变化出现了。
唐朝制度化地确认了“亲王”“嗣王”“郡王”的级别差异，却都属于“封而不建”，也就是说，有封号王爵可以领取对应的收入，但是不建国，自然也就没有对应的封国，王号和封地之间不再存在联系。
所以，在唐代，尤其是唐玄宗之后，“吉利话”的王号广泛出现，比如说他的儿子永王、延王、怀王、信王、义王、寿王，如果硬贴，也有些地名可以靠得上，比如怀州、永州、延州之类，但更多的是“吉利话”成分，一方面这些单字王号并非古国名，另一方面，唐玄宗设“十王宅”，将皇子王孙们集中监管居住，哪怕身有王爵，活动区域也仅限于府邸范围，“就藩”“就国”之类的事儿就甭想了。
到了宋代，对宗室的管理，也是集中居住、集中管理，不过在封爵制度上却更具“五代”特色，王爵基本为终身爵，且皇子不直接封王，而是先封低级爵位或职位，逐步迁转，也就是一步步升起来，封王后，其子孙无问嫡庶，以其中最长一人，封公，其余子孙则以“门荫”入仕，担任环卫官，再以序迁转，必须熬资历，最终特封以王爵（郡王），需要注意的是，此王爵往往并非其父的王爵。
也就是说，大多数宋代的王爵不但没有“实封”“就国”，就连“世袭”都做不到，不过这些王号，基本遵循着“国名”和“郡名”的惯例。
整个制度只有几个例外，即四个“嗣王”，宋神宗时，始封其本生叔父赵宗晖为“嗣濮王”世袭，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神宗之父宋英宗并非前任宋仁宗的亲子，而是其弟濮王之子，以养子的身份入继大统，宋神宗的此番举动，实际上是照顾自己的血脉亲人。
此后，到南宋时，又封了“嗣秀王”和“嗣荣王”，以及“嗣沂王”，这三家无一例外的都是皇帝的生父或养父的后代，而其中的“秀”“荣”，都并非古诸侯国名，也就并不具备地理指向意义，只能是“吉利话”。
元朝的封王制度非常复杂，就不细论了，简单地说，诸王有封地，也有食邑，两者又有区分，前者多为草原兀鲁思分封，也就是分封人户的驻牧地，等于“领主”；而后者则是“五户丝”食邑，是元朝对诸王后妃公主驸马授予的中原汉地的区域赋税特权。
“五户丝”即窝阔台时期规定的江淮以北地区的汉地赋税，每2户交1斤丝给官府，每5户人家交1斤丝给被封之家。
在元朝治下表现恭顺的诸王，往往兼有上述两者，比如弘吉剌部的后人，就被封为“鲁王”，封地在全宁路（今内蒙古赤峰市），食邑则在济宁路（今山东济宁市），这个“鲁”就比较遵循惯例，指向了食邑所在地的古国名。
不过元朝的王爵又以“金印”为等差，有金印驼纽王，有金印螭纽王，有金印兽纽王，金镀银印驼纽王，有金镀银印龟纽王，虽然大部分遵循上述的惯例原则，一部分封地不详的王爵，也有“吉利话”的成分，比如威武西宁王、镇西武靖王，一为驻牧青海，一为受封乌斯、藏、纳里速（即西藏的卫、藏、阿里地区）。
到了明朝，朱元璋继承了元朝封藩建国的制度，所以，明朝早期的藩王有封国、有护卫，有官署，到了明成祖靖难之后，才进一步压缩藩王权力，形成“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局面。
但是，由于朱元璋的子孙众多，历代皇子必封王就藩，单字“古国名”根本不够用，地理对应关系也就最开始的洪武朝能够照顾到，比如秦王在西安、晋王在太原、周王在开封、代王在大同，当然，也有一些奇葩，比如谷王，封地在宣府，得名似乎就是因为“一片谷地”，韩王封地更在甘肃平凉，对应不上典故。
洪武之后变化就更多了，比如沈王原本建藩在沈阳，永乐朝迁到山西潞州，还是叫沈王，宁王原本建藩在大宁，永乐朝迁到了江西南昌，这些还算有出处的。
到后来，新封的王爵实在没得用字，地理对应关系更是谈不上了，比如明朝“荣王”朱见潾，先封“荣王”，封地在德州，后改封“德王”，封地却换到了济南，而之后的“荣王”朱佑枢，封地却在常德（今湖南常德），“淮王”受封，王府却在广东韶州府，后来迁到了江西饶州府，俩地方和“淮”字真是扯不上关系。
现实是，明朝一样存在一堆靠着“吉利话”凑出来的王爵王号，比方“瑞、惠、裕、福”，这些都不是古国名。
到了清朝，宗亲封爵根本没有封国，这比明朝更进了一步，所以王爵王号更彻底地走向了“吉利话”，而不再用地名，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郑”和“豫”都是古国名，相对来说，反而是特例。
既然“封国”“裂土”“就藩”全都不复存在，王爵制度也不再需要用地名来区分大国、郡国，名字自然可以随意一些，比如“顺承郡王”“克勤郡王”“衍僖郡王”“平郡王”，这四个名字其实都是一家子的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