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清朝，首先涌现的是晚清那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场景：失土无数、赔银亿万、闭关锁国、愚民甚恶……
中国在近代所受耻辱，一多半似应归罪于满清，这也许是大多数国人的观感。中国曾执世界牛耳上千年，盛唐雄汉是何等荣耀的经历。落后于时代，也是从乾隆中期延续至晚清这个阶段。对其颇有微词，确有充分理由。
怒其不争，未能给新时代遗留好的开端。但不能因此否定清代一切功绩，尤其在现代中国疆域形成上，满清贡献很大。
先上几张图：
由图一看出，明朝时期内外蒙古、新疆地区不在疆域之内
图二看出，明朝时在新疆位置有一个叫亦力把里的汗国。还有个名字叫东察合台汗国，是蒙元四大汗国之察合台汗国的延续，之后又演变为叶尔羌汗国、准噶尔汗国。准噶尔汗国很不安分，虽和清朝是主从关系，但时有作乱。历经康熙、雍正时期的削弱，终于在乾隆时期平定，彻底并入清朝版图。
图三，清末失土集中在外东北和西北地区，合计150万平方公里。外蒙分离的情况很复杂，清亡时尚属中国版图，不能完全归罪于清朝。
清朝成功的对蒙政策，使该地区固化下来
明朝未能很好的解决蒙古问题，强悍的蒙古势力，始终对明政权构成巨大威胁。
明的国土承袭于元朝，蒙元崩溃后残余力量仍然强大，成祖朱棣号称“天子守国门”，甚至把都城由南京搬迁到北京，防范蒙古势力是一个很重要因素。
在明英宗时代，明皇甚至被瓦剌所擒，瓦剌所指的就是除蒙元直系（黄金家族）之外的那部分蒙古势力联盟。
即使到了明晚期，女真崛起前，蒙古仍是明王朝的一大敌对势力。辽东边帅李成梁主要对付的，也正是他们。
清朝则成功地改变了这一局面：
满蒙大面积联姻，成功将满蒙结成利益共同体。这种联姻同和亲、赐婚不同，是基于平等的通婚，而且规模、深入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盟旗制度、爵位制度。各盟旗之间以地域归属，不得跨境，这限制了各部间的流动沟通，自成一体。不惜以高爵封赐蒙古贵族，满蒙至少在形式上是平等地位，故有满蒙一家之说。
宗教制度。大兴黄教，内外蒙古各设一活佛。信仰使人有精神寄托，消弭反抗、弱化武力。僧人地位尊崇，有很多优厚待遇，使得大批成年男子当了喇嘛，高峰时达成年男子半数。
困扰中原政权多年的蒙古问题，被清朝一举消除。
相比明面上的疆域，统治方式、控制力度才是关键
历史上出现的“地图拓疆”事例不少。比如，元朝疆域图中，北面一度到达北冰洋，那么元朝真的往那里派驻了官员、军队加以管理吗？存疑。
现代意义的主权概念，是指在辖区内具有至高无上、排他性的权力。
古代历史上，对于边疆地区，很多都是采取羁縻方式控制。即笼络当地族群头领，封以爵位官职，代为管理。明清时，又称为土司制度。
这种方式虽把边远地区的统治简便化，也大为增加了明面上的疆域，但极不稳定。王朝强大时，土司们还能听从命令，一旦衰落，往往脱离中央政权管控，各自为政。
如明初曾设奴儿干都司（包括东北广大地区），即为羁縻统治方式，只是设置卫所，具体让各部落首领自行管理。到了明中期瓦剌强大起来，明朝边策有所收缩，终在宣德年间废止。
再如西南边境和中南半岛的三宣六慰制度。随着明朝衰落，对边疆管控力不从心。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宣告瓦解。土司们纷纷独立，或归附了日渐强大的缅甸东吁王朝。
西藏情况大致相同，设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以及朵甘行都指挥使司。亦赐予当地僧俗领袖官职、封号，代为管理。明对西藏的统治体现是，西藏对明王朝保持朝贡。
这种朝贡说直接些，就是吃明朝的“大户”。初期仅数十名使者，明对此回以厚赏。为获得更多赏赐，贡使人数竟增长到数千人，甚至出现假冒骗赏的使者，以至明朝不得不加以限制：
每王遣使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由四川路入，国师以下不许贡。
类似情况也出现于瓦剌对明朝的朝贡中，以至矛盾激化引发战争，致英宗被擒。好笑的是，西藏明面上服从明政权，私下却与瓦剌暗通款曲。
羁縻统治的控制力度实在有限，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明王朝最看重的，还是汉地十八省。
清朝对元、明时期边疆政策予以总结和纠正，真正将这些地区纳入中央直辖
清雍乾时期，开始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裁撤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土司，换以朝廷直接任命的流官（即有一定任期，流动的官员）。这无疑对消除叛乱因素、加强边疆统治、维护国家统一有积极意义。
边疆地区再也不是世袭土司们的“独立王国”，而是一体接受国家政令和管理的法内之地。
对于情况较为特殊的西藏，清朝也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办法：
两大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必须经过清朝册封。
设立全权驻藏大臣，代表清廷与当地首领共同管理，这使中央政权真正参与了对西藏的统治。
建立金本巴瓶掣签，加强清廷对转世活动的监管和任命授权。
自此，蒙、藏、疆等历史上的事件多发地，真正紧密同清廷融为一体，由松散的羁縻统治转变为事实控制。
这才是清朝对中国疆域所做的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