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为收复被阿古柏匪帮窃据达十年之久的新疆，清廷陕甘总督左宗棠挥师西进。这场战争的胜利，让左宗棠从此名垂青史，也使胡雪岩圆了“红顶商人”之梦。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潇湘大道的雕塑《湘江夜话》，以林则徐（右）和左宗棠1849 年在长沙湘江边会面，并彻夜长谈抵御西方列强入侵、保卫新疆的历史故事为主题
鸠占鹊巢
公元1759年，清军平定天山南北，将这块汉代西域都护府、唐代安西都护府的故土，重新归入了大一统王朝的版图。乾隆皇帝遂取了“故土新归”之意，将这块广袤达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命名为“新疆”。到了一百多年后的1864年6月，库车的一群无力缴纳粮赋而被迫服劳役的百姓发动了起义，星星之火引发了全疆暴动。这场起义虽然倾覆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但是领导权却落到了大大小小的“伯克”（突厥语意为财主、贵族）们手里。这些利欲熏心的封建主各自割据，互相混战，致使天山南北一片混乱。最终，整个南疆都落到了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雅霍甫的外国人手里，此人在汉文史籍上被称为阿古柏。中国的大好河山却被一个外国人所割据——“鸠占鹊巢”正是对这段动荡历史中最为荒诞一幕的真实写照。
阿古柏像
阿古柏大约是在1820年出生在中亚历史文化名城塔什干附近。1847年，不满三十岁的阿古柏出任阿克麦吉特（意为“白色清真寺”）伯克，成为拥有自己势力的一方诸侯。
1866年，阿古柏带着六十八个死党从浩罕窜入新疆，在封建主们的混战中渔翁得利。1867年，天山以南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都被消灭，阿古柏自称“毕条勒特汗（洪福之汗）”，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统治。
1870年，阿古柏甚至侵占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但他貌似强大的政权，根基仍旧十分脆弱，按照当时曾潜入喀什噶尔“访问”的俄国军事观察员、三十年之后曾在日俄战争中担任俄国“满洲军总司令”的库罗巴特金上尉的看法，尽管阿古柏取得了南疆“所有城镇的统治大权”，但“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因而，他从一开始执政的时候起，就决定依靠军队的力量。”为了笼络追随自己亡命入寇新疆的浩罕军人，阿古柏在占领区恢复了中世纪军事封建采邑制度。军官们按不同级别领有相应大小的采邑。他们并不拿阿古柏的工资，其收入来自于辖区征收的赋税，数额多少完全取决于这些人的意愿，抑或是良心。
可想而知，“洪福之汗”治下的人民会有什么“洪福”可言：在名目繁多的“常规”税种之外，每个礼拜还要交纳一次保护费（美其名曰“警察捐”）。残酷的剥削使得劳动者大多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沦为奴隶的各族人民在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的“巴扎”（市场）上出售。
“塞”“海”之争
差不多在南疆爆发起义的同时，天京失陷，太平天国运动走向终结，大清帝国的首次近代化的努力——洋务运动也开始兴起。当时的史家不无溢美地将这段时期称为“同治中兴”。庞大的帝国在付出骇人的代价：中国人口从1851年的4.36亿，减少到1867年的大约2.8亿。之后，终于开始缓慢地恢复秩序和元气，“收复阿古柏窃据的新疆地区”随即摆上了清廷的议事日程。1873年11月，时任陕甘总督的“中兴名臣”左宗棠调兵遣将，准备发兵新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874年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此事虽然最后和平了结，但围绕着“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清政府内部发生了激烈辩论。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帝国突然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竟然是“从海上来”！而大清的水师既不能歼敌于海上，炮台亦不能御敌于海岸，加强海防顺理成章地成为朝野的共识。可是建设海军费用不菲，购买一艘大兵舰动辄就是几十万两白银。因此，以“海防”为重，停止出兵新疆，把经费用于海防，就成为朝廷上不小的呼声。所谓“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持此论调的便是另一位清廷重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
李鸿章像
守旧派官员大多反对放弃新疆，比如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就斥责洋务派在改变了“祖宗之法”的同时，也丢弃了“祖宗之地”。保守的思想和爱国的精神，在这时显出了不那么协调的一致。
以当时的形势论，欲壑难填的沙俄侵略者在征服中亚细亚的同时，以“代为收复”的名义武力强占了我国伊犁地区，进而要求阿古柏政权臣服。可以想见，如果清廷放任阿古柏政权的存在而不去剿灭，所谓“哲德沙尔汗国”盘踞的大片中国新疆的土地，也会像希瓦、布哈达、浩罕这几个中亚汗国一样变成俄国的下一份盘中餐，而十九世纪的沙俄在东方的侵略扩张行动，从来是没有尽头和界限的。左宗棠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因为海疆多事，所以才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新疆的阿古柏政权，以便集中全力经营“海防”。不然，就会“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放弃新疆就是自撤藩篱，沙俄必将得寸进尺，不但甘肃和陕西堪忧，就是北路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也失去保障，这样北京城也会丧失门户，后果不堪设想。清政府考虑到攸关北半个中国的存亡，最终决定采纳左宗棠的意见。一场“海防”和“塞防”的争论才告结束。
积粮筹款
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说起战争的准备，无非“兵”、“粮”、“财”三字。此时，集结在西征军大本营肃州（酒泉）的清军，已经有一百多个营，达七万之众。为了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左宗棠又殚心竭虑搜集了足可供大军食用一年的粮食。唯独“财”成了大问题。从河西走廊运粮到阿古柏占据的乌鲁木齐附近，路程是八百五十公里，每百斤粮食的运费就高达二十两白银，差不多是凉州一带粮食原价的二十倍，阿古柏的巢穴喀什噶尔更是远在一千八百公里之外，光是出关粮运经费每年约计白银二百余万两，加上西征军官兵的饷银，每年共需经费八百余万两白银——银子从哪里来？
要是时间倒退一百多年，这根本不是问题：西征的费用自然是由大清国库买单。但此一时彼一时，随着湘、淮军等地方势力的崛起，清廷的财权也随之下移到督抚大员手里，战乱甫定，素来作为清廷财源的东南各省都是百废待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此外，虽然左宗棠在“海防”和“塞防”的辩论获胜，主导朝政的“洋务派”依旧“但急洋（海）防，于塞防漫不经意”。1875年7年，总理衙门正式议定海防筹饷办法，有限的资金集中建设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去了，“东南厘金大宗既被洋防占去，其波及塞防者固不能多也。”几番周折下来，左宗棠几乎绝望，感慨西征大业“将如海市蜃楼，转眼随风变灭矣”。
走投无路的左宗棠最后想起了一个人：胡雪岩。
胡雪岩画像
早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胡雪岩在办理善后中的“急公好义，实心实力”就给左宗棠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人就此结下渊源。1866年，胡雪岩还主持上海采运局务，购买了大批洋枪洋炮装备左宗棠的西征大军。以西征军主力，西宁道尹刘锦棠所部老湘军为例，这支一万三千人的精锐部队（步兵十八营，骑兵七营），拥有各种来福枪多达两万支。此时的左宗棠在得到清廷“何惜筹备巨款”的绿灯放行之后，又只得请胡雪岩出面，在上海滩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以充抵军费不足。
实际上，当时各洋行的流动资金并不充裕，要借外债谈何容易，连恭亲王奕訢向洋人举债都被拒绝过，诚如左宗棠所说：“闻今年海口缺银，出息三分尚无借者，不知明年又将何如，已致信胡雪岩，问其如何设法”。
好在胡雪岩就是有办法。早在结识左宗棠之前，胡雪岩就几乎和上海的所有洋行和著名买办人物打过交道了，他也成为这些外资乐于合作的官员经纪人。而且，当时上海的外国金融业基本被英国财团垄断，而胡雪岩旗下的“阜康钱庄”又恰好与英国渣打银行有生意往来，于是胡雪岩亲自出面，向其借款。对于敏感的借款对象问题，胡雪岩的态度是：“谈得成功，我是代表中国政府；谈不成功，我只代表我自己。”在与渣打银行经理首次面谈中，双方在利息、借款期限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搞得不欢而散。后来经过几昼夜的秘密谈判，双方终于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今天已经很难知晓，胡雪岩在密谈中究竟是用什么手段搞定了这位自称“中国通”的渣打银行驻中国地区总经理；但可以确认的是，当时洋人所标榜的“职业操守”或许也得打个折扣——这位“中国通”居然“入乡随俗”向胡雪岩索要了回扣。
无论如何，胡雪岩终于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为担保，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二百万两，开中国政府商借外债之先例。此后更是如法炮制，依靠自己在上海滩生意场上的商业信誉，先后四次出面向汇丰银行等英国财团借得总计白银1595万两，解决了西征的经费问题。这被左宗棠称赞为：“雪岩之功，实一时无两。”
当然，英国人绝不是慷慨到要为左宗棠西征提供财政援助，向他们借钱是要利息的，而且是货真价实的高利贷。当时一般的贷款行情，年息最多不过4%，而西征借款的利息居然超过了10%。在股东大会上，汇丰银行的董事长承认，“从中国借款中所得的好处是很可观的”。到1882年，西征借款本金只归还了833万两，利息反倒付出了395万两，差不多占到本金一半。这被当时的《申报》痛斥为“暂救燃眉之急，顿忘剜肉之悲”，左宗棠自己也知道借外债打仗属于政治不正确，承认是“仰鼻息于外人”。但终究避免了因财力不济使得西征大业功亏一篑，也算是两害之中取其轻了。
光复北疆
1876年4月起，准备充分的大批清军先后入疆。到7月下旬，连同原驻塔城、哈密的部队，清军已在新疆集结八十余营。坐镇肃州城大本营指挥全局的左宗棠手中尚握有二十个营的预备队。得悉清军大兵压境，正在“成天骑着高头大马，挥霍金银，吃着人间少有的饭菜”的阿古柏只得仓皇迎战。
从表面上看，阿古柏的军队实力相当不弱。其总兵力多达五万人，其中骑兵约占三分之一。步兵的武器是火枪（阿古柏军队从英属印度和奥斯曼帝国获得了一万多支前装和后装线膛枪），骑兵则使用火枪和腰刀。尽管拥有优良的武器装备，安集延（即浩罕）人在清代也一直有善战之名，连清政府都一度认为阿古柏是“气吞天南之概”的强敌，但阿古柏的军队其实只是一只色厉内荏的“纸老虎”。士兵大都是阿古柏统治区被强征来的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男性，他们衣衫褴褛，士气低落，甚至“用最下流的话咒骂他们的国王（阿古柏）”，逃亡现象时有发生。库罗巴特金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阿古柏军队的士气看，它不适于打硬仗。”
1876年8月，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终于打响。在左宗棠“先北后南”、“缓进急击”的战略指导下，刘锦棠率军直取乌鲁木齐的北方门户古牧地（今米泉）。8月12日，清军筑起炮台，用胡雪岩经手购得的德制克虏伯后膛炮猛轰古牧地城墙。8月17日黎明，南门被四公斤重的开花炮弹轰破，湘军冲进城内展开激烈巷战，以158人阵亡、450人负伤的代价全歼守敌六千余人。清军的迅速进展令敌军措手不及，在阿古柏从南疆拼凑的五千骑兵尚在增援路上之时，清军已于8月18日光复守备空虚的乌鲁木齐。至11月，阿古柏的势力已被彻底从北疆清除。此时，新疆已经入冬，天山以北已经茫茫一片的冰雪世界。清军转入休整，等待天气好转。胡雪岩又及时为前线将士送来自己旗下与北京“同仁堂”齐名的“胡庆余堂”国药号研制的“诸葛行军散”、“胡氏避瘟丹”等大批药材，免去了西征大军水土不服之虞。
决战天山
以维吾尔族民歌《达坂城的姑娘》闻名于世的达坂城，位于乌鲁木齐通往南疆一条穿越天山的隘道中，系清军南下必经之地。在1876年11月到1877年4月这大约半年时间内，阿古柏意识到达坂城将要发生的战事将决定他的存亡，在达坂城新建了坚固的城堡，派手下“大统哈（“总管”之意）”爱伊德尔胡里率精兵五千防守，这些士兵配备了先进的后装线膛枪。在达坂城侧后方的吐鲁番和托克逊，也分别有八千五百人、二十门火炮与六千人、五门火炮把守，三城互成掎角之势。阿古柏将两万人以上的主力部队孤注一掷，妄图凭借天山天险阻止清军的南下攻势。另一方面，左宗棠也认识到只要“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清军总计调集了在疆的主力多达五十个营，大约两万五千人的部队，又配备了强大的炮兵，准备一举歼灭阿古柏军队的主力。
阿古柏军的射击训练
1877年4月14日，刘锦棠率领清军三十个营大约一万五千余人及炮队离开乌鲁木齐南下，清军乘敌不备，衔枚急进，17日完成对达坂城的包围。达坂城内的维吾尔群众冒死出城向清军报告：城里的阿古柏守军眼看援兵无望，正在准备突围。于是清军在夜间遍燃火炬，监视敌军动向。19日夜，清军用三门开花大炮猛轰达坂城，城内的炮台、月城和城垛先后被炸塌，紧接着清军一发炮弹命中城中火药库，顿时轰然一声，如山崩地裂一般，火药库内的弹药爆炸起火，此时恰逢大风乍起，火势骤涨，阿古柏军血肉横飞，死亡惨重。清军乘势发起总攻，全歼城中守军，生俘包括阿古柏“大统哈”在内的一千二百余人，而清军不过伤亡一百余人。
经过四天休整，清军继续前进，26日在托克逊城外与正在四处抢掠的阿古柏军发生激战。结果就如左宗棠事后所说，阿古柏军虽然“火器颇精，洋枪洋炮外亦有开花炮”，但威力不如西征军的大，加之阿古柏军的炮手“又不善放”，以致“一败即不回头耳”。清军仅以不到百人伤亡的微小代价，歼敌两千余人，缴获战马数百匹，枪械两千余件。残敌烧毁存粮及火药，仓皇往南逃走，托克逊宣告光复。在此同时，从哈密、巴里坤一线西进的另一路清军二十个营约一万人，也在4月26日兵临吐鲁番城下。慑于清军的强大战力，阿古柏在吐鲁番的守军开城投降。
仅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阿古柏苦心经营达半年之久的天山防线就在左宗棠的雷霆一击下土崩瓦解，使得南疆门户洞开。清军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令外国观察家刮目相看，当时英国人的评价是，左宗棠的西征军“遵照以法国和德国的方式为根据的教令前进”，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有“优越的战略和优越的武器”和“更大的武力和更大的决心”。而“和中国人的战术比较起来”，阿古柏的“战术只是一个小学生的战术”。
摧枯拉朽
1877年5月29日凌晨，面临穷途末路的阿古柏在库尔勒暴死，此人死因至今是个谜：有说是暴病身亡，有说是被众叛亲离的部下毒杀，而左宗棠上报清廷的奏章则相信阿古柏是在遭到清军沉重打击之后，在绝望中“仰药自毙”。
阿古柏死后，他的几个儿子在危如累卵的局势下依旧为争权夺利展开内讧。最终伯克胡里在垂死之际的内斗中获胜，在喀什噶尔继承了阿古柏的“汗位”。此时的“哲德沙尔汗国”已是人心惶惶。
这原本是清军趁机进攻的好机会，可是清军也在吐鲁番一线按兵不动足有两个月时间。原因一是吐鲁番乃中国有名的火炉，夏季酷热，因此在古代被十分形象地称为“火州”。二是在阿古柏政权形将覆灭的时候，英国人又插上了一脚。1877年4月，俄土战争爆发，英国政府担心俄国会乘机进一步在中亚扩张，因此感到需要保留阿古柏政权作为俄属中亚和英属印度之间的缓冲。英国人的算盘是，让伯克胡里交出南疆东部，而南疆西部则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向清朝“朝贡”。左宗棠得悉此事之后愤怒地表示，喀什噶尔就是古代的疏勒，“汉代已隶中华，固我旧土”。要撤去中国新疆的屏藩去为英属印度树屏障，这绝不允许。向来在洋大人面前犯软骨病的清廷，这次总算支持了左宗棠的主张，下令前线清军“克日进兵，节节扫荡”。
8月25日，“刻下已届秋令”，天气开始转凉，刘锦棠率领马步三十二个营为前锋，长驱西进。敌军毫无斗志，劫掠秋粮后放弃库尔勒仓皇西逃。刘锦棠又挑选精兵两千五百人为先锋，穷追不舍。清军势如破竹，一个月疾驰两千里，两次击溃敌军，一举收复库车、阿克苏和乌什，用兵神速的刘锦棠也得了一个“飞将军”的雅号。清军所到之处受到各族百姓热烈欢迎，维吾尔史料记载着“没有一个城镇向皇帝陛下的大军射过一粒子弹。相反，很多城镇的好人还为皇帝的大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当时的英国观察家也承认，清政府的恢复到处受到“人们欣喜的欢迎”，“因为这个政权恢复后，就能受到保护，就有法律、贸易和物资福利。而当卑鄙的冒险家（指阿古柏匪帮）进行掠夺和不成体统的事情时，是一样都没有的”。
在清军不可抗拒的攻势面前，阿古柏匪帮内部分崩离析。先是和阗守将向清军请降，紧接着，十二年前投降阿古柏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也宣布反正，率领数百满汉兵民占据了喀什噶尔汉城。由于伯克胡里的宅邸也在其中，因此他的亲眷也全部成为何步云的俘虏。
刘锦棠得到敌军内部陷入混乱的情报后，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全线进攻。清军从南北两路向喀什噶尔发起了钳形攻势，阿古柏的残余势力顿时作鸟兽散。12月17日，两路清军同时抵达喀什噶尔，匪首伯克胡里在中国土地上已无立足之地，只得趁夜率残部逃入俄国境内。12月21日与24日，叶尔羌与英吉沙尔先后光复，到了次年（1878年）1月2日，和阗也被董福祥部清军克复，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族牧民也把阿古柏派去的“官员”缚送清军大营。肆虐新疆十二载之久的阿古柏匪帮终于被彻底从中国领土清除了出去——这一壮举被当时的英国人誉为“从一个多世纪前的乾隆时代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成就”！
收复新疆之后，清廷论功行赏。左宗棠晋封二等恪靖侯，并以内阁大学士入值军机处；去世后更是谥号“文襄”。按谥法，“慈惠爱民曰文”、“辟地有德曰襄”。
当然，左宗棠也不曾忘记胡雪岩所作的一切，向朝廷报告：“至臣军饷项……催领频仍，转运艰险，多系胡光墉（雪岩）一手经理，遇有缺乏，胡光墉必先事筹维，借凑预解，洋款迟到，即筹借华商巨款补之，臣军倚赖尤深，人所共见。新疆底定，援其功绩，实于前敌将领无殊！”清廷因此赏赐胡雪岩一件象征莫大荣誉的黄马褂，官帽上可带二品红色顶戴，让其就此成为著名的“红顶商人”。有清一代，富商捐官戴红顶者有，但既戴红顶又穿黄马褂的仅胡雪岩一人。就连胡母也跟着沾光封了个一品诰命，如此一来，连官居二品的浙江巡抚大人到了杭州元宝街胡家门口，骑马的也得下马，坐轿的也得落轿。胡家着实风光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