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对于日本侵略者明目张胆地入侵，主持国际联盟的英法实行了绥靖政策，而美国也不想过多介入中日矛盾，各大帝国主义列强任由日本侵略者对我国肆意入侵。而面对强大无比的日本帝国主义，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民只能奋起反抗，就在中国孤立无援的时候，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保卫中国而战。在艰难的抗日岁月中，他们与中国空军一同与日军浴血长空，先后有200多人将生命留在了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他们就是比飞虎队更早来到中国的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
抗战时期，中国在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工业国家，在武器装备上就处在了绝对的劣势，当时日本钢产量就达到了600多万吨，而中国的钢产量仅为4万吨。由于工业落后，中国的武器基本只能依靠外国进口，尤其像飞机这样的准备，日本能年产飞机1500多架，而中国的产能为零。
在当时的战争中，谁能获得制空权，不说肯定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但至少会在战争中获得极大的优势。当时日本海军拥有飞机1220架，陆军拥有飞机1480架，而国民党方面只有300余架，真正能够用于作战的只有100多架，而且绝大多数飞机还是一战时期的，中国的空中劣势极为明显。
由于没有生产能力，当时国民党只能通过国外购买的方式获得飞机，而外购获得的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在抗战的战场上，中国空军基本上是纯粹的消耗，飞机一旦消耗了就很难补充上来，这对于中国的空战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集结陆海空十多万兵力，对上海进行了大规模进攻，这其中空军对地面部队的支援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当时中国没有航空工业，在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的空军主要机种是从美国购买的霍克-2、霍克-3驱逐机、马丁-139WC轰炸机等机型，这些飞机数量有限，是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主力。
抗战期时期，日本就利用他们的空中优势，对中国军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轰炸和扫射，造成了中国大量军民的伤亡。在战争日趋激烈的时候，中日双方都意识到，制空权的归属将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败。
而在抗战初期，中国空军虽然为数不多，但也不惧日本空军，并打出了多场可歌可泣的战斗。
1937年8月14日，中国第二大队的副大队长孙桐岗带领诺思罗普式轰炸机21架从安徽广德空军基地起飞，直线飞行了220多公里，抵达上海上空，他们分别轰炸了日军司令部、码头、仓库、舰艇等军事设施，使日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轰炸过后，日军非常恼火，随即出动了台湾的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队共18架96式陆攻机，并分成了两个编队，一队飞往广德机场轰炸，另一队自飞当时中国空军诞生地杭州笕桥机场。
当时中国空军列编了9个飞行大队，8月14日这天第四大队奉命由周家口机场飞抵杭州笕桥机场，该大队以骁勇善战闻名，大队长高志航早年曾在法国学习飞行技术，他与刘粹刚、李桂丹、乐以琴被称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
PS：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乐以琴等四人在抗战初期全部壮烈殉国。
日军遭遇了第四大队的3个中队，当场击落了2架96陆攻，1架被击中后迫降，另一架无法修复，中国空军则毫无损失。
虽然“8·14”空战中国空军获得了首胜，但国民党当局也明白，当时中国与日本的实力差距太大，就中国空军的这点家底根本无法对抗强大的日本空军，在美英等国没有回应的情况下，蒋介石就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国家苏联。
当时的苏联在国际联盟上坚决支持中国的抗战，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对于苏联来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独占了东北，就对苏联造成了严重威胁，当时的苏联一方面要对付西面的德国，另一方面如果东面的日本占领了中国的话，那么日本和德国就很可能会一起夹击苏联。所以苏联希望中国能尽量拖住日本，使自己能全力对付西面的德国。
出于这点，苏联便在中国抗战最为困难的时候，对国民政府施以了援手。
1929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承诺如果日本进攻中国，苏联不会做出任何对中国不利的事情。
到了1937年9月9日，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恶化，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派出了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等人赶赴莫斯科，就苏联对华军事援助与苏联进行了谈判。
当时的中国，在淞沪会战中损失惨重，尤其从8月到10月下旬，在经过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空战后，弱小的中国空军虽然获得了击落日机230多架，击毙日军飞行员327人的出色战绩，但自身的空军也基本全部拼光，能够直接用于作战的飞机已不到12架，制空权已彻底落入了日军的手中。
在战事惨烈，且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苏联的援助就难能可贵了，1937年底，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优惠的贷款和苏制武器装备，虽然斯大林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苏联对日宣战的要求，但也同意派出援华航空队帮助中国空军对抗日军。为了避免与日本产生正面冲突，苏联援华航空队是以志愿者的形式加入到了中国军队的作战序列，而这次秘密援华行动则被命名为了Z计划。
执行计划的是时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的伏罗希洛夫，苏联援华航空队由苏联空军现役部队中的精干人员组成，他们先是集中在了莫斯科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秘密训练，随后就分批进入了中国。
因为是秘密行动，苏联航空队进入中国主要选择了两条路线，轰炸机主要从北线的伊尔库茨克起飞，经蒙古到兰州；战斗机先在莫斯科拆解，然后用汽车运到阿拉木图，组装试飞后，经南线新疆乌鲁木齐空中转场飞至兰州等地。
为了保密，援华航空队的飞机在飞到兰州的时候，飞机上的苏联空军徽标被全部抹去，换上了国民党的徽标。
1937年10月22日，首批援华的225架飞机抵达新疆，同时到达的还有苏联两个飞行大队共计254人。
12月1日，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23架伊16歼击机、20架轰炸机飞抵南京，到达当天，志愿队就升空迎敌，击落日机6架，自身损失2架。
苏联航空志愿队的到来，迅速扭转了中国的抗战形势，增强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同时对中国空军的重振旗鼓，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12月13日，国民党在丢失了南京后，就暂时迁都到了武汉。对于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屈服，又以武汉为中心继续抵抗日本侵略者。
在日本当局看来，中国已经丢失了上海、南京等最为重要的城市，如果再丢失武汉的话，那么中国就会屈服。
于是在1938年，日本就倾举国之力发动了武汉战役，同时国民党也集中了上百万大军在长江沿线严阵以待，抗战中最大的战役，武汉会战由此展开。
其实早在进攻南京之前，武汉就已经进入到了日本空军的攻击范围，1937年9月24日，日本木更津航空队的14架96式陆攻机就空袭了武汉，当场就造成了民众1000多人的死伤。
1937年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搬到了武汉，这个时候的蒋介石也急需重建空军。
1938年1月，苏联援助的飞机相继到位，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增加到了390架，在苏联援华航空队的帮助下，中国空军获得了再次与日本空军正面较量的实力。
为重建中国空军，同时也为了协调两国的飞行员，中国空军委员会在汉口成立，由宋美龄任秘书长，美国的陈纳德和苏联的日加列夫任空军顾问，其中苏联空军作为主要力量，负责包围武汉周边的防空任务，并配合整体战事展开空中作战。
当时中国空军由于在抗战前期的作战中损失惨重，新上来的飞行员大多缺乏飞行经验，为此联合作战部就将苏联飞行员与中国飞行员混编了起来，由经验丰富的苏联飞行员带队，这样中国飞行员飞行的时候心里也踏实一些，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中国的飞行员队伍也逐渐成长了起来。
1938年1月5日，苏联航空队进驻汉口王家墩机场，此时的武汉已成为了中国空战的主战场，驻防武汉和孝感的中国空军第三、四、五航空大队和苏联志愿航空队与日本空军就在武汉上空展开了多次交战。
当时苏联援华航空队装备的飞机主要有两种机型，一种是伊-15，航速每小时360公里，航速较慢，另一种是伊-16，航速较快，航速能达到每小时480公里。两种飞机都装有4挺斯卡斯航空机枪，这种航空机枪射速很快，每小时能打出1800发子弹，火力较猛。伊-15主要负责在中低空拦截日机，伊-16主要负责占领制高点，一旦发现敌机就从高空俯冲下来，这两种飞机配合作战，相得益彰。
1938年1月18日，面对袭来的32架日机，中苏空军击落了其中的12架，重创了日本空军。
中苏空军联合保卫武汉，使得日本轰炸武汉的计划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很长时间停止了对武汉的空袭。本来十分恐惧日本飞机的武汉市民，到后来就也不再害怕日本人的飞机了，每当武汉上空打起空战的时候，他们也不往防空洞去躲了，而是站上街头或是高处，观看空战实况。
武汉会战期间，中苏空军并肩作战，先后与日军展开了大小空战几十次，阻止了日军空袭武汉三镇的计划，武汉大空战，就成为了中国空战史上最重要的空战之一。
1938年2月18日，日本空军编队在安徽、江西两省集结，38架日机组成集群向武汉发起空袭。驻孝感、汉口的国民党空军在接到命令后紧急起飞，由大队长李桂丹带队，准备在武汉市郊上空对日机进行拦截。
但当时汉口的城防司令钱大钧是陆军出身，对空战完全是个门外汉，他下令要中国空军盘旋武汉一周后再升空作战，这个命令就给中国空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当中国空军的飞机在武汉盘旋一周后，正准备上升编队，日军机群就飞到了武汉上空，结果刚一交战，由于日机占据了制高点，所以在刚开始的几分钟里，中国空军就损失了好几架飞机，而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中的最后一位李桂丹，就在这次日机的袭击中牺牲。
尽管开战不利，但中国空军迅速调整部署，很快就在空战中取得了优势，击落了12架日机，自身损失5架飞机，取得了空战的胜利。
此战之后，日本人就知道武汉有空军，而且空军还相当地厉害，也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前来轰炸了，往往只能采取半夜偷袭的方式，匆匆扔下炸弹后就跑了，不敢与中国空军正面交战。
经过1937年和1938年初的多次空战，日本空军损失惨重，以至于日本国内生产严重不足，不得不从意大利、德国进口了相当数量的飞机，以弥补战场上的损失。
而当时日本空军进攻中国的空军基地，是台湾的松山机场。当时来说，由松山机场起飞的日机可以空袭中国东南大片地区，同时台湾又是从日本本土进攻中国的中枢，也是日本进攻南洋的前进基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如果能奇袭台湾松山机场，那么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对于中国的抗战形势，也会产生重大帮助。
于是在1938年2月23日，就由苏军波雷宁大尉带队跨海对台北的松山机场进行了奇袭，但这一次的跨海轰炸，对于每位参与其中的飞行员来说，都是一次令人生畏的行动，因为执行这样的任务难度非常大。
首先，如果飞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敌方击中，那么就基本只能迫降在海里或是敌占区，危险系数极大；其次，这次任务往返超过了2000公里，执行如此长距离的奔袭任务，如果在飞行途中迷航，或许就只能飞到太平洋里了；第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基本得不到任何支援，由于路途太远，早就超出了驱逐机的护航里程，在飞行的时候他们得不到任何驱逐机的护航，出现的任何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最后，松山机场处在群山环绕的地形当中，在任务执行过程中，还会受到天气、洋流各种因素的影响，任务的执行难度非常大，这种任务不但要考验飞行员的驾驶技术，更要考验飞行员的胆量，这样的任务，或许就是一趟有去无回的任务。
但即便是如此艰巨的任务，苏联飞行员也义不容辞地接了下来，他们在2月23日凌晨驾驶着28架轰炸机从汉口出发，到达浙江宜兴落地加油，再次起飞，与此同时，由中国与苏联飞行员混编的12架轰炸机从南昌机场出发，也加入到了这次行动中。然而南昌机场起飞的飞机由于领航员失误，未能到达预定会合地点，轰炸任务就只能由武汉起飞的28架轰炸机来完成了。
波雷宁率领的轰炸机编队在即将到达任务松山机场的时候，先故意避开目标，绕道台湾北部，然后从台湾西部发动突袭，此举是为了迷惑敌人，使敌人猜不到他们真正的目标。
飞行编队在飞到松山机场上空的时候，日军没有任何防备，停机坪上的日军飞机、机库、储油罐也没有做任何伪装，于是28架轰炸机在3000米的高度纷纷投下炸弹，顿时停在停机坪上的日军飞机就都成了活靶子。28架轰炸机，每架轰炸机携带了10枚50公斤的炸弹，在投放完了280枚全部的炸弹后，还对机场进行了扫射，使日军机场遭到了二次打击。
这次突袭炸毁了日军飞机40架，营房10栋、大型机库3个以及大量的油料，据说日军在松山机场储备了足够三年使用的油料，经过这次突袭就全给炸光了。
这次成功的突袭，使日本海军航空兵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事后宋美龄亲自设宴款待此次执行任务的飞行员，而日本方面，松山机场的基地司令官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日军在武汉空战前期不利后，就将轰炸机和驱逐机进行了混合编队，计划对武汉发动新一轮的空袭。4月20日，一架日军侦察机在湖北孝感上空执行侦查任务时被击落，中国方面从侦察机上遗留的文件中，得知了日军将在4月29日发动武汉空袭的重要情报。
由于获得了这份重要情报，中国军队开始在武汉周边积极部署，当时武汉周边中国军队只部署了大约30架飞机，而苏联援华航空队当时主要部署在南昌，这是因为日本海军当时正沿着长江一路往上游不断发动进攻，苏联援华队在南昌主要用于对付日本的海军。
在得知日军的轰炸计划后，武汉方面临时从南昌调来了18架苏联援华航空队的飞机，用于武汉空战，参加武汉空战的中国方面的飞机，就增加到了50架左右。
4月29日，由日本海军航空队的27架96式舰载战斗机和18架96式陆攻轰炸机及10架日机组成的混合编队沿长江向武汉飞来，目标是王家墩机场和汉阳兵工厂。
由于事先早有准备，当日机飞临武汉的时候就立马遭到了中国空军的猛烈攻击，日机很快就招架不住，纷纷败了下来，
此战中国方面损失了9到12架飞机，而日方的损失是中国方面的3倍左右，这一战对稳定武汉的空中局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29”空战后，不甘失败的日本空军在5月31日再次集结，18架轰炸机在36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向武汉再次发动了空袭。
而迎击的中国方面，苏联援华队主要在1500米的高度对付日军战斗机，中国空军盘旋在2400米的高度，负责掩护苏联航空队的行动，同时担任攻击日军轰炸机的任务。
日军一看中国方面早有准备，只能立即调转机头，向东撤退，中国空军则勇敢地追了上去，击落了14架日机，自身只损失了2架。
战斗当中，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击落了一架日军飞机后，子弹很快就打光了，就勇敢地用机翼的螺旋桨撞击了一架日军飞机的左翼，将一架日军飞机给撞了下来，然后他也没跳伞，凭借着高超的驾驶技术，将受伤的飞机安全地飞回了基地。
此战之后，古边科也赢得了“空中坦克”的称号，在中国战场上，古边科先后击落了7架日机，其中两架日机是他通过撞击撞落下来的。回国后他也被苏联政府授予了“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
1938年的武汉上空，可以说是值得骄傲的天空，在这一年里，中苏空军并肩作战，先后与日军展开了“2·18”、“4·29”、“5·31”三次大空战，成功地阻止了日军对武汉的空袭，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正面战场。
随着战事的推进，到了10月12日，日军攻占信阳，斩断了平汉铁路的联系，使武汉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到10月25日，武汉最终沦陷。
驻扎在武汉的中国空军与苏联航空志愿队此后就向西南转移，中日空战的主战场也逐渐转向了南方。
为了加强对日占区的轰炸，1938年底，库里申科和考兹洛夫率领两个苏联轰炸机大队来到了成都，进一步支援了中国的空战战场。
库里申科来到成都后，除了要指挥轰炸机大队的作战任务，同时他还要对中国飞行员进行培训，他一天都没休息过，无私地将先进的驾驶技术传授给了中国的飞行员们。
库里申科不仅培养了大量的中国飞行员，还带领着由他训练的中国飞行员们驾驶“达沙式”远程轰炸机，多次轰炸了被日军占领的武汉王家墩机场。
1939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带队轰炸日军王家墩机场，根据日方的记载，这次轰炸摧毁了日军150架以上的飞机，使日军第一和第二航空队遭到重创，两个大队长被击毙。
库里申科的轰炸机队伍，在返航的途中遭到了日军战机的拦截，库里申科本人驾驶的飞机被日机击中，一个发动机损坏，随后飞机失去平衡，在飞到万州上空的时候，飞机无法继续飞行，库里申科便指挥飞机降落到了江面上。
在战斗过程中，库里申科身受重伤，在打开机盖走出机舱后，就失去了意识，被水冲走，库里申科也由此长眠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从1937年12月在南京上空秘密参战，到1939年底，共有700多名志愿队员直接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成都、重庆、兰州等地的25次战役。在中国，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最多的时候有8个航空兵群，参与武汉空战的飞机就有800多架，先后有2000多名志愿者来华参加战斗，与中国空军一道，击毁、击伤日机986架，战舰100多艘，日本王牌飞行员中的“四大天王”有三位被击落，重创了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
在苏联志愿队的帮助下，中国顶住了抗战前期日军的疯狂进攻，武汉会战后，抗战就转入了僵持阶段，为后来的战略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战争是残酷的，尤其是空战，在历次的战斗中，苏联志愿队有200多人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宝贵的生命，而其中100多人是在保卫武汉的战役中牺牲的。
苏联志愿队作战勇猛，为保卫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当中有400多人荣获了各种勋章和奖章，有14人回国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抗战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在那场关乎我们整个民族命运的战争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遗忘的。
更为难得的是，苏联援华航空队，是在我们中国人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来帮助我们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为这场战争献出了生命，是我们永远应该铭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