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一朝有两个于成龙，都是清正廉洁、勤政爱民
清康熙一朝出了两个叫于成龙的著名人物。他们曾一起共事，均官至总督，而且同样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具有很高的美誉度。出生早的于成龙（1617~1684），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谥号“清端”，被康熙赞誉为“天下廉吏第一”；出生晚的于成龙（1638~1700），辽东盖州人，谥号“襄勤”，世有“廉能天下最”“本朝第一贤抚”赞誉。《清史稿》记载：“同时两于成龙，先后汲引，并以清操特邀帝眷，时论称之。”有人称他们老于成龙、小于成龙。时直隶民谣赞颂他们：“前于后于，百姓安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于成龙全传》，主人公是后于成龙，也就是百姓口中的于襄勤公成龙。该书85万字，图文并茂，通过大量搜集整理康熙朝“当事人”原始记载，力图最大程度还原历史，清晰说明历史发展脉络与人物事件内在逻辑。
康熙七年，于成龙任乐亭县令、署理滦州，后历任通州知州、江宁知府、安徽按察使，两任直隶巡抚，两任河道总督，此外还担任过左都御史、镶红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等官职。虽在长达33年的宦海生涯中几度沉浮，但他心怀黎民，利益百姓始终不渝。于成龙青少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不断迁徙的艰辛生活中度过的。这些生活经历使他能贴近百姓，体察他们的痛苦，使他能始终宽仁慈爱、爱民如子。即使成为名声显赫、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他依旧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深得康熙皇帝叹赏和百姓爱戴。到了后世，颂扬于成龙判案如神的戏剧、话本种类繁多，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各种版本各种艺术形式的《于公案》。这对于成龙事迹的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成龙全传》历时44个月艰苦写作，本着对传主、对读者、对后代负责的态度，作为史料“搬运工”，作者孙东振和陶文冬搜寻研读了包括《如山于公年谱》《清实录》及康熙朝人物奏稿、日记、诗集、古地图、各类地方志等上百种史料，务求本书传主及相关人物事迹均有史料支撑，而非戏说轻滑之作。于成龙担任直隶巡抚后，相关事迹发生时间大多可精确到天。
《于成龙全传》还原了于成龙十年芝麻县令、事关百姓生死的“下河之争”、扫黑除恶的直隶巡抚、三征噶尔丹之战、浑河治理等历史图景。当然，选取视角的标准还是要说清传主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将给关注这些话题的文史研究学者开辟一个崭新的视域。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皇帝巡幸江南的过程中，通过有针对性的寻访发现，对江宁知府于成龙的赞美不绝于耳，到江宁，于成龙见驾时，皇帝立刻联想起民间对他的颂扬，以至对其瞩目良久。回京之后，康熙皇帝立即赏赐于成龙的养父于得水，并传召汉军统领传旨八旗汉军，要求效法于得水教子有方。于成龙的仕途在此时就如同飞机上了跑道，开始了人生的展翅飞翔。这时候于成龙的影响就开始呈全国性了。
于成龙以按察使职务治理下河，因在太和门外侃侃陈述理由与河道总督靳辅抗争而名震朝野；被破格提拔到直隶巡抚任上，他大刀阔斧，削豪强，整吏治，清积案，拯民生，奏章每上，部院衙门争相传阅。几位学士在给于成龙的《抚直奏稿》作序时，将他和董宣、张纲、张释之、赵广汉、魏徵、包拯等古代名臣媲美，特别是每有建议皇帝无不允从这事，旷古仅见。至于后来，他两任河道总督治理下河流域，间任左都御史押运粮饷征剿噶尔丹，更是名满天下。“北抵天山，帷幄运筹能足食；南澄方岳，官箴洁己望安澜。”康熙皇帝为于成龙撰写的这副对联是对他巨大贡献和影响的很好概括。
孙东振在《自序一》中简要回顾了创作缘起：“2019年夏，好友史增尚先生把陶文冬先生介绍给我。陶文冬先生是于氏家族的外甥，收藏于成龙相关资料很多。陶文冬先生将复制的《于襄勤公年谱》赠我。一来二去，他成了我的合作伙伴。这是我们联手写作此书的开端。随着大量文史资料的阅读，我被于成龙的高尚人格所感动。我很庆幸自己能传扬他的事迹。这是个宝贵的人生际遇。”在孙东振看来，如果要概括出于成龙的核心品质，那就是强烈民本思想下的忠诚与担当。正是于成龙人格魅力的多面和立体，使得不同的读者群体一定会有自己的收获。如何学习、交友、办事，如何面对困境，如何赢得最后的成功，如何大处着眼宏观规划、小处细致入微丝丝入扣抓好落实，言必信，行必果……这位有温度、高情商的古代廉政、干事典范会给出让人心悦诚服的答案。
写成个什么体例的书呢？孙东振透露：“反复权衡后，我们认为采用按时间顺序把事情说清楚的编年体，在适当位置进行一下语言的穿插连接，这样脉络清晰，整体性更强，事迹也不会遗漏。我们约定，一定要原汁原味反映于成龙的生命轨迹，尽可能多角度多侧面考证，达到让表述更接近于实际历史的效果。书里议论的话不多，无十足把握的材料也均不采用，以期尽量多留空间给大家。因书里涉及不少重要历史人物，我们尽可能简单地做出注释。意在让大家了解于成龙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交往了哪些人，便于激活大家对那个时代的认识。”
而另一位作者陶文冬在《自序二》中透露了诸多家族故事：“写作此书的机缘，要从我母亲开始讲起。她叫于书荣，河北省固安县南房上村人，于成龙第十代族裔。母亲回娘家除了看望姥姥、姥爷，就是上坟。在南房上村西南，有个巨大的墓园，这就是于氏家族墓。于成龙的生身父母、兄弟、部分后代就埋葬于此。其实小时候我一听坟地就胆小，可又充满好奇心。母亲每次都会给我讲一遍坟地原来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母亲说老祖宗叫于成龙，是清代的大清官。母亲的文化水平并不高，自然讲故事也没什么文采或者多精彩，但说起墓地和祖先于成龙却是滔滔不绝：‘于成龙是清朝的大官，至于多大，那就是俗称的一品大官，至少是八抬大轿的那种。这个坟地是康熙皇帝赐给他的家族墓地，里面有高大的诰封牌楼、石狮子、阳光下闪着金光的墓碑，还有大香案……’”2000年，一部《一代廉吏于成龙》上演了，陶文冬突然发现，原来还有个山西人于成龙。这部电视剧让他对于成龙历史人设的期待彻底垮掉了。居然有两个于成龙，这是怎么回事？于是陶文冬走进了图书馆，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原来康熙一朝真的有两个于成龙，名字一模一样。他们年龄相差二十一岁，有很多官场交集。通过对史料的查阅，陶文冬对于成龙有了初步的认识。“我开始走访古籍馆、网上古籍书店、琉璃厂等地，收集与于成龙有关的一切原始史料。通过搜集，我发现这真是个历史研究的‘富矿’。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古代大臣能留下这么多事例的记载。于成龙几乎没有为自己著书立传，就连年谱、奏稿也是别人整理所写，他的生平事迹大部分散落在康熙朝各种历史文献中，复杂而繁多，是一项需要系统整理的研究工程。”陶文冬介绍说，“为追求历史真相，最大限度还原历史，让世人了解这位十年乐亭县令、三载抗震知州、富庶江南知府、两任直隶巡抚、远征漠北督运、呕心沥血治河的大清名臣的一生，去了解下河之争的始末、直隶扫黑除恶的铁面、远征大漠的困苦、兴修水利的艰辛。本书参考了《如山于公年谱》《于氏家集》《康熙实录》《康熙起居注》《于成龙奏稿》《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治河全书》《清史稿》文献及人物奏疏、日记、诗集、大量地方志等上百种历史资料，尤其是大量人物奏疏、日记以及地方志的整理，让本书拥有更为翔实的史料依据，最大限度还原了历史真相。”
事实上，于成龙之所以成为书中记述的这个样子，与他年少时的读书生活密切相关。书中记载：“顺治六年，于成龙十二岁。顺治七年，十三岁的于成龙随家移居延庆州。生活环境大有改观。于成龙开始参加科举考试进行历练：感受紧张的考试气氛，锻炼在短时间内阅读理解题目，根据要求作答，干干净净地书写。这是于成龙初步体验带有竞争意味的生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孔孟、对宋儒理学的深入研习对他人生观和价值观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深深融入了他的精神血脉。终其一生，于成龙都是儒家忠孝仁爱思想的积极践行者。也正因如此，他的所作所为在这个刚刚平静下来的王朝能与百姓期盼深度契合。这一点对于读懂这个历史人物非常关键，各位读者不妨尝试用儒家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他。读到后来，我们就会发现，康熙皇帝也好，朝廷官员也好，通过政务往来真正接触到他的士绅百姓也罢，都在不自觉地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他，并给他打出高分。”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涉及同期康熙皇帝、彭鹏、乔莱、魏象枢等大量著名历史人物事迹，既是全面展示于成龙风采的有力手段，也为全国文史爱好者提供了崭新的研究线索。
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历经风雨，百折不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像于成龙这些古代优秀历史人物的品质更集中体现了普世价值，能为后人提供学习效法的榜样，这种影响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身上形成了鲜明的中国印记。（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