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古代封建贵族集团作为上层统治者，可以说是妥妥的剥削阶级，底层的农民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饱受奴役的群体。然而在中世纪后期的英国，却出现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英国贵族的庄园不仅没有被贵族强制压迫，反而“当家做主”，实现了“村庄自治”。
一、英国中世纪的庄园
欧洲有句老话，那就是“我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自公元8世纪欧洲大一统的王朝的君主，法国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实行领土领土采邑制度开始，后世的欧洲欧洲的国王一直延续这个政策，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集团，将土地一层层的向下分封，获得土地的贵族则有义务向上层贵族效忠，其上层的上层无权干涉。
从公爵开始，侯爵，伯爵，子爵，到男爵为止，除了特殊的天主教会同样占有土地之外，土地分封往往由这五个阶层所掌控。获得土地的贵族便会在被分封的领土之上，建立庞大的庄园，同时管理领土之上的民众。
而谈到英国中世纪的庄园，有一个制度是难以避开的，那就是敞田制。
敞田制作为英国中世纪最主要的土地制度。早在公元11世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晚期，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之时，就已经形成，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期才消失于英国土地上。
一个制度的诞生，在前期必然是适应当前的时代的需要，推动社会地进步，敞田制也不例外。在其前期,有力地促进了英国社会经济地进步和农业发展，英国中世纪的庄园便是在敞田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敞田制下，中世纪的英国村庄由两部分组成，那就是村子和庄园，一般而言，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庄园。每个庄园附近都有面积为几百英亩的两三块大土地。这些土地通常被分成许多块，每块土地都由庄园里面的领民，也即是村庄的村民，以个人或家庭的组织形式进行耕种，他们通常被称为佃农或农奴，它们耕作的土地为领主自营地。
依附于庄园的农奴们领种一份份地，天然承担为领主服劳役的义务，这些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为领主耕种、割草、伐木等的劳作，所有的收获都归于领主。对此，庄园内还专门设置管家及领班，负责管理和监督农奴劳动。
农奴们领种的份地被称为为农民份地，这些农民份地，尽管很多时候分别散布在位置不同、土质肥力也不同，但面积大致相等，在英国一般为30英亩，然而领取农民份地有使用权，可以世袭使用，但没有所有权。因为农奴身份为不自由人,人身属于主人,世代相承，可由主人将其随同土地转让，凭借着农民份地上的产出，来维持一家的生活。这也意味着他们负担的家中，他们在完成领主的耕作之后，还要耕作自己的土地。
此外，庄园上的土地还包括公用的林地和牧场等，绝大多数情况下，属全村公共所有，有时被庄园领主篡夺，农民要使用这些地方须交纳一定费用，庄园上还有一些教会的土地，用来供养脱产的教士。
二、村庄的抗争
庄园上的劳动人员主要由农奴、奴仆，以及雇工组成。很多时候，庄园领主为了能够过上自给自足，富足的生活，除了修建更多生产设施，培养一定数量的手工业者之外会尽可能的对庄园的领民大肆剥削。
他们的方法便是巧立名目，对农奴收取各种税。农奴结婚时须向主人交纳结婚税；农奴死后其子继承财产时需要交纳继承税；农奴外出庄园做工时甚至交纳人头税。除了这些之外，农奴们还要进入税、什一税，甚至使用磨坊、烤面包炉、榨酒器而交纳实物，遇上一些特殊节日，复活节要交鸡蛋，圣诞节交母鸡，等等。
其中有一种税是最让农民痛恨，那就是塔利税。因为其任意性，数额和征收的时间不定，完全由领主主观决定，更多时候还采取强制手段，特别是这种税收还被许多庄园的习惯法明确规定。
尽管农奴们承受这些名目繁多的赋税，却没有办法反抗，因为在法律上，农奴和主人没有平等地位，农奴不得控告主人，国家法庭不受理农奴上诉的案件，只可以向庄园领主控制的庄园法庭申诉，最终农奴的问题只能无疾而终。
因此村民们对此进行各种大小抵抗，可限于能力这些抵抗行为，大都是非常微小、比如对某些工作偷懒，偷奸耍滑等，几乎每有大范围的烈度较大的斗争。但也正是这规模不大的抵抗行为，为他们一点一点地积累了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农奴们能够获得抗争的胜利，与两个方面有着重要关系。一是英国政府对于地方管理的忽视，使得农奴们有了可乘之机，中世纪后期的英国自从1215年第一次男爵战争，“失地王”约翰签署《大宪章》。
到第二次男爵战争战争推动议会的出现，英国王权开始旁落，贵族权力提升，在中央集权寸步难行的英国，底层的农奴对于王权来说太远，甚至无足轻重，王权的关注点始终在贵族身上，对于底层农奴的抗争采取忽视的态度。
另一个则是共同宗教信仰，促使农奴们团结起来，形成“村庄共同体”对领主进行抗争，使得村民们实现了村民自治。
中世纪后期英国村庄中的教堂，除了传播信仰，普及教育外，某种程度上也是村民们的社交娱乐的场所，村民们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彼此之间链接在一起，掀起对庄园领主“暴力不合作”的反抗，并将这个风潮传播开来。
三、庄园村民自治
农奴的抗争最终使得中世纪后期的英国，庄园的村民普遍实行自治。
村民实行自治的重要表现在于，村民以一种“自治共同体”方式管理庄园。这种方式不同于庄园主的独裁，村庄的“自治共同体”制度下，村民虽然没有推翻当权贵族集团，对庄园土地具有所有权，但村民们显然已经摆脱了过去的农奴生活，减轻各种不合理的赋税和不必要的领主义务。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的土地居然控制权，可以自己决定耕作的时间和种植的作物，以及对于作物产出的一定处理权。在这样高度自治之下，领主对于村民的所有的命令内容必须不能损害村民们的权益，而同一个自治共同体内的村民们必须在维护集体利益上共同进退。
庄园村民自治某种意义上是对欧洲“我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一种发展和升华，村民虽然像贵族获取领地一样，获得了农民份地，天然对上层领主效忠，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但庄园村民自治的实现表明双方之间存在某种契约关系，庄园领主不合理的压迫，意味着领主单方面“失约”，村民从而获得向领主拒绝效忠的的权力，不再承担对领主的服役义务。
底层庄园村民自治的实现，以及其逐渐完善和发展过程中，无疑有着近代民主思想的色彩，对于贵族领主的反剥削斗争经验，值得后来者借鉴。
可到中世纪晚期，尤其是15、16世纪的时候，英国庄园村民自治局面开始逐渐瓦解。尤其在黑死病之后，人口的剧减、导致敞田上的劳动力严重缺乏。加之敞田制的本身所具有的分散性、强制性的弊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
土地所有者开始转变生产经营模式,土地出租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逐渐打破了原先敞地上的分散状态,农业生产者也开始进行自主生产。在16世纪,圈地运动兴起,更为全面的破坏了敞田制。18世纪开始的议会圈地运动,给敞田制造成了致命一击,将庄园经济彻底终结，与之相对应的庄园村民自治也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
中世纪后期英国村庄自治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普通昙花一现，这种“超前”的制度无疑是基于特殊时代的创新，这种先进的制度出现无疑给后来者打开了一道新的门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