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法国开始染指东南亚地区，侵入越南。
早在清朝入关之初，越南就接受了清朝的册封，成为了清朝的藩属国。法国入侵越南，显然让清朝脸上无光。可是，清朝深陷内忧外患，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无暇来管越南的事情。因此，法国逐步控制了越南的南方6省。
法国有心吞并越南全境，打通进入中国西南的通道，便继续向越南北方发起进攻。越南依靠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打败了法国军队，迫使法军撤回南部。
然而，法军不甘心失败，于1882年3月增兵，大举进攻越南北部。越南向清朝求援。清朝考虑到形势的变化，已经到了不能置之不理的地步，下令广西、云南两省的巡抚固守边围，严阵以待。
二
中法战争一触即发。朝廷派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张树声会商办理应对之策。在这5人中，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张树声都是持强硬态度的主战派，只有李鸿章一人主和，不愿意与法国开战。
当时的战争局势，对中国是有利的。法军司令李维业率部与刘永福黑旗军在怀德府纸桥进行决战。法军大败，李维业及副司令卢眉双双毙命，另有三十余名军官、两百余名士兵被黑旗军击毙。这就是“纸桥大捷”。
“纸桥大捷”的消息传到清朝，清朝上下倍感振奋。慈禧太后在主战派的支持下，命令李鸿章到广东去指挥中法战争：“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应调何路兵勇前往，着该大臣妥筹具奏。”上谕中还以勉励的口吻说：“李鸿章公忠体国，定能仰副朝廷倚任之重，星驰前往，相度机宜，妥为筹办。”
三
那时候，李鸿章刚刚回老家办理完母亲的丧事，从合肥返回上海。他收到朝廷的上谕后，大吃一惊，立即在上海停下来。他在给张佩纶的信中大发牢骚，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
在李鸿章看来，中国与法国开战，是“以珠弹雀”，自不量力，必败无疑。朝廷派他到广东指挥作战，让人寒心。
李鸿章还公开表示：“鄙人为局外浮言所困，行止未能自决，仍候中旨遵办。局外论事，事后论人，大都务从苛刻，孤忠耿耿，只自喻耳。”言外之意，他是要抗旨不去广东了。
四
朝廷很器重李鸿章。因为他所统领的淮军和北洋水师，是中国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两支水陆部队。如果李鸿章不去广东，那么就无人能够指挥淮军和北洋水师，重演当年曾国藩率领淮军而有心无力的场景。
为了安抚李鸿章，朝廷只好命令他回任直隶总督，改派兵部尚书彭玉麟前往广东筹办军务。彭玉麟那时候因为身患重病，正在上疏请辞兵部尚书一职，接到任务后，他二话不说就前往广东。翁同龢都忍不住夸他：“奋然请行，语皆壮也。”
中法战争打响后，朝廷命令张之洞取代办防不力的淮军老将张树声，出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是文人出身，此前从来没有打过仗，但他不怕兵戈，毫不犹豫地走马上任，与彭玉麟在广东前线会合，共同抵抗法国军队。
彭玉麟、张之洞等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义无反顾，与李鸿章的贪生怕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五
李鸿章不单是拒绝前往广东指挥作战，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极力在朝廷里鼓吹中国实力不足，还散布刘永福与法国求和的谣言（事实上刘永福一直在与法军艰难作战），使得朝廷在战和之间犹豫不决，错失良机，以至于在中法战争初期屡屡受挫。
1885年3月，清军在镇南关击败法国军队，并导致法国总理儒尔·费里旋引咎辞职，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可是，李鸿章又站出来，主张“乘胜即收”，要求与法国缔结和约。
最终，李鸿章奉命在天津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出让了大量利益。按照条约，中国承认法国侵占越南，使得中国西南门户洞开。这就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难怪左宗棠会怒喝道：“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可谓一针见血。
【参考资料：《清史稿》《中法战争》《清宫外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