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7年发生在烟台解放区的一起交通案件。一个美国人开车轧死一名中国黄包车夫，在烟台地方政府的严正交涉下，美国人前倨后恭，不仅给予受害人家属优厚的抚恤金，还被法院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这起在当时看似普通的交通肇事案，因为受审和被判刑的一方是美国人，而震惊中外。
1947年5月23日下午，美国人史鲁域齐开着一辆吉普车正在马路上向南飞驰。
史鲁域齐是联合国救济总署驻烟台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中国人面前，他有着天生的优越感；他喜欢开快车，很享受这种飞驰的快感，尤其是看到中国人被吓得纷纷避让时，会让他高兴得哈哈大笑。
此时，史鲁域齐正飞驰在大马路东段南侧的森林路上，要到南山附近给一个德国人送狗。
当年的森林路只是一条土公路，两三米宽，两侧是菜地。但这并不影响这位美国人“贴地飞行”。
与此同时，黄包车夫杨禄奎拉车从南面跑了过来。看到飞一般过来的汽车，他赶紧向路右侧躲避。
可史鲁域齐并未减速，向杨禄奎直冲了过来。
他是故意的吗？很难说；事实上，他既未减速，更未刹车。
现在想来，他有放任这件事发生的一种心理，因为他没有考虑过车子太快撞到人怎么办，也打心里没把中国人的命当回事。
路就这样窄，杨禄奎避无可避之下，遭到吉普车猛撞，黄包车被轧了个稀烂，杨禄奎胸部、腹部和双腿均严重受伤。更要命的是，他的后脑勺受到车轮碾压，形成一个2寸长的丁字形大口子，鲜血四溅，脑浆外溢。
史鲁域齐见状，第一反应不是下车施救，而是马上掉转车头准备逃跑。
所幸这一情景被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看到了，他就是李万槐。
李万槐，山东《大众日报》社社长匡亚明的勤务员，当时跟随社长到烟台出差。看到外国人撞了中国人想逃跑，他马上掏枪追赶，大喊停车。
在李万槐持枪威逼下，史鲁域齐无奈停车，和李万槐一起把杨禄奎抬上车，送到附近的法国医院进行抢救。
这件事迅速传扬开来，共产党员、烟台市长姚仲明闻讯，亲自到医院探视，请医院全力抢救。在医院里，姚仲明向杨禄奎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保证，政府一定尽力抢救杨禄奎，依法维护他的生命、财产权利。
随后，姚仲明安排工作人员询问史鲁域齐案发经过。岂料，史鲁域齐仗着自己美国人和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的身份，蛮横无礼，不予配合，并用轻蔑的语气说：“不就是一个穷拉车的吗？过去在你们中国撞死几个人是常有的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得知他是这个态度，姚仲明非常气愤，让工作人员转告史鲁域齐：“告诉他，现在的烟台不是旧政府，是民主政府，想继续草菅人命，不可能！”
姚仲明立即指示公安局，把史鲁域齐和吉普车一起扣押，等待法律的惩处。
史鲁域齐没想到烟台政府动真格的了，不敢继续强硬下去，但还心存幻想：“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杨禄奎因伤势太重，于当天夜里死亡。第二天，烟台市学联、妇联、教联、文协、工商界等群情激愤，纷纷呼吁惩治凶手，还死者以公义。
当天上午，烟台市政府和洋车工会领导去杨家慰问，送去30斤白面和10斤苞米面，并安慰杨妻说：“现在不比以前了，杨禄奎不会白白死在洋人的汽车轮下的，政府一定会给他作主！”
杨妻悲痛欲绝，哭着说：“我们一家人全靠他拉车挣点钱糊口，他这一去，可要了我们的命了！”
在此之前，解放区并没有处理类似案件的经验，中共烟台市委和烟台市民主政府就此向中共中央华东局和胶东区党委请示，请上级给出处理意见。
上级很快作出指示，让中共烟台市委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处理。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联合国救济总署。
联合国救济总署全称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下称“联总”），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于1943年成立。其名称内的“联合国”，并非后来的联合国国际组织，而是指二战期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联总成员国家共有48个。
成立联总的目的，是为在二战期间受害严重且无力复兴的国家提供一定的帮助。显然，中国最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也成为最主要被帮助国家，施予帮助者则为美国、英国和加拿大。
联总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民间招募的青年志愿者，其中多数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罗门会、阿毛毛基金会等慈善机构的未婚男女青年。要求有一定学历，懂医疗、机修、驾驶、农学等方面的实用技术，能给被救济国提供一定帮助。
工作人员有补助，无薪金，因此对于他们来中国工作，中国政府是持欢迎和感激态度的。
联总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能认真工作，并能够公正、客观地对待中国人。
在此期间，联总医务官哈励逊为押运救济物资去解放区，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折磨而殉职；还有为救治黄泛区灾民，设立个人门诊的美国志愿者艾小姐，他们均为中国战后救助工作做出过巨大贡献。
像史鲁域齐这样歧视中国人、蛮横无礼的工作人员，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5月24日，烟台市民主政府和联总总工会向联总递交了抗议书，并代杨禄奎家属提出五项要求：
一、肇事者史鲁域齐依法偿命；
二、由联总负责安葬死者；
三、联总承担杨禄奎在医院救治期间的费用，及一切丧葬费用；
四、对杨禄奎的家属给予抚恤金，保证其一定生活水准；
五、登报郑重声明，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并向解放区人民道歉。
当日下午两点，姚仲明专门会见了联总烟台办事处团长李普尔，就抚恤死者家属一事进行第一次谈判。
姚仲明问：“团长先生，我们的抗议书和提的几个条件，你们看了吗？”
“哦，看过了，不过还没有详议。”
姚仲明严肃地说：“我们欢迎联总的美国朋友来烟台工作，也希望加深与你们的友谊，可联总有些人却用刀子来刺杀这种友谊！
昨天的不幸事件让烟台物议沸腾，很多人想进行请愿游行。民主政府为维护贵我双方的友谊，对游行计划竭力劝阻。我们希望联总能从实际情况出发，让事件得到圆满解决。”
姚仲明又说：“从我们政府的角度上来讲，事情要让双方都能过得去。如能将死者安葬得好，家属照顾好，同时也要照顾到激愤的市民，才能考虑对史鲁域齐从宽处理，否则不仅死者家属和市民们不答应，我们也不会答应。”
李普尔对姚仲明的话频频点头称是。他先是向姚市长表达了谢意，感谢烟台民主政府对联总外国朋友的好意，并对杨禄奎遇难表达了歉意，并承认联总有些人确实有不好的行为。但他又认为，抗议书的有些地方，似乎结论下得过早。
其言下之意，似乎杨禄奎被轧死，责任在谁都还说不定，凭什么要史鲁域齐和联总承担全部责任呢？
看到李普尔的这种态度，姚仲明义正辞严地说：“此事有现场目击证人和肇事者本人证词，事实是确凿无疑的，不存在过早下结论的问题。如果史鲁域齐不轻视中国人的生命，能把车夫的性命看得和自己的一样宝贵，在那么窄的路上能放慢车速，缓慢通过，悲剧又怎会发生？”
李普尔无话可说，答应回去后重新研究讨论后再作答复。
姚仲明同意了李普尔的要求，同时提出要立刻组织杨禄奎治丧委员会——天太热，要抓紧时间让杨禄奎入土为安，以安抚家属和市民的情绪。
李普尔有些抗拒，但看到姚仲明不松口，一直看着他等答复，就只好接受。
双方商定，组成5人治丧委员会，由李普尔任主任，烟台市外事办公厅主任赵野民、东山区区长刘绩卿、杨禄奎的家属杨禄喜、刘仲春为委员，负责丧葬期间的相关事宜。
5月25日，治丧委员会向全市发出讣告。
26日上午，烟台市党政军民代表及联总有关人员共500余人，隆重地举行了杨禄奎的公祭仪式。
烟台市政府送了一幅挽联，上联：
解放区乃民主圣地，决不许草菅人命；
下联：
中国人有民族自尊，岂能容外人逞凶？
李普尔也送来一幅挽幛，上写：“对死者家属致以吊唁。”并戴上了表示哀悼的黑纱和白花。
公祭仪式上，姚仲明市长亲读祭文，联总代表李普尔致悼词，山东省总工会孙会长和山东救济委员会主任李澄之也分别致词，并向杨禄奎的遇难表示哀悼。仪式相当隆重。
公祭完毕，姚仲明和李普尔分列灵车左右，缓缓而行；史鲁域齐按烟台风俗，披麻戴孝，低头躬身，紧随杨禄奎亲属之后，为死者送行。
对于史鲁域齐披麻戴孝之举，姚仲明事先是征求了对方意见的，并非强迫。
李普尔先问了中国人如何送葬，姚仲明告诉他“披麻戴孝”，李普尔当即表示同意，史鲁域齐也同意，并说，这是自己对死者最好的安慰和赔罪。
公祭结束后，27日上午，姚仲明等人与李普尔就抚恤问题进行第二次谈判。
姚仲明说：“我们必须重视解放区人民的生命价值，照顾死者家属今后的生活问题。他的妻子快50岁了，两个孩子，一个15岁，一个才2岁，需要吃饭、穿衣，生活很艰难，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李普尔先生应从补救我们双方友谊的角度出发，把尺度放宽一些，以示对我们人权的尊重，对死者家属的重视和关心。”
李普尔则认为，联总过去也发生过类似事情，赔偿的数目为250~600美元，所以对杨禄奎的赔偿，也应参考这个数字。
姚仲明马上反驳道：“这个标准在国统区行得通，在解放区却不行，因为解放区的人民都是主人。我也在国统区待过，那里外国人轧死人，国民党政府对凶手不惩处，对死难者的赔偿也少得可怜。解放区与国统区是两个世界，这里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圣地，我们要实行新标准。”
李普尔表示，需要向上海联总发电报请示后，才能最终确定赔偿数额。双方商定，先由联总烟台办事处出100美元，以维持杨家生活急需，全部抚恤问题，等李普尔请示后再行决定。
5月28日，联总在《烟台日报》上就轧死杨禄奎之事公开道歉，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二天，李普尔与烟台政府外事办公厅赵主任、东山区刘区长前往杨家慰问，并送上生活费100美元（折合当时通行的北币7.5万元）。
6月7日，上海联总总部的法律顾问达理奇来到烟台，就抚恤一事与姚仲明进行第三次谈判。
姚仲明说：“只有先解决了抚恤问题，让民众觉得满意，才能考虑给予肇事者法律层面上的宽大处理。李普尔先生认为，参照杨禄奎生前每月收入，给杨禄奎的最高抚恤金只有他48个月的收入，我不赞同。”
达理奇问，那一个洋车夫有多大生产能力呢？
姚仲明说：“我们主张，按其家属生活费、孩子教育费来确定抚恤金额是比较合理的。据我们调查，烟台一个洋车夫买卖好时，每天能挣到2000元，不好时也有500~600元，平均算下来，每天能挣到1000元左右。
除了拉洋车，他们为了多挣钱，有时还会搞些副业，比如给人家做些零活、干点小买卖，这个收入就不好计算了。我建议按他每天拉车收入再加上副业所得，计算出一个数字作为最终的抚恤金额，不知阁下同意与否？”
达理奇表示认同，他也调查过，杨禄奎平时确实有兼营的副业。
双方最终确定，以杨禄奎每天拉车收入1000元为标准，再上浮50%，按56个月的收入计算，加上副业收入，共计252万元；轧坏的洋车3万元，这样，联总共计赔偿杨家255万元（约3400美元）。
在姚仲明等人的争取下，杨家得到抚恤金远远超出他们预料之外，杨妻感激涕零，连说还是民主政府好。
在协议上签字时，李普尔忽然想到了先期垫付的100美元，姚仲明笑着说：“100元就算了吧？最好别再刺激群众的情绪了。”
达理奇也觉得难为情，连说：“算了，算了。”
至此，对杨家的抚恤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6月16日下午，烟台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史鲁域齐交通肇事一案，到庭旁听者300余人，李普尔等人也列席旁听。
庭审中，检察官指出，事故起因于史鲁域齐纵车疾驰，看到杨禄奎拉着洋车过来却不减速，以致杨禄奎虽紧靠路边躲避，仍遭汽车碾压，陨命当场。史鲁域齐的行为，显然是对解放区民主政府法令的藐视，对中国人生命权的无视。
史鲁域齐对所犯罪行全部承认，并希望中国政府能宽大处理。
法庭当庭判决史鲁域齐有期徒刑两年。
7月5日，史鲁域齐在《烟台日报》公开发表了一封悔过信，向杨家及中国人民表示忏悔。
由于史鲁域齐确有悔罪表现，加上联总给杨家的抚恤金也较为满意，不久，烟台地方法院发布了缓刑令，准予联总对史鲁域齐进行保释。
杨禄奎一案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以及多个国家有影响力的通讯社相继对此进行报道。
案件开庭时，美国合众社记者葛兰恒女士专门到烟台旁听，她在随后发表的一篇新闻评论中说：“美国人因为轧死一个中国车夫被判刑、赔偿并进行公开道歉，这在中国几百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杨禄奎事件”已过去70多年，却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开创了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地方法院公开审判外国罪犯的先例，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
它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是人民的天下，它不同于国统区，更不是腐朽、懦弱的满清政府，解放区的人民不再任人欺压、宰割，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