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唐绍仪与胡佛私交史料疏正
灯下杂谈
这段饱含着桃李春风、江湖夜雨般浪漫色彩的传奇交游，今日已罕有人记得。
原文 ：《唐绍仪与胡佛私交史料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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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1862—1938）与作为美国第31任总统的胡佛（1874—1964）有来往并不稀奇，但两人的因缘并非始于公务外交。让人意外的是，本该天各一方的他们，却因缘际会，在庚子国变中结识，后又成为生活上的诤友和政治上的知己。他们都不算成功的政治家，唐绍仪两次组阁，第一次因与袁世凯在人事任命上的矛盾，仅维持了三个月便挂印离去，1928年第二次组阁则短至40余天；胡佛因应对经济萧条的失策而没能连任，他执政的四年也被看作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四年。 这段饱含着桃李春风、江湖夜雨般浪漫色彩的传奇交游，今日已罕有人记得。
胡佛搭救唐绍仪家人
李敖曾戏称胡佛是“工作最多的老头子”，胡佛一生改行过很多次。1897年，大学毕业的胡佛为了更好的收入，便应聘了英国当时在亚非拉澳等地开展业务的矿产巨头威克·墨林公司。胡佛夫妇应公司安排，于1899年3月抵达北京，代表墨林公司与清政府的开平矿务局接洽。1900年6月，胡佛考察矿场结束，返回天津时，却赶上了八国联军进攻塘沽和义和团运动爆发。唐绍仪当时任天津铁路官员，一家为躲避战火，躲进天津租界马场道，住所刚好与胡佛相对。数日后，炮弹击中了唐绍仪的寓所，唐妻张氏和一个婴儿不幸遇难。胡佛闻声，即与友人跑去搭救，他们一起救出的唐绍仪的第五个女儿唐梅，后来成为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18年后顾维钧夫妇当面感谢了胡佛。
关于胡佛搭救唐绍仪家人的细节，一些外国研究者基于对中国的想象和先入为主的政治前见，产生了许多强制误读。如以色列莱博维茨和美国马修·米勒的《幸运儿——晚清留美幼童的故事》一书以西方人的视角切入历史，美化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称联军帮城市“解围”后，唐绍仪“匆匆赶回家中”，“才发现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已经被杀害了”，幸得胡佛对其他家人的拯救。这个事实细节的修改很耐人寻味：唐绍仪此时避居租界，妻女之死并非义和团破门而入，而是不知哪方炮火殃及（胡佛回忆录中写明：a shell banged through a back window and then, exploding），作者似乎想呈现一种虚假的、事实碎片化拼贴的历史景观：胡佛救人与唐绍仪归来的叙述调整，无疑为凸显西方人在救死扶伤上的主导地位，继而将庚子国变中西方侵略者的行为做道德上的正当化处理。正如哲学家朗西埃曾批判的，一旦“历史的虚构形成，当它们成为一种主宰着政治秩序的故事或叙事时，我们其实离真正的历史越来越远”。此外，此书中文版翻译上也有一些人名译错，如张烨茂（Chang Yen-Mao）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史籍中查无此人，“烨茂”其实是当时开平矿物总办张翼的字“燕谋”。可见海内外很多对两个如此重要政治人物的研究和译介，连基本史料都没有疏正清楚。
胡佛在回忆录中记录的事实与西方学者的《幸运儿》中的描述有明显出入：自己听到唐绍仪家宅邸的爆炸声后，是与一位名叫John A. Agnew的友人一起冲过去的。当时已经是深夜，见到唐绍仪当时处于应激反应的失神状态（Tong was naturally distracted），但是唐绍仪很快振作起来，并且和他们一起救出自己的孩子（but helped us to gather up the other children），胡佛把唐绍仪等带到家里，唐绍仪逐渐恢复了平静。说得很清楚，唐绍仪当时就在现场，并且意识清醒，没有受伤，更不存在从外面回来才得知噩耗的情况，仍有能力救出家人。
唐绍仪对此事的回忆性材料，罕有研究者注意到。美国人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曾于1929年采访过唐绍仪，采访的英文全稿登在这份报纸上。据唐绍仪回忆，庚子国变期间，自己的屋子起火后，胡佛第一时间赶来，问他：“Mr Tong can I do for you？”可见胡佛主要提供了救援上的协助，且唐绍仪此时看见大量灾民聚集在胡佛住所，胡佛的妻子也在帮助其他伤者，唐绍仪只向胡佛讨要了一些食物。唐绍仪同时告诉胡佛有上千中国人（thousand or more Chinese）聚集在地窖（cellar）中，请他多关注救济，胡佛便和其他友人将物资分发给附近难民。此时胡佛已当选总统，这个救济的难民数字可能有美化胡佛的成分，但或许可以让我们判断，胡佛并非只保护了唐绍仪一家。
唐绍仪和胡佛如何结识
关于唐绍仪和胡佛如何结识，交情如何产生，流传最广的当属军统特务陈恭澍1942年的《蓝衣社内幕》中的说法：唐绍仪被国民党当局看作依靠“国际关系”搅动国内政局的重要力量。满清时唐“入仕邮传部”，借机对胡佛“折节纳交”，这才有了后面胡佛的多次相救，胡佛在后来的诸多慈善活动也都曾得到唐绍仪的支持。按照陈的描述，似乎唐和胡佛并无真正的友情，完全是利益交换，唐绍仪以利诱之，屈身巴结，全无底线。
细察之，这种说法明显不符合逻辑。两人初次结识时，唐绍仪已是清廷的地方大员，胡佛只是墨林公司的工程师，于采矿协议方面虽有权柄，但其当时既无政治资本，又非世家背景，唐绍仪亦不可能想到胡佛今后的政治道路如何，更谈不上作为政治投资的“折节纳交”。只能说，陈恭澍此言有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为军统刺杀唐绍仪开脱，有对唐肆意抹黑之嫌。胡佛在回忆录中则写明，自己与唐绍仪是乘火车时认识的，唐绍仪邀请胡佛一同乘坐自己的官车，在途中，唐的教养、谈吐及才华令胡佛感到钦佩。胡佛还谈到唐绍仪在工作上对张翼的不满，及其靠贿赂李鸿章上位的情况。胡佛在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自己初来华时，与张翼的合作很不顺利，胡佛与唐绍仪谈论张翼，也很可能是希望唐绍仪能够给予协调和帮助。毕竟张翼是醇贤亲王奕譞的侍卫出身，本不懂洋务，外语水平和对西方世界的理解均不能与喝过洋墨水的唐绍仪相比，胡佛主动地亲近文化认同上与自己更接近的唐绍仪。
民国报刊上，关于胡佛与唐绍仪的花边新闻甚多。如说唐绍仪、胡佛和唐海安是所谓“扑克三友”，“唐绍仪为人豪迈轻财”，曾帮胡佛还清了公库亏空的秤银等，这些说法始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周播》《春海》《东南风》等小报，其中事件多对不上两人在中国相处的时间，或有职务张冠李戴的漏洞，均不足信。在国内政治上，晚年唐绍仪也与胡佛有沟通。“九·一八事变”后，唐绍仪曾电请胡佛“召集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之国际会议”，遏止日本对华侵略。唐还曾给胡佛写信，批判蒋介石政府不脱“中世纪观念”，将使中国政治进入“黑暗时代”。胡佛1946年以“赈灾特使”身份来华，强调自己“只谈粮食，不谈政治”，却问及唐绍仪“为什么被暗杀”，并抛出“中国现代的制度是否和清朝时期相差无几”等尖锐问题。如果将唐绍仪对中国政治情况及蒋介石政府的介绍的电文结合起来，再看胡佛来华后提出的这两个问题，言外之意似因哀悼唐绍仪而对蒋介石政府的独裁统治和白色恐怖表达不满。
唐绍仪在家乡任县长期间，每季度都要做厚达近500页的《县政季刊》，所理政务事无巨细，这份勤勉实在令后人赞叹，他以经国之才付于一县之地，光凭这一点，也值得今人缅怀。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28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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