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倒霉的工部尚书，叫贺寿慈。
贺寿慈，字云甫，湖北蒲圻人，生于1810年。1841年，贺寿慈考中进士，殿试的成绩为二甲第四名。一般来说，这样的成绩都会被点为翰林。只是，由于贺寿慈很清高，没有投身权臣穆彰阿门下，因此没有点为翰林，仅授史部主事。
当京官很苦，熬过来就好了。1877年，贺寿慈在熬了36个年头后，终于接替李鸿藻，当上了工部尚书。
此时的贺寿慈，不复当年那个清风亮节、不向权贵低头的年轻人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多少有些“腐化变质”了。当年不敢收的礼物，敢收了；不敢拿的东西，敢拿了；不敢结交的商人，敢结交了。
谁能想到，贺寿慈就栽倒一个商人手上。
这个商人叫李春山。李春山是山西人，原名李钟铭。他在北京经商多年，与一班名公巨卿交往密切。李春山在琉璃厂开了一家以经营古籍买卖为主的古玩铺“宝名斋”。当时，在琉璃厂有3间门店就是已经很了不起了。“宝名斋”却占了9间门店，其规模之大在琉璃厂独一无二的。于是有了“琉璃厂，一条龙，九间门面是宝名”的说法。
常言道：“店大欺客。”“宝名斋”规模做大了，店铺伙计的脸色难免有些难看，不少穷翰林就受过他们的气。
一天，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到“宝名斋”买书，要取阅一本放在高架子上的某书。店铺伙计仗势欺人，不愿意为他取。张佩纶何等高傲的人，怎么会受得了这种气？回去之后，他打定主意，要好好出一口气。
张佩纶很清楚，要弄掉李春山，就得打掉他的“保护伞”。李春山的“保护伞”，就是工部尚书贺寿慈。李春山对外宣称，贺寿慈是他的亲戚；贺寿慈的轿子，也经常停在“宝名斋”大门前。于是，张佩纶就以此为由头，上了一道奏折。
在奏折里，张佩纶称：“山西人李钟铭即李春山，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当铺，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是其亲戚，招摇撞骗，无所不至。”请求“饬下顺天府该城御史，将李钟铭即李春山，即行驱逐回籍，不得任令逗留潜藏，以致别滋事端”。
张佩纶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贺寿慈：“近来士大夫不分流品，风尚日靡，至显秩崇阶有与吏胥市侩、饮博观剧、酬赠馈遗等情，请旨整伤。”
此前，同治皇帝暴病身亡，光绪皇帝继位，慈禧太后以垂帘听政的名义，再次把握大权，有意整顿朝纲。因此下令调查此事。经过调查，发现李春山与贺寿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戚，而是“干亲”。
原来，李春山的前妻是贺寿慈的“义女”。李春山前妻死后，贺寿慈又把自己的一个丫鬟，送给李春山填房。所以，李春山要尊称贺寿慈为“岳父”。
贺寿慈的原配夫人死得早，一直没有续弦。李春山善解人意，花费重金买来一名绝色女子，送给“岳父”。贺寿慈自然“笑纳”。
慈禧太后颁发上谕，说：“着该尚书据实复奏，不准一字捏饰，如敢回护前奏，稍涉欺蒙，别经发觉，决不宽贷。”
贺寿慈在官场浸淫多年，当然不会老老实实全部都招供了，而是挑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情节，回奏朝廷：“去年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龙楯车时，或顺道至该铺阅书。”贺寿慈打死不承认与李春山有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行径，只是表示去年为同治皇帝办理丧事，演习同治皇帝梓宫的“龙杠”时，曾经到“宝名斋”歇脚、看书。
到“宝名斋”歇脚、看书，并非什么大罪；年近七旬的老臣，还在亲自宴席同治皇帝梓宫的“龙杠”，怎么也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于是，高高举起的板子，轻轻落下。最终，朝廷下谕旨，以“恭演龙楯车系承办要务，所称顺道阅书，亦属非是”为由，“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
这就意味着，贺寿慈逃过一劫，但工部尚书的官帽子是丢了。
至于李春山，则因为“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官街，匿税房契”，获得了“杖六十、徒一年，期满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罚。
这一切后果，都是“宝名斋”伙计不肯给顾客拿书所造成的。
【参考资料：《清史稿》《清宫外史》《清实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