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和民国历史上，若论广西精英大有人在，但在两个时代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有举足轻重之地位的可不多，岑春煊可以算是其中之一，并且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影响着两个时代的政局和社会的发展走向。岑春煊是广西西林县人，老爸是时任云贵总督的岑毓英，可以说是贵胄子弟，名副其实的官二代，年轻时候放浪不羁，不受约束，纪律性也不是很好，一开始还是靠关系，靠金钱捐官（跟雍正时期的李卫很相似）当一个主事的候补，最后勉强通过科举考试，不过也有人说是请了枪手，不过不管如何，他毕竟是当官了，而这官一当就和别人不一样，他能严格的要求自己，当然也就能严格的要求别人，贪官污吏对岑春煊可谓是闻风丧胆，时人称之为“屠官”，与清末的张之洞“屠财”，袁世凯的“屠人”号称“三屠”。岑春煊在政治、教育、经济、革命等方面都是贡献巨大，晚清时期和袁世凯并称“南岑北袁”，民国时期拥戴革命，第二次革命时任各路讨袁军大元帅，护国护法时期任七省总裁，下野之后还拥戴抗日，支持十九路军抗战。那么，为何我们说他是晚清重臣民国精英？小编就来讲述岑春煊的事迹，说说他为何在晚清和民国都拥有那么高的地位。
出兵勤王，救驾有功。岑春煊靠着关系，当然也是靠实力，从光禄寺少卿、太仆寺少卿一直到大理寺正卿，这些中央官当得不亦乐乎，但都是闲职，都是做一些和皇家有关的杂事，大理寺管司法还可以说得过去，剩下两个官职在当时几乎没什么作用，毕竟与时代不符合嘛。戊戌变法的时候，岑春煊拥戴变法，拥戴光绪光帝，也支持裁汰一些无足轻重的官职，包括自己现任的一些职务，以身作则，光绪皇帝一高兴，直接当广东布政使，也就是省里面的第三把手，但跟领导有矛盾，又改任甘肃布政使，就是在此任上，岑春煊才有机会飞黄腾达，才有机会与北洋系的奕劻和袁世凯相抗衡。1900年，义和团盲目排外引起八国联军出兵干涉，东南互保出现，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督抚愿意出兵勤王，唯独岑春煊自己以一个地方布政使的身份，直接带兵过草地，在怀来一带迎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并顺利保驾到西安，因为“勤王”有功，岑春煊一路扶摇直上，历任陕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不就任）等职，成为晚清的封疆大吏，是与袁世凯等北洋系相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
勇斗奕劻和袁世凯。在晚清政治腐败，满朝都是死气沉沉的大环境下，岑春煊和瞿鸿机可以说是出淤泥而不染，以清流自居，自然就看不惯这帮贪官污吏，鱼肉人民，败坏政府形象的北洋系分子，所以岑春煊和袁世凯关系并不和睦，且时常对抗，“南岑北袁”之称由此而来。因为广东海关官员的贪污问题，岑春煊弹劾奕劻和袁世凯包庇不处理，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并最终公开化，相互弹劾与举报，这就是清末著名的“丁未政潮”，最终岑春煊和瞿鸿机在斗争中失败，被开缺。岑春煊当时是慈禧的大红人，按常理来说，袁世凯是没有办法扳倒岑春煊的，但证据可以伪造的嘛，袁世凯深知慈禧太后最恨的就是维新派，也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这帮人，所以袁世凯就找人把岑春煊与梁启超两人的照片找来，并用当时的技术放到一起，慈禧一看吗，这还得了，岂不是要造反吗，岑春煊于是被开缺。民国时期，袁世凯野心不小，当了总统觉得不过瘾还想当皇帝，非要弄出个洪宪帝制之类的，于是各省纷纷起来讨伐袁世凯，发动二次革命，并推举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岑春煊说，“有袁世凯则没有我，有我则没袁世凯”，遗憾的是最终失败了，岑春煊出洋三年，护国护法时期又被陆荣廷请回来。
反腐斗士，一身正气。晚清时期，腐败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政府内部少有正气的官员。岑春煊就是看不惯这帮贪污和腐败分子，每到一地任职首先做的就是向他们开刀，当他还是广东布政使的时候便敢弹劾当时的两广总督。在四川总督以及后来的两广总督任上，对贪官污吏可以说是嫉恶如仇，该收拾就得收拾，一到四川总督任上就直接处理布政使以下几百人，两广任上直接收拾一千多人，“屠官”之名名副其实。岑春煊还不畏权贵，不管你的靠山是谁，也不管自己的前途如何，反正只要你敢贪污，我就敢分分钟教你学做人，比如当时的广东海关监督一职，个个都是挤破头皮都想去干，因为这是一个肥缺很有钱。自从大清被迫对外开放以后，海关税收就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甚至超过田税。但这一职位上的人几乎都是贪官污吏，个个都中饱私囊，政府规定一年上交500万两，但实际上收到的都不足300万两，岑春煊便从这里入手，弹劾当时的两广总督谭锺麟、庆亲王奕劻，顺便连袁世凯也一起弹劾，说他们收了海关一官员的好处，对此事不管不问，当事人还可以出任驻比利时公使。奕劻和袁世凯是一伙的，都是北洋系的代表，奕劻当时是“皇族内阁”的首席大臣，任命驻外公使这等事自然就是得经过他的把关了，海关办事员周荣耀贪污两百多万，还名正言顺，风风光光的去就职，这一点离不开奕劻的支持，弹劾的结果可想而知，周荣耀直接被处理。
拥戴进步，拥戴共和。岑春煊虽说是晚晴时期的封疆大吏，是清政府懒以生存的支柱之一，但岑春煊不是一般的主，也不是哪些守旧的官僚，他的思想超越了同时代的很多人，他一直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主张政府应该改革，应该学会自我更新再次焕发活力。戊戌变法时期，岑春煊还是当中央官，也就是在太仆寺、大理寺这些机构任职，都是一些闲职，平时没事干但就是可以领工资。岑春煊以身作则，支持裁汰这些没用的官职，给国家节约钱，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这一点是十分难得的，他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清末新政的时候，他主张实行君主立立宪制以顺应时代的潮流，尤其是官制改革，一定要彻底要全面，不能存在丝毫的马虎，这可是大清自我拯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遗憾的是最后因政治斗争失利，被开缺回家。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之时，清政府想到岑春煊之前在四川当过总督，深得当地人民的爱戴，想请他再次就任四川总督，平息当地的保路运动，顺便压制正在兴起的革命派。在这件事上，岑春煊认为平息四川保路运动根本不是难事，本来这件事是政府有错在先，“铁路国有化”时没有处理好商民的股份问题，此时应该采取安抚的方式，把这些经济关系理清，动乱自然就可以平息，但清政府不认可这个方案，最终岑春煊推辞不就任。在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岑春煊通电清政府辞去帝位，拥戴共和顺应民心，主张南北议和避免人民受兵灾之苦。袁世凯称帝时，岑春煊发表讲话拥戴共和，主张讨伐袁世凯，并任各路讨袁军总司令和大元帅。护国护法战争期间，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路线，任七省总裁准备北伐以维护共和，但他本人更倾向于南北的和平统一而不是武力统一，这一点跟孙中山不一样，最后也是因此而宣布下台，定居上海，从此不再过问国内政治，但爱国之心不减，十九路军抗战时，积极捐款。
眼光独到，思想先进。岑春煊此人非同凡响，他在晚清和民国有如此高的地位实至名归。岑春煊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强盛，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人才，有没有发展经济，这两者缺一不可以。没有人才，人民的觉悟不高，再先进的政治制度都无法在中国扎根，因为无人去操作，人民也不理解；没有经济实力的支撑，各项改革都是空谈，没有继续进行的基础。所以岑春煊极力主张兴办教育和发展实业，这一点是相当难得的，而同时代的很多人却只想学习政治制度而对其他方面的学习则少有考虑。岑春煊在山西巡抚任上便着手当地的教育事业，兴办学堂，普及民众的教育，著名的山西大学之前身——山西大学堂就是在岑春煊的积极倡导下建立的；在四川总督任上也是如此，在兴办学堂的之时，聘请外国教师，传授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这一点在同时代的学堂之中都是相当罕见；在两广总督任上，近代两广的很多中学和大学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创建，比如广西大学，可以说是近代两广教育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综上所述，晚晴重臣民国精英之称号岑春煊当之无愧。从“勤王”起家开始飞黄腾达，一直到拥戴共和，任七省总裁的近半个世纪里，岑春煊积极反腐，勇斗当时的北洋势力代表奕劻和袁世凯，兴办教育发展实业，通电清政府拥戴共和放弃帝位，组织第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支持护法护国战争等等，他都留下了深刻的脚印，并且在每次重大的事件中，他都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就从这些方面来讲，近代广西是少有人能望其项背的，毕竟在近代广西的历史中，晚晴和民国两个时代都算是精英的不多，岑春煊就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