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皇权社会中，“一夫多妻制”乃系当时婚配制度的典型特点。自西周时期开始，妻和妾的地位开始逐渐出现分化，予以了礼法上的地位确定。妻，高高在上、乃系男子正室；妾，地位卑贱、几与女仆等同。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当时的婚姻制度应该为“一夫一妻多妾制”。
妾，在当时的作用颇多，除了满足男子正常的生理需求，为男子繁育后嗣等主要工作外，还担负着“出身率为侍婢，而烹调浣濯缝纫等兼任梳头、烹饪二事”等女佣的工作。
除此之外，古代男子纳娶妾室，还有这样一个极为荒唐、奇葩的用处——出租挣钱！
其实，出租妾室为其他男子繁育后嗣的奇葩行为，拥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甚至在南宋时期呈现过一段时间的繁荣景象。宋朝诗作：“赠妾生儿古人有，儿生还妾古人无”中所描述的“借妾”典故就是当时“租妾生子”现象的真实写照。
元朝建立以后，曾经专门对“出租妾室”的行为予以过明确法律制止，但对于家中贫困的男子而言，少量钱财租借老婆为自己繁育后嗣，较之大张旗鼓、耗费较大的娶妻生子，仍然是首要选择。所以，有元一朝对这种情况，反倒出现了屡禁不止、风气更胜的局面。这种情况，在清朝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清碑类钞·风俗》有载：
雍、乾以前，甘肃有租妻之俗。盖力不能娶而望子者，则僦他人妻，立券，书期限，或二年，或三年，或以得子为限。
如果租借者穷到没有居住之地，只要价钱合适，还可以“不必赁屋别居，宿其夫之家则可”，只是在具体展开“交易过程”的时候，需要出租妾室的男子“避去”。
如果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产生了感情怎么办？这个就需要看出租者的态度了！
夫不许，即某妻素与客最笃者，亦坚拒不纳。欲续好，则更出僦价乃可。
出租者不同意，就中断交易；出租者同意，另外出价、再续前缘！
当然，这种现象并非局部区域的个别现象，而是几乎遍及全国的普遍现象。《清碑类钞》中，对类似现象的记载，屡见不鲜：
浙江宁、绍、台各属，常有典妻之风。以妻典与人，期以十年五年，满期则纳资取赎。为之妻者，或生育男女于外，几不明其孰为本夫也。
也就是说，“租妾生子”的现象一度泛滥，甚至达到了妾室“不明其孰为本夫”的混乱状态。出借次数太多，连自己的正牌正度到底是谁，都不清楚了。风气泛滥之甚，可见一斑。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律法方面的制定较之前朝历代有着明显的长足发展和完善，对于屡禁不止的“租妾生子”现象，在《大清律例》中也有着明确的规定：
1、凡将妻妾受财（立约出）典雇为妻妾者，本夫杖八十，典雇女者杖六十，妇女不坐；
2、若将妻妾妄作姊妹嫁人者，杖一百，妻妾杖八十；
3、知而典娶者，各与同罪并离异、财产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彩礼（仍离异）；
但是，在清朝时期的底层百姓中，贫苦者居多，租妾生子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控制下的无奈之举。
所以，清朝统治阶层在上述法律规定之外，还专门给予了“放宽”条件：
贫瘠家庭，将妻女送至别家服役，如无契约，免罚！
好了，有了统治阶层的“默许”，清朝的“租妾生子”风气再起，甚至一度达到了“公然往来，略无顾忌”的嚣张地步。
其实，清朝统治阶层之所以“默许”这种“典雇于人，已则无耻；驱之失节，败伦伤俗”的风气，还有着其基于社会治安、社会稳定的考虑。
“租妾生子”风气一度达到“可公然往来，略无顾忌，即为之夫若父母者，第有微利可沾，亦绝不加以干涉”的疯狂地步，乃至“女子自十四岁以上鲜有完人”的地区，竟然反常的出现了“奸案极少”、“邻里安逸”的社会祥和、稳定局面。
有鉴于此，清朝统治阶层对此的“默许”态度更甚，以至于民间出现了“仅免饥寒者即置一姬；小康者，则置二妾或三妾”的现象，专门将此当成了一个发家致富的行当。
在封建制度下生存之女性，毫无地位、尊严可言，遭受践踏之甚甚至到了可以肆意买卖、租借的荒唐地步。悲惨至此，天亦怜之！
参考文献：《大清律例》、《清碑类钞》、《中国通史·婚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