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秋，时任川陕总督岳钟琪乘坐的官轿刚抵达总督署衙门的时候，一个来自湖南衡阳的书生手捧一封策反书信，拦住了岳钟琪的去路。事后得知，该书生乃系湖南生员曾静的弟子，而曾静则是康熙朝天下闻名之“反清斗士”吕留良的弟子。原本就自认为雍正皇帝对其拥兵自重而有所怀疑的岳钟琪，当即向雍正帝如实地上了奏本，从而使曾静、张熙投书事，成为雍正朝最大文字狱肇起的导火线。
其实，在被拦轿投信前不久，岳钟琪就已经经历了一次“被谋反”。雍正六年六月，来自成都的读书人卢宗汉就曾在街头高呼“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想要造反”，呼吁西北民众积极响应。事后，岳钟琪惶恐不安，甚至主动向雍正皇帝引咎辞职，以表忠心。好在，“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雍正皇帝并未对岳钟琪予以惩处，反而给予了诸多安慰。
但雍正皇帝不对岳钟琪惩罚，并不代表对其绝对信任，毕竟岳钟琪是汉人，毕竟西北地区的安稳对于雍正皇权有着太过关键的影响。
他之所以对待岳钟琪如此宽仁，主要有三个原因：
1、岳钟琪拥有多年的封疆大吏资历，屡建大功，经验丰富，是继年羹尧被诛后坐镇西北的不二人选。
2、当时的西北局势尚未进入绝对安稳状态，边疆部盟的武装活动频发，雍正皇帝尚离不开带兵有方、屡建军功的岳钟琪。
3、一定程度上讲，反清组织对于岳钟琪的策反也有着挑拨离间的用心，雍正皇帝如果重惩岳钟琪，无疑正中下怀。
但投送策反书信的湖南书生不同，他的背后是曾静，是早已经被朝廷定了性的吕留良，是一个有组织、有谋划、有谋反可能的老牌反清集团。他们之所以选择岳钟琪为策反对象，并非盲目出击，而是对岳钟琪的家族背景、手中权势和所处位置进行理性考虑以后的高明抉择。
岳钟琪的出身太特殊
《大义觉迷录》中，曾经记载了一段曾静策反书信中的大致内容：
称岳是宋代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劝其继承先祖遗志，不应效忠清王朝，要他用手握重兵之机，适时地举事谋反，为列祖列宗报仇，替大汉民族雪耻。
岳飞，“忠君爱国”的千古楷模，一代抗金名将，威名赫赫的民族英雄。这个被后世奉为神明的英雄，就是岳钟琪的先祖。封建皇权社会中，不管是举兵谋反还是聚众闹事，就连陷害忠良都要找一个由头，讲究个“师出有名”，岳钟琪这个抗金名将的后裔，无疑就是曾静等人争取汉人支持，共同推翻满清统治的一杆绝好的大旗。
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手握重兵
曾经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被雍正皇帝治以九十二款大罪，赐狱中自裁后，岳钟琪接任川陕总督，接手西北重兵。根据《清实录·世宗实录》的记载，雍正七年，岳钟琪拜领宁远大将军之时，手中握有十九万久经沙场、装备精良的强悍军队。这样一支一直处于战斗状态的军队，一旦被反清组织拉拢过去，无疑会对雍正皇权造成致命威胁，这也是曾静等人极力拉拢岳钟琪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当时的西北地区盘踞着武装力量绝对不容忽视，而且一直渴望摆脱清廷统治的和硕特部、准噶尔部、大小金川甚至西藏等地的武装力量也一直处在蓄势待发，准备发动武装叛乱的状态。一旦岳钟琪手中的西北大军被反清组织拉拢过去，上述部盟乃至周边附属国家都会趁势作乱，内忧外患之中，雍正皇权必然岌岌可危。
岳钟琪所在的西北地区，太过关键
自清朝入关，建立了大一统封建王朝以来，西北地区和江南地区一直都是统治阶层最为头疼的所在。收复台湾以后，江南地区的反清思想虽然始终未灭，但在清廷“宽严相济”的有效统治下，一直未形成有效的武装反叛活动。可西北地区不同，这里盘踞的少数民族部盟，自后金政权时期就始终进行着规模不一的武装反叛活动。
自入关之初，多铎率领大军自江南地区远赴喀尔喀平乱；到康熙皇帝“三征噶尔丹”；再到康熙四十七年，康熙皇帝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大将军王，远赴西北平定战乱；再到康雍之交，年羹尧在西北地区的数年征战；清廷在西北地区的用兵频率远胜其余地区。
《大义觉迷录》曾经对西北地区的关键性进行过说明：
西北地处险要，南可控制云贵湖广，东可牵制晋冀豫和京都地带，是和青藏甘高原联络的根据地。
而岳钟琪镇守的川陕之地，即为清朝费心打造的西北防卫线，对于皇权稳固、朝局稳定有着至为关键的影响。一旦岳钟琪被策反，这条西北防卫线被无成本打破，雍正皇权能受到何种威胁，可想而知。
正如雍正皇帝对岳钟琪作用之“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理大清于磐石之固”的评价，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因为“抗命名将后裔”的特殊身份，因为手中掌握的西北重兵，更因为所出西北地区的关键位置，才会成为诸多反清人士的首选拉拢对象。只是，他们低估了雍正皇帝的驭下之术，更低估了岳钟琪的忠君思想，也就只能落得“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的必然下场。
参考文献：《大义觉迷录》、《清实录·世宗实录》、《清史稿·岳钟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