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开篇写了一个穷困潦倒的老童生周进，他年过六十还未考中秀才，只能在乡村做塾师，靠教孩子读书来糊口。那些孩子还都特别淘气，老师一眼没看到，就“溜到外边去打瓦踢球”，周进却还耐心，每天认真教导，算得上是个好老师。可乡村的农家，家境都一般，给他的束脩不多，还饱受梅秀才和王举人的奚落，日子过得很是凄凉。可就这样，他也没保住塾师的职位，一年后遭到解聘，只能跟亲戚去做买卖。
这是明清时代下层塾师们的真实境遇。清代有一句俗谚说“穷不读书，富不教书”，意思是穷人家的孩子没钱读书，而有钱的知识分子又绝不会去教书。只有下层的读书人，他们考不上秀才举人，又没有别的谋生本领，只能靠做塾师、教孩子为生，生活困顿，朝不保夕。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小学教师，也是“腐儒”、“穷酸”或者“冬烘先生”的代名词。
在一些尊师重教的地方，塾师非常受人尊重，尤其是有学问、要求严格的塾师，会有很多人家争相礼聘。但对于绝大多数下层塾师来说，他们很多时候都是被嘲笑被丑化的对象，就像周进那样，令人无比悲哀。当然，因为视野不宽，经济窘迫，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可避免的古板、固执、迂腐，课堂枯燥乏味，常常被学生厌烦甚至捉弄。我们读明清小说戏曲以及近现代作家的随笔，那里面的塾师都没有什么太美好的形象，不过是一个穿着长袍，只会摇头晃脑读让人听不懂的古书，或者只会用打手板来惩罚淘气孩子的迂腐先生而已。清朝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写了一首诗，“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生动形象地记述了孩子读书的艰苦和枯燥。沈从文、郭沫若等一代文学巨匠，都曾在回忆录中详细写过被老师体罚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