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马关，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中日双方签署了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以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国2亿两白银，增加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马关条约的不平等，是当时政府的无能以及战败的后果，丧权辱国的条约背后，不断涌现出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斗士，黄遵宪就是其中一人。
首先我们仔细看看条约内容，所有内容都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间智斗的结果，这已经是李鸿章尽己之力最好的结果。在第六条规定中，增加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为何是增加，原来，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被迫向列强开放了，设立了通商口岸，且有广州、上海、宁波三种模式。这三座城市的通商方式，实则是三种不同的模式。
广州模式的特点是由中国方面在通商口岸划分出部分土地，交给洋人租用，华人不得杂居。在划分出去的范围内，列强有行政权、司法、征税等权力，这就等于，洋人独立于中国行政、法律系统之外的，成为了“国中之国，城中之城”。上海模式略强于广州模式，只不过在洋人的管辖范围内，可以允许华人居住。广州与上海，在当时被统称为“租界”，在许多关于旧上海滩的电视剧中，我们也会经常听到“租界”这个词语，在租界内有华人探长等职务，这就是上海与广州的不同。
第三种模式，是宁波模式。宁波模式的特点是虽然划分出部分的土地由洋人租用，但是各项权力还是归中国人自主，当时称之为“通商场”。这种模式对于当时的中国实乃最好的“租让”方式，洋人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税收、政权以及司法权力还是以中国为主。马关条约签署后，光绪皇帝命李鸿章等人开始实行“补救”措施，希望在条约中提到的城市可以施行宁波模式。同年，张之洞向光绪提出了19条补救措施，要求在新增的通商口岸中采取“宁波模式”。
张之洞的十九条补救措施，得到了光绪的肯定，也在日后和日本的谈判中发挥了作用。但是这十九条补救措施，并不是张之洞一人所谓，实则他是根据他的下属黄遵宪努力之后的结果。当时，黄遵宪就职于江宁洋务局，而前两江总督刘坤一被派往前线，两江总督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兼任，因此黄遵宪就成了张之洞的下属。马关条约签署后，黄遵宪就已经在冥思苦想如何补救，在黄遵宪的信件中，我们可以得出他的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和决心：“内地通商一事，昨上广雅尚书一函，详陈其利害，此事惟广雅能主持之，将来或在金陵会议。宪归自海外，碌碌无所短长，或藉此一端，少报知遇也”
交涉开始后，黄遵宪由于其他事情在身并没有参与，日本要求将苏州的几个繁华地段设置为租界，中方则坚持须在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即便是这样，双方也一直没有定论。后来黄遵宪介入，提出以宁波模式为租界方式，并与日本人据理力争，用中国人的智慧予以回击。日本人没有办法，只好用最卑鄙的方法，放下狠话，要离开上海。黄遵宪知道后，马上致信张之洞，表达决心：“倭领即回沪，似不必挽留，听令回沪，稍挫其气，再告以黄道在沪，可以续议。”可见，黄遵宪是在是当时政局中不可多得的爱国人事，身上完全没有当时官场出现的媚外、惧外的风气。
倭寇离开上海后，黄遵宪日夜不眠，深入的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两国的不平等条约，最后终于提出了六条新章程。这六条从表面上看，对日方似乎是有所退让的，但是其中处处藏有玄机，补救《马关条约》之所穷，挽回自主之权利者，无孔不钻，无微不至。由于内容过于专业，本篇浅文不予分析。黄遵宪为晚清政权付出了智慧和汗水，张之洞却从中吸取精华，总结十九点上奏光绪，并否定了黄遵宪的六条新章程，并对黄遵宪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张之洞并没与看到黄遵宪在文章中的苦心和智慧，黄遵宪也因为此事被迫退出了谈判。
黄遵宪的努力付之东流，随后，日本和中国的谈判清政府决定屈服，日方在谈判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过几天便是黄遵宪去世113周年的日子了，请让我们记住这位英雄，正所谓英雄不论成败，他为国家尊严和民族自尊做出的贡献是历史不会忘记的。
参考资料：《黄遵宪手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