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虽然最终是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所灭，但崛起于辽东的满清对于大明的威胁和牵制同样极为致命。那么，仅凭父祖遗甲十三副、将士数十人起兵的努尔哈赤，到底为什么能够崛起，进而一统女真各部，而当时的明朝到底在做什么，竟然坐视努尔哈赤于卧榻之旁崛起？
明末努尔哈赤的崛起其实并非偶然事件，从根本上来说算是明朝经略辽东的失败，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够崛起，其实就是明朝在长达两年多年的时间里，针对辽东女真部落一系列政策酿成的苦果。
明朝之所以将辽东纳入统治，其实最初乃是军事目的，乃是明初时为了从东北对北元形成包围态势。
为了巩固对辽东的控制，改变当地少数民族居多、汉人较少的局面，洪武、永乐两朝曾多次向辽东迁徙百姓，然而由于当时的辽东尚未全面开发，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哪怕清朝时也长期作为流放之地，因此少有百姓能够真正扎根于此，移民政策收效甚微。
实际上，站在明朝政府的角度来看，对辽东实行内地一样的统治其实并不合算，由于当地基础条件太差，整个辽东也无法给明朝带来多少税收收入，但统治成本却极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明朝对于辽东除了军事层面的重视外，在民政方面的重视程度并不高。
正是由于民治成本太高，因此从明朝将辽东纳入统治开始，便始终没有在此设立管理民政的各级官府，而是全面实行军管制度，即以军事衙门统管民政。
最初，鉴于奴儿干都司的军事作用，明朝对于辽东还算上心。但到了仁宣年间，随着洪武、永乐年间的多次北伐，北元已经彻底崩溃，鞑靼和瓦剌忙着争夺草原统治权，已经很难再对明朝构成威胁，奴儿干都司的战略作用开始下降。
由于当地少数民族人数众多的原因，上至朝廷官员，下至黎民百姓，其实始终没有将辽东百姓当成自己人来看待。因此从仁宣年间开始，明朝便放松对辽东的经略，开始推行“以夷制夷”策略，导致除了少数高级官员之外，很多辽东官员皆由少数民族的贵族担任。
此外，由于洪武、永乐年间的连年征战，导致明朝国力损耗极为严重，国家急需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因此从仁宣年间开始，明朝开始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对外呈战略收缩态势。
与此同时，由于朵颜三卫的时叛时附，导致奴儿干都司西部屏障尽失，再加上宣德五年（1430年）时右都督薛禄建议将边境防务集中于开平一带，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导致明朝对辽东的控制急速降低。
如上所述，明朝虽然一度将奴儿干都司纳入了统治，但实际控制力极弱，再加上明宣宗以来的战略收缩，导致明中期以后朝廷已经逐步丧失了对辽东的掌控，这给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古代，中原百姓和官员对于少数民族，总带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因此正如前文所说，明朝上下对于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辽东，从未真正予以接纳和认同。在这种心理作用下，明朝对于辽东的统治，可以说极为简单粗暴。
所谓“以夷制夷”，在以少数民族官员统治当地百姓的前提下，明朝又对居于辽东的女真部落实行分化瓦解的策略，即所谓的“分其枝，离其势，互另争长仇杀”，以各种手段促使女真各部之间发生矛盾和摩擦，从而避免女真各部完成统一，对明朝构成威胁。
在这种大策略下，明朝对女真各部实行拉拢一部、打压一部的策略，导致居于辽东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部之间时常爆发冲突摩擦，而即便是这三支女真内部的各部落间，也是矛盾丛生，造成“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例如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建州左卫右都督蒙哥帖木儿，便是被阿速江等卫“野人女真”杀死。
在这种羁縻策略下，明朝基本确保了辽东女真各部落间的势力平衡，从而使得自己的统治得以延续。那么，如果女真某部出现了崛起的迹象呢？明朝的处理方式同样极为简单粗暴，那便是以绝对实力对其予以清剿。
当时，由于建州女真距离明朝最近，受中原影响最大，因此在女真三部中一直比较强大，而为了避免其凌驾于另外两支女真之上，在宣德八年（1433年）、正统二年（1437年）、成化三年（1467年）、成化十四年（1478年）、成化十五年（1479年）等年份，明朝曾对其进行过大规模征伐，且皆采取“可屠者屠之......尽灭乃已”的手段，以致建州女真“流离四散，其余存者无几”。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为了解决辽东严重的财政赤字，朝廷下旨复征山海关的商税，《明实录》有载，“诏复征山海关税，自中土出者，山海关收六分，辽东四分。自辽东入关者，辽东收六分，山海四分。每季委文官一员，督同守备官收税”。
虽说官方的征税并不算多，然而以明朝当时的官场风气，实际上征收的数目却远远不止如此。如果是在中原腹地，官员们恐怕还会担心激起民变，而在辽东，官员们可就没有那些顾忌了，因此当时征税份额之多，税点关卡之密，是要远远多于朝廷所规定的。
如上，在明朝的如此统治之下，可以说让辽东人心尽失，不仅是女真各部，哪怕是辽东的汉人，对于明朝也是怨恨多于牵绊。正因如此，当努尔哈赤起兵并逐渐征服女真各部后，明朝在辽东的统治才会迅速崩溃。
当时，熊廷弼便曾表示，“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贼遣为奸细，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可见当时明朝对辽东控制之弱，以及辽东百姓对于明朝的怨恨。
万历二年（1574年），由于努尔哈赤的外祖父、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由于频繁袭击明军，被辽东总兵李成梁出兵剿灭。之后，王杲的儿子阿台章京为了替父报酬，又屡袭明军，李成梁遂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围攻阿台章京于古勒城，结果因尼堪外兰的叛变，不仅阿台身死，就连努尔哈赤的父祖亦死于战火。
前文说过，明朝对辽东实行羁縻政策，而尼堪外兰便是明朝在女真中扶持的“自己人”。父祖被杀之后，努尔哈赤当即起兵，以为父祖报仇为名攻打尼堪外兰，对于这种女真内部的厮杀之事，乃是明朝乐见其成的，对此自然不会插手，谁知尼堪外兰在与努尔哈赤的交战中却是屡战屡败，最终部众尽失逃入关内。
努尔哈赤此时的势力极弱，当然不敢直接与明朝交战，因此便向明朝索要杀父仇人尼堪外兰。明朝最初并未答允，但眼见努尔哈赤已经逐渐起势，而尼堪外兰已毫无利用价值，遂不再对其进行庇护，以致其最终被杀。
明朝不仅交出了杀害努尔哈赤父祖的凶手，而且为了对努尔哈赤予以笼络，还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让其承袭了指挥使职位。
努尔哈赤虽然与明朝边军有血海深仇，但他也明白此时不是明廷对手，因此立即便接过了明朝伸出的橄榄枝，而且表现的极为恭顺，对于明朝的吩咐那是绝对照办，例如万历十六年（1588年）时动擒获并交出了袭击柴河堡的贼寇克五十。
即便是努尔哈赤在攻掠女真各部之时，对于明朝也是恭顺有加，仅从现有史料来看，从万历十八年（1590年）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二十一年间，努尔哈赤便曾前后八次亲自入京朝贡。
那么，是不是说，因为努尔哈赤表现的恭顺，明朝便对其肆意扩张充耳不闻呢？实际上并非如此。随着努尔哈赤不断扩张，势力越来越强横，他其实已经引起了明朝的注意，不过明朝此时仍然没有直接插手的想法，而是继续让他们相互撕咬。
一方面，明朝大力扶持海西女真哈达部，用以牵制努尔哈赤，即使在哈达部领袖王台死后，哈达部陷入内乱，进而被叶赫部趁机夺取海西女真大权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放弃这一既定策略，继续扶持着哈达部领袖王台的子孙。
另一方面，凭借强大的实力，插手辽东事务，避免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例如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攻打叶赫部，明朝派游击马时楠、周大歧领兵千人进驻叶赫，努尔哈赤被迫退兵。又如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打算一举荡平叶赫，结果再度因明朝的干涉而罢手。
实际上，让女真各部火拼厮杀，本就是明朝的既定战略。为此，在努尔哈赤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古勒山之战”中大败叶赫九部联军后，明朝还以努尔哈赤保塞有功而特升龙虎将军，赐印信、龙虎将军剑。
努尔哈赤作为后起之秀，在女真各部的争斗中原本并不占据优势，谁也没想到努尔哈赤竟然能够迅速干掉乌拉部，而实力最为强横的叶赫部，竟然也被努尔哈赤迅速击败。恐怕就算是明朝自己也没料到，自己玩了两百年的策略，竟然失灵了。
虽说努尔哈赤的崛起，与明朝对辽东的既定政策有关，但当努尔哈赤已经逐渐展现出一统女真各部，大有打破明朝在辽东布局的情况下，明朝为何仍然始终没有做出反应，当时的明朝到底在干什么呢？
实际上，对于努尔哈赤崛起的关注程度不够，的确有当时明朝自身的原因在。总的来说，明朝当时主要在做以下三件事。
从这一时期开始，南党和北党之争极为激烈，时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之后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又爆发了“伪楚王案”，结果一度导致内阁只剩下了朱赓一人。
在当时，大臣们忙着坑人，哪里还有人顾得上辽东那片鸟不拉屎的地方，最为可笑的是，李成梁罪证一大堆，最终竟然是因为党争而遭到罢免，结果之后十年间，由于党争的关系，主政辽东者竟然先后换了八位，以致明朝对辽东的掌控是越来越弱。
而明朝的这种党争，从万历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了崇祯时期，期间不仅东林党、浙党等各派大臣相互攻讦，更有阉党充斥其中，以致朝廷乌烟瘴气。
平定播州叛乱
在此期间，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明朝和缅甸之间也是冲突不断。
要知道，从明朝中期开始，卫所制便已经逐渐走向了崩溃，导致每次大规模的战争，明朝都要抽调各地乃至土兵参与，在战争如此频繁的情况下，明朝也的确没有经历再对辽东给予过多关注。
甚至由于万历朝鲜战争，明朝的蓟江总督张国彦、辽东巡抚顾养谦等还上奏称，努尔哈赤原系都指挥，祖父向导有功，本人忠于朝廷，且“势最强，能制东夷”。应准其请，以便“制东夷”，帝从其奏，命授为都督企事。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尚膳监高淮到辽东开矿、征税，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委官廖国泰“虐民激变”，而高淮诬陷诸生数十人为民变头领，将之关入监狱。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前屯卫军因为高淮克扣月粮、鞭打凌辱下级军官和士兵起事，并宣称“誓食淮肉”，后经一参将劝告方才回营。到了同年六月，锦州、松山军也发生哗变，高淮害怕被杀而逃回关内。
明代宦官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记载道，辽东“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
此外，根据《明世宗实录》的记载，早在嘉靖朝时期，“各边军士卒，因官军剥削，往往逃窜”、“辽东二十五年开原额军士一十五万陆仟九百余名，今役止六万余名，其间，且多老弱”、“开原额没兵马五千，逃之大半”，也就是说明朝在辽东的驻军，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原本的作用，即便想要遏制努尔哈赤，也根本没有那个能力。
综上，由于明朝经略辽东两百年以来的策略，给了努尔哈赤起兵壮大的机会，再加上明朝当时内部的各种问题，以及明朝对辽东的既定政策和努尔哈赤前期表现出的恭顺，导致对于辽东的关注度并不算高。
结果，仅凭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的努尔哈赤，最终一统女真各部，等到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称汗建国，并在两年后以“七大恨”为由起兵反明，明朝这才反应过来，然而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从猫咪变成了猛虎，结果便是明朝在“萨尔浒之战”后彻底丧失在辽东的主动权，再也武力压制努尔哈赤的崛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