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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15日下午，著名影星卓别林在东京津津有味地欣赏相扑。这是卓别林首次访问日本，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让他很受感动。
本来当天首相犬养毅邀请卓别林会谈，但是卓别林由于要观看相扑而没有去首相官邸。卓别林没有想到，这个决定让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否则很可能命丧异邦。
就在卓别林聚精会神地观看大力士们表演时，一群青年军人乘着汽车闯进首相官邸。面对来势汹汹的一群人，犬养毅首相沉静地说：“有话好好讲。”但回答他的是“没有什么好讲的”，随后枪声响起，76岁的犬养毅倒在血泊中。
随后那些参与暴乱的人们向首都警察署、日本国家银行、政友会总部以及一些发电站投掷手榴弹，东京笼罩在一片恐怖阴影之中。
这就是震惊日本全国的“五一五事件”。它终结了日本的政党政治，导致日本政治偏离大正民主的轨道，军人力量开始在政坛崛起，国家在邪路上越走越远。
一、光天化日下的暴行
1931年8月，在遭遇右翼分子暗杀9个月后，一直住院治疗的浜口雄幸首相去世。同属立宪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在他病重期间接任首相之职，但是也没有坚持满一年，就在1931年12月倒台。
犬养毅作为反对党总裁被授命组阁，出任日本第29任首相。犬养毅是一位见多识广的政治家。他早年是从军记者，因报道西南战争而出名，后来在元老大隈重信的提携下步入政坛。由于1913年在第一次护宪运动中为推翻桂太郎内阁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与尾崎行雄被并称为“宪政之神”。
犬养毅是孙中山的密友，支持中国革命。辛亥革命时他曾亲赴上海，走访武昌，对孙中山表示支持。
对犬养毅来说，1931年出任首相确为“受命于危难之际”。时值全球范围的经济大萧条，日本经济深受打击。犬养毅任命资深财政专家高桥是清为大藏大臣（即财政部长），禁止黄金输出，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抗经济危机。事后证明，这些政策是日本经济复苏的起点，但这些政策是很难短期见效的。
犬养毅深知民众的不满，他承认国家深为腐败所苦，率先明言政党自身应该承担70%的责任，政党应该互相监督，让改革卓有成效。改革是需要时间成本的，问题是民众等不及，特别是那些脾性急躁的军人，由于政府削减军费，严格控制军备，他们对犬养毅内阁尤其不满。
浸淫政坛多年的犬养毅也很清楚，自己的最大挑战来自军部。1931年关东军擅自行动，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元老西园寺公望之所以向昭和天皇推荐犬养毅，就是希望他通过与中国谈判解决九一八事变问题。犬养毅就任后，利用自己的渠道与国民政府进行交涉。他的解决方案是承认中国对东北地区的形式领有权，但日本要在经济上实质性地支配东三省。
与军部要求承认“满洲国”的方案比起来，犬养毅的方案要柔和得多，也因此遭到军部的激烈反对。在军部的眼里，鼓吹这类国际协调主义论调者都是“卖国贼”。
海军里的少壮派对犬养毅更是恨之入骨。1930年4月，英国、美国、日本三国签订《伦敦海军条约》，决定限制和削减三国的海军军备。
反对派认为，这是被英美两国逼迫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是英美两国削弱日本实力的阴谋。反英美情绪上升，叫喊“国防危机论”的声音高涨。日本海军的规模遭到限制，引起基层官兵的不满，特别是一些青年海军军官，开始密谋采取军事政变手段改造国家。
浜口雄幸首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刺杀的，所以犬养毅也很警惕。他给陆军元老上原勇作写信，指出应该改变当时军队中的风气，否则“统制军队的纪律很有可能发生巨变”。他又上奏天皇，提出将约30名问题军官免职。
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干涉军队，军部十分愤怒，那些躁动的青年军人更是视犬养毅为寇仇，必欲除之而后快。
5月15日上午，犬养毅接受体检，一切指标正常。他轻松地和医生开玩笑说，“全身查遍了也没有异常，兴许能再活个100年吧”。谁知道几个小时后，犬养毅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杀，成为“五一五事件”的牺牲者。
4天后，在东京为犬养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参加仪式者众多，其中也包括卓别林。后来卓别林才知道，他自己也在暗杀名单上。
“五一五事件”的参与者、海军中尉古贺清志在军事法庭上供述说：“卓别林是美国的红人，又是资产阶级的宠儿。我们相信，杀死了他，可以挑起一场日美战争，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箭双雕。”
二、他必须成为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
古贺清志是主持策划“五一五事件”的核心人物。
除了海军青年军官，他还集结了若干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和所谓“农民敢死队”。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昭和维新”，要求继“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治进行一次新“革命”。
策划者希望通过暴力手段，迫使政府颁布戒严法，实行“革新”。他们还发布了一则充满煽动性的声明，表达了深刻的愤怒情绪——睁开眼睛看看你的祖国——日本的现状吧。我们敢问，你能找到一丝对帝国真正热爱的痕迹吗？
那些政党正在贪婪地追逐权力和一己私利，那些掌握大企业的家族和政客勾结起来拼命吮吸日本民众的血汗，官僚和警察则忙于维护腐败堕落的政治—产业联合体制，民主岌岌可危，教育腐败透顶。现在是开展激烈革命行动的时候了，起来，同胞们，现在就采取行动吧！
这些暴乱者原本以为，民众会追随他们揭竿而起，可是他们的举事并未引发大规模革命，反而引来上万名警察的围捕。最后凶手搭乘出租车到警察总部，被宪兵队包围，束手就擒。11名杀害犬养毅首相的冷血凶手遭到军法起诉。
“在光天化日下发生的这种集团性帝都暴乱事件，给全国人民心灵上造成的沉重打击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正值国家多难的时候，最可恨的就是出现恐怖活动之类的行动。”
《大阪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虽然国民已经完全不信任正在堕落的政党，但是国民肯定也不会对以议会政治和政党以外的诸如暴力等其他非法形式获得的政治势力表示信赖。”
报纸的预言是错误的。审判期间，每天都有请愿的人聚集在海军军官的交谊团体“水交社”外，有的甚至彻夜等候在外面，希望与罪犯的辩护律师会面，以表示支持。古贺清志的父亲表示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的许多信件。有一位秋田县的姑娘来信说，愿意成为古贺的妻子。
相反，民众对视死如归的犬养毅首相并没有多少怜悯和同情。他们挥舞着报纸，集体为凶手加油，要求“释放被告，打倒政客”。
个别人甚至高呼“犬养毅老匹夫早就罪该万死”。许多人没日没夜地站在法院门口高呼“打倒腐败政客，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之类的口号。
凶手们气焰非常嚣张。他们不但不认罪服法，反而将法庭当作宣传舞台。古贺清志对法庭说：“国家的状况到了非流血不能改善的地步。”
他的助手、亲手打死犬养毅首相的三上卓海军中尉则说，这次行动是一场革命，意图是造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和谐一致。只有开第一枪的军人略表后悔：
“我感到遗憾。不过，我认为他在劫难逃，因为他必须成为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
还有人宣称：
“生死对于我无关紧要。我要对那些为我的死表示沉痛的人说，不必为我流泪，在改革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吧！”
这些看似正义的呼声激起了大众的同情心。当其中一位被告宣称他和他的同伙只不过是为了唤醒祖国而敲起警钟时，听众竟全体起立鼓掌。在民众看来，这些暴乱者为了“国家大我”而牺牲“个人小我”，去暗杀那些可耻的政客和财阀，是真正的“英雄”。
在判决前，一份由35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请求法庭从宽发落。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是由9位新潟县的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说，虽然军人犯了法，但是“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
这些农村青年请求代替11位军官一死，为了表示他们的真诚，还寄来了泡在酒精里的九根小指头。大阪律师协会走得更远。它通过的一项决议声称，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刺客只不过是自卫。
后来公布的司法省、陆军省和海军省的联合声明也说：
“本犯罪案件的动机和目的，据各犯人所说，是我国最近的形势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思想和军事诸方面停滞不前，以致国民精神重又颓废堕落。因此，如不打破现状，帝国将有覆灭的危险。这种停滞不前的根源是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互相勾结、营私舞弊、轻视国防、无视国计民生、腐败堕落。必须消除这一根源，完成国家的革新，以建设真正的日本。”
军部不仅没有申明军纪，反而为身为军人的犯罪分子辩护。海军大臣说：
“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纯真的年轻人犯下这种错误，每想至此便不由得肃然三思。”
陆军大臣荒木对媒体说——参加本次事件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仔细体会这些纯真的青年做出这样的行动的心境，我不禁流泪。这绝不是为了名誉或是私欲，不是卖国的行为。他们只是真诚地相信这是为天皇而做出的行动。所以，在处理本案时，一定要从大局出发，不能机械地处理问题。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法院最后果然“从宽发落”：
参与“五一五事件”的人所接受的最重刑罚也不过是15年的有期徒刑。事实上，这些凶手都没有服满刑期，到1940年全部恢复了自由。光天化日之下暗杀一国首相，这种罪恶行径竟然如此轻轻放过，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日本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只要强调犯罪动机是单纯的，是出于至高无上的爱国热情，军人的残暴行为就很容易得到民众的谅解。“五一五事件”不但没有损害军人的社会形象，反而强化了唯有军人才是真正爱国者的社会舆论。还有谁会为结束严重的经济萧条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还有谁会领导农民和工人摆脱贫困？又有谁敢对腐败的政客、朝廷命官和财界巨头公开进行袭击？人们认为，只有军人才能拯救这个处于危难中的国家，但没有人想到军人执政的危险性。
这样的国家离军国主义还会远吗？
三、议会政治从此终止
“五一五事件”对日本近代史的最大影响在于，它为日本议会政治画上了休止符。
议会政治是大正民主运动的一大成果。1918年，政友会总裁原敬出任首相，揭开了日本政党内阁时代的序幕。此后的13年里，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轮流执政。政党内阁阻断了军阀、官僚主导的政治运营通道，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和可能性骤然得到提升。
但是民众发现，政党政治在实际运作中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大部分的政治领袖视民主为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政治精英们互相交换经济利益，政治上则官官相护。以议会为基础选举出来的政党内阁掌握着公共工程及教育经费，地方首长、商界领袖以至学校校长均有必要支持当权政党。当地方选票投向执政党，或至少答应投票，火车线才能开通，港口才能开挖，学校才能兴建。
在同时代的美国政界中，这种利益交换被称为“猪肉桶”制度，在日本同样无往而不利。因此，在野党一旦执政，便政治丑闻迭出。对贪污贿赂的告发，使国会大厦内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政党政治的统治合法性遭受严重打击，也使许多选民转而反对政党政治。
在民众看来，党派政治家都是“自私鬼”，而自由派则是潜在的卖国贼。知识分子也对政党政治的腐败深感失望，部分批评者进而攻击整个政党政治。不过，只要社会达到一定的安定程度、经济没有太大危机、没有外敌入侵，政党政治虽然基础并不牢固，但尚可维持。
问题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也陷进经济萧条的泥沼。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估计，日本全国的失业率达到15%，城市的失业率超过20%。
人们认为现有政党腐败无能，完全无法应付当前的危机，对政党政治的不满达到了高潮。政友会和民政党被指责为“大资本家的走狗”。一个民间组织宣称，“现有政党已经出卖了我们，成为大资本家的政治奴仆，把工商农业的中产者踩在脚下”。
青年军官们自认为身膺重任，无法假装看不见民众的痛苦。他们认为那些政党政治家缺乏引领日本度过“国家危急时期”的道义勇气和聪明才智，于是铤而走险，妄图通过政变一举刷新政治，拯救处于危难中的国家。
“五一五事件”中一帮军人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刺杀首相，本属大逆不道的死罪，但只要高喊爱国，便是“政治正确”，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甚至反而成为民众心中的“英雄”，这种吊诡的现象让后世的读史者感到难以理解。但是置诸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这并不是难以理解的。
犬养毅首相被刺后，日本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家的影响力一落千丈。按照政党政治的惯例，当时国会中政友会占多数，犬养毅被杀，理应由其所属的政友会组阁。然而，军部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导致暗杀等激烈行动的主因在于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各方面问题，一场全面革新势在必行。
在那些元老政治家心目中，此时是国家的非常时期。大萧条持久的影响、“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以及日本国内政治恐怖主义的猖獗，使得这些政治家得出结论：
政党内阁既不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施加有效的影响，也不能控制混乱的国内局势，更不用说带领日本走出经济萧条的阴影。他们一致同意，解决危机的出路在于恢复以前那种全国性的联合政府，让一个具有无可争辩的声望并且脱离一切党派干系的人来做首相，在政治上他可以一言九鼎。
在军部的支持下，最终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首相，组成所谓“举国一致”内阁，在15名阁员中，只有5人是政党出身，其他10人都是军方高层或官僚出身。斋藤实内阁就很快顺应军部的号召，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
悲剧在于，这位军人出身的政治家4年后在激进青年军人发动的另一场政变“二二六事件”中也被杀害。
斋藤实内阁标志着日本短暂的政党内阁时代结束，军部的势力成功抬头并逐渐成为主导。在1932—1940年的8届内阁中，没有一位政党政治家出任首相。在组成内阁的13名大臣中，有10人来自军队和民间，政党政治家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
之后的日本政府都是如此，不去重建军中纪律，而是对军人战战兢兢，唯军部马首是瞻。
不管经济萧条如何严重，不管街头有多少失业者，只要民主政治的基础巩固，政府在领导经济方面不出大的偏差，国民就不会狂暴起来。反之，一旦民主政治的基础被瓦解，那么灾难就如影随形，难以避免了。
九一八事变时驻中国公使重光葵这样写道：
“因为犬养毅首相被暗杀，政党内阁宣告结束。军部用恐怖手段给了反对军部势力的政党以及政党政治家狠狠一击，切断了国政对内对外的防波堤。这样就几乎没有什么能从正面抵挡军部的行动了。”
犬养毅确实成为“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可惜他的牺牲并没有换来真正的改革，国家政治并没有被刷新。日本社会秩序不但没有稳定下来，经济和社会矛盾反而继续加深。这进一步助长了军人的气焰，军部暴走，日本进入了疯狂的时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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