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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与清末湖北新政的成败得失密切相关。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长期的苦心经营，使湖北成为清末新政的先进地区。正是湖北新政的发展，为革命造就了许多客观条件。
1、辛亥革命发生在武汉的原因？
一方面，湖北新政为革命客观上准备了物质条件和人才条件。新政时期的实业建设为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建设，如汉阳兵工厂直接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武器装备；新政时期近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绅商等新式社会群体，为革命提供了一定的阶级力量，尤其是新式学堂的创办、留学生的派遣与新军的编练，更是直接为革命提供了人才，新式学生与新军士兵是革命的最主要的生力军。
另一方面，湖北新政的发展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了社会危机，造就了革命形势。财政问题始终是晚清政府的一大难题，举办新政又势必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使清政府进一步陷入财政困境；加上贪官污吏肆意中饱私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致使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人民“因为不堪忍受生活上之痛苦，所以需要革命，所以赞助革命”。武昌起义前夕的湖北社会业已成为革命的火药库，而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激起的保路风潮更是火上浇油，革命的爆发已是不可避免了。
当然，武汉能够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更与湖北革命党人的主观努力密不可分，是他们长期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必然结果。20世纪初，革命党人在武汉地区较早地建立了科学补习所、群学社、日知会等革命团体。1907年初日知会被破坏后，湖北的革命活动一度陷入沉寂状态。“湖北自日知会失败后，官厅震于萍乡醴陵浏阳前案，侦刺极严，军学界，年余无敢谈革命者……然军中内在之活气，实日益滋长。彼此默识心通，缔结极固。一遇机会，仍可表暴于外也。”显然，湖北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在沉寂中消亡，而是暗中孕育着爆发的因子。
2、群治学社
1908年3月，湖北潜江人、原日知会会员任重远从四川回鄂，经李长龄介绍，加入新军第41标当兵。他们有鉴于同盟会在西南边境屡次起义没有成效，而图谋在武汉腹地召集原日知会同志，再结新社，以铁血振之。于是，任重远、李长龄便与黄申芗、郭抚宸、覃炳堃等人，同尚在汉阳狱中的李亚东商议组建湖北军队同盟会。
经过任重远等人的分途联络，共征集同志400多人。7月26日，成立大会在武昌洪山罗公祠召开，正式宣告湖北军队同盟会成立。“鄂中军人，以久蒙压抑，突有组织，顿成蒸蒸气象”。军队同盟会的成立，使沉寂年余的湖北革命党人重新活跃起来。不久，由于任重远又离鄂赴川，遂使军队同盟会会务无形中停顿。尽管如此，但军队同盟会在湖北革命运动史上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此虽昙花一现，实文学社之胚胎，且为湖北革命运动由军界自行组织团体之始”。
军队同盟会活动停顿后，会员黄申萝、郭抚宸、杨王鹏、覃炳堃、钟畸、黄元吉、章裕昆、李长龄、梁维亚、曾省三等人筹谋改组为群治学社。1908年12月13日，群治学社在武昌小东门外金台茶馆召开成立大会。
会议通过《宣言》《简章》，并议决两案：一是本社暂设庶务，维持社务进行，推钟畸担任庶务；二是本社同志不得介绍官佐入社，以防不虞。《宣言》宣扬爱国救亡，希望“研究学识，讲求自治，促睡狮之猛醒，挽既倒之狂澜”。《简章》宣称“以集合多数人知识，研究学问，提倡自治为宗旨”；并规定严密的组织机构，设社长1人、文书2人、会计1人、庶务1人、评议员若干人、均由社员推任；还严格规定社员入社程序：“凡加入本社之同志，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介绍，经本社派员考察，确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愿守本社一切规章者，方得为本社社员”。
相对于军队同盟会而言，群治学社在组织上显得更加严密和成熟。群治学社成立后，便以新军第41标为活动基地，迅速将组织发展到湖北新军各标；同时，还与秘密会党加强联系，并与湖北共进会互通声气，逐渐使湖北革命力量走向合流。1910年初，汉口《商务报》主笔詹大悲与同盟会员刘复基、蒋翊武加入了群治学社，成为社中骨干分子，《商务报》成为该社机关报。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群治学社与湖南共进会首领焦达峰相约乘机起事。后因长沙抢米风潮很快被镇压下去，群治学社未能在武汉发难，但已风声外露，引起了官府的注意，黄申芗等人纷纷外逃，《商务报》也被查封。群治学社的活动因此消沉。
3、振武学社到文学社
1910年8月，群治学社社员李六如、杨王鹏、章裕昆等人聚议，决定避开群治学社的名义，改名为“振武学社”。9月18日，振武学社在黄土坡开一天酒馆召开成立大会，推杨王鹏为社长，李六如为文书兼庶务，并通过《简章》。《简章》规定建立严格的标、营、队代表制，“各标设标代表一人，由各标社员中推任之；各营设营代表一人，由各营社员中推任之；各队设队代表一人，由各队社员中推任之”，分别由各代表管理各标、营、队日常社务，组织更加严密。
10月11日，振武学社在黄鹤楼召开代表会议，各代表报告社员人数，总计240余人，会议议决扩充社务，要求社员每人每月必须介绍新同志一人入社，但不得滥收。
很快，振武学社便发展到近千人的规模。同时，詹大悲、何海鸣等人又集资在汉口创办《大江报》，为该社言论机关。振武学社社务的迅速发展，为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侦知，黎恐事态扩大，于己不利，因而不敢声张，只将杨王鹏、李六如等人开除军籍，以求息事宁人。
杨王鹏、李六如等人被迫离鄂，社务交由蒋翊武主持。
1911年1月，有鉴于以振武学社的名义已不便开展活动，蒋翊武约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人在阅马厂集贤酒馆聚会，决议改振武学社为文学社，推詹大悲起草《简章》，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名，掩护其革命活动。1月30日(春节)，文学社在黄鹤楼的风渡楼召开成立大会，推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为文书员，邹毓琳为会计兼庶务，并讨论进行方针，“均以扩大范围为要，号召同志尽力介绍新同志入社”。会后，社员分头行动社务突飞猛进，“文学社成立仅月余，而声势几达湖北全军，其进展之速，初非意料所及”。
3月15日，文学社在黄土坡招鹤酒楼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增选旗人较多的第30标正目王宪章为副社长，以便在该标开展活动，派章裕昆前往尚无社员的马队第8标进行联络工作，还要求詹大悲主办的《大江报》尽量登载社员采访之新闻及其言论，并将该报免费赠送各营、队一份，以供同志阅览。
文学社声势日壮，逐渐引人注目，尤其是广州黄花岗起义后，清政府加强了对新军的防范，使文学社日常工作难以开展，甚至常会都不能召集。于是，刘复基决计出营，暂居阅马厂文昌阁，担任各标、营同志之间的通讯联络工作，使社务得以继续发展。
5月10日，文学社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机关部，由刘复基常驻办公，王守愚、蔡大辅协助其工作。6月1日，文学社又设立阳夏支部，以胡玉珍为支部长，负责分驻汉口、汉阳及河南信阳的新军第42标中的文学社事务。至此，文学社社员已达3000多人，约占湖北新军总数的1/5，成为武汉地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4、共进会
在文学社组织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武汉地区另一个重要革命团体共进会也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共进会于1907年8月成立于日本东京，主要是长江流域的革命党人因不满孙中山等人的边地革命策略，而在同盟会外独树一帜的致力于“长江革命”的反清革命团体。
1909年，孙武回鄂活动，与黄申芗等人组织湖北共进会。首先，共进会在湖北的革命活动主要是以联络会党为工作重点，但收效甚微。孙武总结经验教训时认为：
“对于各会党只可采取联合，不可依为心腹，必须运用现代新军坚订盟约，加紧秘密编制，推举代表，互通声息，以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形势，一气串连，互起作用。”
于是，共进会在湖北的工作重点便转向运动新军。孙武“乃复重整旗鼓，与文学社争取军界党员。又因军界误传孙为孙文总理之弟(以其名为武)，是以军人加入革命者极跃。”结果成效显著，湖北共进会在新军中的会员很快达到1500多人。
1911年初，共进会在武昌三道街胭脂巷24号设立秘密机关，由杨玉如、杨时杰负责主持联络工作。其时，居正、谭人凤受黄兴之托，相继来鄂策动新军响应广州黄花岗起义，得到湖北共进会的积极支持。随即，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两湖革命党人便决心担负起首义的重任。
5月3日，湖北共进会骨干分子居正、孙武、刘公、杨时杰、杨玉如与湖南共进会首领焦达峰等人在武昌召开紧急会议，决议“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两湖能同时举义更好”，并认文学社为“友党”，表示要“争取文学社同志赞助，务期同舟共济，严防两败俱伤”，还推杨时杰、查光佛、杨玉如与文学社联络，谋求通力合作。
武汉地区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的联合便被提上湖北革命党人的议事日程。
本来，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共进会起先在会党中发展，后来也转向新军，双方在湖北新军发展会员的过程中，由于固有的门户之见，摩擦和冲突在所难免，致使双方相互猜忌，并产生相当程度的隔阂。共进会的刘公对文学社表示“茫然”，认为“他们的简章颇缺乏革命性”；文学社的蒋翊武则认为共进会那些“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双方的高层领导人对联合都抱非常谨慎的态度。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联合乃势所必然。事实上，文学社与共进会并没有根本对立的利害冲突，其反清革命的政治目标则是一致的，而且双方的不少成员尚有组织上的渊源关系，尤其是广大基层骨干分子以及一般的会员、社员都普遍感到应当而且必须联合，以为“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通过一些对双方均有好感的人士从中反复沟通，终于使两团体同意推举代表，正式商谈联合事宜。
5、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
1911年5月11日，文学社代表刘复基、王守愚、蔡大辅与共进会代表杨玉如、杨时杰、李作栋相聚于武昌长湖西街8号，正式举行第一次两团体联合会议。会上，双方表示了联合的意向，认为“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应当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尤其是在新军中发展成员时，要“极力避免摩擦，万不可互争党员”。初次会谈双方都比较客气，但并没有涉及两团体联合的实质性问题。会后，双方有过多次接触，在谈到两团体联合后的领导人选问题时，双方争执不下，因而没有实质性进展。
其时，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7月，革命党人詹大悲、何海鸣主办的《大江报》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与《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篇时评，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大江报》被查封，詹大悲、何海鸣被捕入狱。“此案发生后，外间空气顿形紧张”。与此同时，保路风潮席卷湘鄂川粤，尤其是四川保路运动，更是如火如荼。
9月，为了镇压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及分散湖北新军的革命力量，清廷一方面令端方率第31、32标部分湖北新军入川，另一方面又令湖广总督瑞澂调拨第29、41标、马队第8标等部分湖北新军开往宜昌、沙市、岳州、襄阳等地。湖北新军的如此调拨，既分散了武汉地区积蓄已久的革命力量，使革命局势更显危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在该地区原有的统治力量，这又为革命的发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都使湖北革命党人看到，在武汉发难已是势不可缓了。
9月12日，文学社举行代表会议，决议与共进会尽快实行团体合并，共同发难。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雄楚楼10号举行联席会议，两团体的重要干部孙武、蒋翊武、刘公、居正、刘复基、王宪章、杨玉如等人均出席了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两团体合并及在武昌共同发难的计划。
孙武、刘复基等人相继发言，认为“武昌革命是文学社与共进会双方的事”，双方应该进行“积极的合作”，建立真正统一的革命战线。对此，双方取得了共识。会议决议：
文学社与共进会名义一律搁置不用，取消各团体负责人原有的领袖头衔，预选起义时负责统一指挥的主帅。由于刘公、孙武、居正、蒋翊武等互相谦让，均不肯担任，使主帅人选一时难以确定。会议最后决定派居正、杨玉如前往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大举。
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组织联合得以真正实现，进一步加快了武汉地区的革命进程。
6、文学社与共进会的领导武昌起义
文学社与共进会实现团体联合后，基本上完成了发难的准备工作只待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大计。不料，当时黄兴还在香港而并不在上海；谭人凤正因病住院；宋教仁又因胡瑛托人“极言湖北不能发难”.而对居正报告的信息疑信参半，“遂犹豫而欲留待克强矣”。
黄兴、宋教仁、谭人凤迟迟不来，武汉的革命党人已是急不可待。
9月23日，文学社的刘复基代表已随新军外调的蒋翊武与共进会的孙武、邓玉麟、李作栋等人，在雄楚楼10号举行预备会，商议领导人选问题。会议初步达成一个折中方案：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任总理，专管民政。涉及全体重大事件，则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决处理。
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联合代表大会，商讨军政府的组织与动员计划问题，有两团体的骨干分子及各标、营代表近百人(或说60多人)与会。会议由孙武主持，讨论刘复基所拟草案。这次会议作出了三项重要决议：
一是确定八月十五日中秋节(10月6日)为首义日期，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设军事总指挥部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部，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长清里98号共进会机关部(后迁至俄租界宝善里14号)，并迅即电知湖南焦达峰同时发难。
二是选定军政府组织人员：总理刘公；军事总指挥蒋翊武，参谋长孙武兼；军务部正长孙武，副长蒋翊武兼；参议部正长蔡济民，副长高尚志、徐达明；内务部正长杨时杰，副长杨玉如；外交部正长宋教仁，副长居正；理财部正长李作栋，副长张振武；调查部正长邓玉麟，副长彭楚藩、刘复基；交通部正长丁立中，副长王炳楚。另外，还选定刘公、孙武、居正、李作栋等20人为政治筹备员，刘复基、邓玉麟、蔡济民、彭楚藩等29人为军务筹备员，并确定参谋、秘书、军械、司刑、司勋、司书、会计、庶务等各项具体人选。
三是制定总动员计划：
(1)混成协工程、辎重两队总代表李鹏升首先在塘角放火为号，同营炮队总代表蔡鹏来率队响应，分别占领凤凰山炮台和青山，迎击海军；(2)第8镇工程第8营总代表熊秉坤负责占领中和门内楚望台军械库，第8镇步队第29、30标总代表蔡济民、方维与测绘学堂总代表方兴率队响应，与工程营会合于楚望台，协同进攻总督署；(3)第8镇炮队第8标代表徐万年率炮队由中和门进城，攻击总督署由附近8镇步队第32标代表陈子龙掩护；(4)第8镇马队第8标代表沙金海及混成协马队代表陈孝芬警戒于城外；(5)第8镇部队第31标代表江亚兰及第41标留守步队代表廖湘芸会同攻占蛇山，掩护炮队；(6)汉口驻军混成协步队第42标之一部，由代表林翼支等率队响应，进占武胜关；(7)汉阳兵工厂驻军混成协步队第42标之一部，由代表祝制六、胡玉珍等率队响应，占领龟山炮台；(8)宪兵队代表彭楚藩担任侦察官方及各军队情报，邓玉麟、杨宏胜担任各部队之联络交通事宜。
这次会议对武昌起义作了非常详细周密的部署。武昌起义已如在弦之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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