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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春夏，正值中苏关系紧张之际，中国西北边疆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发生了大规模边民逃往苏联的所谓伊塔事件，6万多中国边境居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非法越过边境前往苏联。在此期间，5月29日，煽惑、裹胁边民出走的少数坏人还煽动群众，在自治州政府所在地伊宁市冲击州人民委员会，围攻伊犁区党委，进行打、砸、抢活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伊塔事件。
造成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一探究竟！
1、苏联在新疆的影响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位于新疆的北疆地区，其西北、东北分别与原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以及蒙古国为界。1954年11月，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区成立，后改区为州，行政区包括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和直属奎屯市共24个县市，并代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苏联对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可以远溯至沙俄时代。早在1851年，沙皇政府就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城等地成立贸易圈、通商免税、设立领事馆、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将其经济势力迅速扩展至中国新疆的天山南北。此后，沙皇政府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界约，侵吞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大片领土。
沙皇的军队还曾于1871年进犯伊犁，而且驻军固尔扎(今伊宁市)达十年之久。沙俄的这种侵略行径造成了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分离。1881年2月《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前后，由于沙俄政府的策划和裹胁，到清政府接收伊犁时，该地区13万余中国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族居民，已有7万人左右“迁入”俄境；在1881年到1884年短短五年内，伊犁各族民众被胁迁而去者竟已十之六七，达十余万人。
由此，伊犁境内的各民族，特别是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民族，与沙俄境内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上保持着长期并且是极为紧密的联系。
2、造成苏联这种影响的原因
上述这种状况，为以后苏联在新疆，特别是在伊犁的特殊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首先，苏联长期以来关注新疆，虽然其政策时有变化，但始终不忘对新疆，特别是对伊犁施加政治影响。
从20世纪20年代起，由于斯大林在对外战略上基本继承了老沙皇实行地域扩张、建立缓冲地带的传统做法，苏联继续加强了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并在30年代中期，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新疆的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日等国在新疆的影响，把新疆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初战失利，盛世才转而投靠蒋介石，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全部撤出了新疆。
但随欧洲战场的局势发生根本性转变，1944年夏，苏联又开始重新染指新疆，在酝酿与中国进行建立友好同盟关系的谈判时，一方面向蒋介石做出某种友好的表示，特别是表明苏联不支持中共的立场，一方面为在谈判桌上取得预想的收获，于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策动和支持少数民族反对汉族政府的武装暴动。
三区革命时期，苏联对伊、塔、阿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十分明显。苏方不仅掌握着三区的政权机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派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顾问，而且还在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大量发展情报人员，秘密收集各种情报；三区民族军内部自1944年至1946年，排以上的军官均由苏方配备。
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为进一步加强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放弃支持新疆建立独立国家的方针，在幕后导演了三区政府与国民党新疆政府的和平谈判，促成了1946年6月和平条款的签字。此后，苏联虽然表面上全部撤走了苏联在三区政府部门的官员、顾问以及军队的军官等，但却将大量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派进该地区的军政各部门，建立了军事情报组织。
苏联不仅保持了对该地区的紧密控制，而且还绝对排斥各种外来势力的渗透。三区依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以致1947年一批汉族革命者进入伊犁时，感觉就像到了外国，到了苏联一样，“苏联领事馆实际上决定着那里的一切”。
1949年初，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苏联为保证其在华利益，再次调整对新疆的政策，建议新盟友中共迅速占领新疆，并在新疆和平解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结果是，斯大林在与新中国的对话中，依然保留了对新疆问题的发言权。1949年末至1950年初中苏两国谈判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期间，苏联在最后阶段要求中国签订了一个《补充协定》，其意图是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排除第三国势力，以此消除西方势力对中国新疆和东北的渗透，从而在20世纪50年代，巩固和加强了苏联在新疆的影晌及特殊地位。
其次，苏联通过发展苏新贸易和苏侨企业，不断加强对新疆的经济渗透和经济影响。
在盛世才统治时期，苏联与新疆的贸易有了长足发展。据苏联海关的统计数字，1934年新疆对苏联出口货物为594.5万卢布，从苏联进口货物为473.0万卢布，到1941年分别增长到4370.0万卢布和4709.7万卢布，七年中双方贸易总额增长了近八倍。
尽管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和盛世才实行反苏政策，苏联对新疆的经济影响曾一度跌落，但以后不久，随着三区革命爆发和苏联势力卷土重来，苏联在新疆，特别是伊犁，再次加紧经济渗透。在鼓动并援助三区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同时，苏联开始着手在伊犁建立各种商贸公司和情报机构，搜集经济情报，垄断市场，进而掌握了三区的经济命脉。
以致新疆和平解放后，苏联驻迪化领事馆竟一再建议中国政府将新疆省会确定为伊宁。其理由之一便是“新疆经济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苏新贸易的发展”，而伊宁是“苏新贸易的重要通道”。到1949年，苏新贸易总额仍保持在7200万卢布，“当时新疆几乎所有的工业用品都是从苏联进口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
此外，伊犁苏侨企业的发展也加深了苏联对那里的经济影响全国解放后，当地的苏侨协会不断开办工商企业。据不完全统计，至1958年，伊、塔、阿地区苏侨协会开办的工商企业，资金即达270万元。苏侨协会的商贸组织相当庞大，在解放初期，仅伊犁的机构即有职员百余人，并在乌鲁木齐、兰州、上海等地设有商业代办处。这些企业占有与苏联外贸机构直接订货和贸易往来的便利条件，在当地商业方面占有很大比重，几乎垄断了伊宁市场。显然，这样一支实力雄厚的经济力量，必定会对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苏联对新疆，特别是伊犁，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影响。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以因政策改变而消除，那么思想文化的影响则是难以挥之即去的。苏联对新疆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在伊犁地区，从三区革命时期起，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所使用的教材就是苏联版本的教科书。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沿袭下来。1950年3月，赛福鼎参加中苏条约谈判回国途经阿拉木图时，曾要求苏方为新疆少数民族提供中小学课本。
苏联即把他们的学生课本直接翻印后交给中方，而通用的苏联课本上写着“祖国是苏联”、“首都是莫斯科”，等等，甚至把新疆说成是“东土耳其斯坦”。如此，三区少数民族的中小学生上学伊始，实际上接受的即是苏联的国民教育。这种教材直至1958年才全部得到更换。
由于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薄弱，民族文字的刊物极少，致使伊犁等地区的民族群众在既不懂汉文，又看不到本民族文字书报的情况下，只有去看苏联提供的大量斯拉夫文的报纸杂志。塔城地区直至1959年，还有苏联的书报、杂志68种。
此外，在50年代，苏联方面还通过新疆各地的苏侨协会，利用各种手段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对中国边民灌输“苏联优越”的思想。苏侨协会并开办苏侨学校，建立青年夜校，组织苏籍干部学习苏联的报刊文件和国家建设的方针政策，等等，加强对苏侨青年、干部的思想控制。
如此十余年苏联教育和思想文化宣传的结果是，直到60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区少数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只知有苏联、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国是什么国家、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在2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苏联是自己的祖国”，而“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在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人说：“中国没有乌孜别克族，我是苏联人，我的党是苏联共产党，我的祖国是苏联，我要回苏联去。”
这种对祖国观念混乱、淡薄的状况，致使伊犁州党政领导机构不得不在伊塔事件之后对全州进行“三一”思想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爱祖国的宣传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国的领土，维族和哈族等民族是祖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不是苏联人；宣传祖国的伟大和做中国人的光荣。
3、在新疆的苏联侨民
苏联对新疆尤其是伊犁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恢复二三十年代移居新疆的原苏联居民的国籍，同时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间大量发展苏联侨民。
最初来到新疆的苏联侨民，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逃亡的白俄败兵和难民；一是在苏联30年代驱逐富农时期不堪忍受全盘集体化的农民。中国当地政府向这些苏侨发放了侨民证，承认其归化中国，称为归化族。
战后，苏联急需补充在战争中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1945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并宣布此项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
1946年2月1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发出布告称：
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国和苏联国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的权利。
此文稿张贴后，前往登记的人即络绎不绝。
不久，苏联又延长人籍登记日期，特别是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族人加入苏籍，并许诺加入苏籍者每月发给布匹一丈六尺，津贴若干元，还可免费看苏联电影。
此后苏联侨民人数大量增长。1945年11月，据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关于旅居新疆俄罗斯侨民的调查报告说，当时在新疆省居住的俄侨有2.5万人。据中国档案记载的苏联领事馆发放的护照号码统计：
1946年发展苏侨2000人，1947年即增加到1.3万人，1948年至1949年更猛增为4万人。到新疆解放前夕，据苏联驻伊犁领事对邓力群所言，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6.5万户，共20余万人。
1953年，新疆外事机构对全疆苏侨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伊犁地区的调查结果为：
伊、塔、个专区共有苏侨86757人。1954年遣返苏侨工作开始后至1959年，伊犁州共遣返去苏132873人，其中苏侨86890人。以此言之，如果伊犁州的苏侨在此期间没有发展，应该已全部遣返完毕。但根据后来的统计，1960年至1963年，全州仍有苏侨11310人。
当发现苏联在中国人中间非法发展苏侨的活动后，1955年7月12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曾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进行过协商，并达成协议：
苏联暂缓在新疆为来自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员恢复苏籍。1956年10月，新疆外事处又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卡赞斯基达成协议，规定苏联在中国人中发放苏联护照须有当地政府公安机关的证明。
4、苏联在新疆的鼓动
1958年下半年以后，中苏双方经过在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炮击金门、马祖，中印边境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碰撞，中苏两党在50年代中期政治路线、外交方针上的分歧逐步发展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上的矛盾。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8月，苏联边防人员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中苏有争议地区驱赶中国边民，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两国的边境纠纷随之肇始。
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这个大背景下，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与中方协商、配合安排遣侨事务，转变为积极插手这项工作。
1961年以来，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后，苏联侨民不但自己加紧要求去苏，而且还在社会上鼓动其他人员申请到苏联去。苏联领事馆通过苏侨协会非法发展侨民的活动也更加积极。
1960年8月，新疆自治区政府方面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彻底解决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本着争取他们退出苏籍留下工作、对坚持回国者予以批准的精神，向苏籍干部进行动员。由于多数人仍然要求回苏，公安部门随即陆续给一些人发了出境签证。但是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却突然改变了过去的方针，对这些人多方阻挠，劝他们不要急于退职，并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表示苏方不能发给他们入境签证。
同期，苏联驻新疆的两个领事馆，即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馆虽然同意苏籍干部加入中国籍长期留在中国工作，但在具体受理苏籍干部退籍的问题时却设法留难，多方了解中国处理苏籍干部的方针，试图在此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使中方作出让步，允许苏籍干部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家机关中。
此期苏联政策发生上述变化，应该说是别有所图的。毕竟，在中国的党政军机构中保留有苏籍干部，有利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伊犁地区有不少隐瞒自己苏侨身份的干部经常与苏联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包括中共中央绝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干警还秘密领取苏联领事馆的工薪。
4、伊塔事件的经过
1961年冬和1962年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副领事季托夫(又译迪道夫)、秘书切莫合尼克等人先后6次到塔城专区进行非法活动，共接见当地居民4743人次。特别是1962年4月4日，季托夫抵达塔城，一反以往先到当地政府拜会的常规，径往苏侨协会接见居民并鼓动说：哈族人总是要回去的，你们国家不阻挡的话，你就跑。
季托夫在5天时间里接见与苏侨有亲属关系的中国公民1573人次，并有意将7日约见的人推迟到8日下午接见，待人员集合至500余人时，即不经当地政府许可就擅自召开大会，煽动群众外逃苏联；又授意苏侨代表在他走后散布“你们跑我不干涉，你们自己负责”等语。
此间，季托夫曾经巴克图往返苏联两次进行联系。季托夫走后不久塔城地区即有数百人联名上书，申请去苏；成批自称是苏侨的人到政府请愿，要求去苏；甚至扬言要大批逃跑。外逃情绪得到渲染，形成一种舆论气候，边民非法越境去苏行动随即开始。从4月中旬起至5月末，伊犁、塔城地区参加外逃的总人数为74570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苏的有61361人。
据伊塔事件后逃苏被苏军捕获的人回来反映，苏方对他们说：
“你们中国哈族从伊犁、塔城、阿勒泰过来不少人，原因是我们从多处开了边界口子。现在我们上级通知我们，边界暂时关闭，可能是你们中国政府提出了不满的意见。”
边民越境事件发生后，伊犁州各级党委迅速动员各方面力量，深入边境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教育和劝阻工作。
5月29日上午，伊宁市客运站聚集了数百名群众，等候买票去霍城。当苏联领馆的汽车经过时，副领事季托夫等人探头向人群示意，即有人高声呼喊“我们掌柜的来了”。
下午，由于车辆不足，车站暂停售票。未购到车票的人聚集达一千余人，人声鼎沸，秩序混乱，发生了殴打客运站干部，围逼前来处理问题的州长开证明去苏的情况。即之，聚集车站的群众分三路进发，前往州人委、区党委和苏联领事馆。面对要求去苏的中国边民，苏领事塔查尔金别有用心地说：
“我们不管卖票，卖票是中国政府的事情，我们只办理回苏的手续。”
进一步激化矛盾，使这部分人全部转往州人委和区党委。是晚6时许，在一些坏分子、其首要都是持有苏联护照或自称苏侨的人的煽动下，群众冲、砸了州人委和区党委。
直接参与这次行动的苏侨有45人。在5·29事件中，闹事者曾三次到苏联领事馆汇报情况和请示办法，苏方均把他们推到中国政府方面，一再重申说：如中国政府同意，就让他们去苏联。促使这些人更坚决地向当地政府闹事，强迫地方领导人写出准许他们去苏的命令书等等。苏领事、副领事、秘书等还接见了闹事的首要分子和聚集在领馆门前的闹事群众。此外，冲击州人委的人有重点地专门抢夺外事分处的文件档案，事后的次日，苏领馆秘书不经中方许可即带了一些邮袋回国。
5月30日，在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下，苏联边防军被迫停止接运伊犁外逃居民，封锁了边界。事件发生后，新疆自治区党委也迅速加强了伊犁全州的边防机构。从1962年4月至8月，增设边防站58个，并由生产建设兵团新设了一批国营农场，以加强边境控制力量。6月底，大批边民的外逃行动基本被制止。
1963年秋至1964年春，伊犁州又根据自治区的有关命令和规定，划定了边境禁区、边境管理县和管理区。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大规模外逃事件至此告一段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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