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值得一提的是，从17世纪中叶满洲贵族统一中国到鸦片战争爆发的这二百年中，中英两国的社会情况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英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而中国则始终是在没落的封建主义社会中徘徊。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使得中英两国在军事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最终使得清政府在此次战争中战败。
因此，本文将以军事角度出发，对两国的军制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
一、清军军制落后，营伍废弛，英军则已走向近代化、正规化
众所周知，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加起来有八九十万人，其中八旗兵20多万，绿营兵60多万，居世界各国之冠。但是，军制落后，营务废弛，战斗力低下。
军制落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指挥系统不统一。清朝开国之际，将八旗兵半数以上用于拱卫京师，由皇帝和亲王统一指挥；另一半驻守各战略要地，直接听命于皇帝的满蒙将军指挥。将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由向皇帝负责的地方督抚指挥，武职官员却只有管理和指挥之权，而无调动部队之权。这样一来，虽然集权于中央，但也导致平时不便于统一管理，战时不利于集中指挥。
②薪饷差异大。八旗武官的薪水要比同级绿营武官的薪水高一到四倍左右，此外还有相当乐观的俸米、赏银等，而绿营武官除了正俸和养廉银外，无任何特殊照顾。除此之外，八旗和绿营士兵的饷银也是天壤之别。厚此薄彼的薪饷制度，使得八旗官兵养尊处优放荡不羁，以致于怠慢工事；而绿营兵却因为无钱养家糊口，不得不兼以小贩、手艺谋生，因而无心操防。
③八旗、绿营均实行落后的世袭制，以致老弱病残充斥队伍，而且大多数是文盲，导致军队战斗和素质都极为低下。
④武器装备落后。直到鸦片战争时,始终是冷热兵器并用。所谓热兵器,主要是用火绳点火的鸟枪、抬枪,装药费时,射速慢,射程近(100米左右)，威力小。所用的火炮主要是明末清初的红衣炮,装填手续复杂，射速慢，射程近，杀伤力小，只配属于步兵,无独立的编制。
营伍废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①将军、督抚等统兵大员，安于享乐，疏于军务。更有甚者，冒领额兵粮饷，侵吞修船造炮公款，贪污自肥；有的包庇烟贩，私运鸦片，坐地分赃。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久而久之，军中聚众赌博、吸毒偷盗等恶习弥漫，造成军纪涣散，纪律废弛。
②训练有名无实。八旗兵因懒散成性而厌恶训练；绿营兵因忙于谋生而无心训练。即使偶然搞些训练，也都是偏重于演练冷兵器时代的各种阵式，近于演戏而已。导致的结果就是，由于长期忽视训练，导致士兵战斗力越来越低。
而英军则不同，随着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其编制和武器装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成为近代化、正规化的军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军队全部实行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且部队全部装备热兵器。就算是轻武器也装备的都是燧发式步枪和部分雷管击发机步枪，在射程、射速、命中精度等方面均超过清军的鸟枪、抬枪。重武器方面还有榴弹炮、加农炮和臼炮等，有效射程1000—2000米，超过清军的旧式火炮一倍以上。
②英军官兵普遍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经过严格的训练，纪律严格，营伍严整。而且在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的过程中，使得英军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具有相当高的战斗力。
二、中国水师落后、海防脆弱，英国则拥有强大的海军
中国虽然在清初就建有外海水师，但仅在广东、福建、江苏设有提督级建制。其他的沿海省份，有的设镇、有的设营，有的旋设旋撤。另外，清政府规定：“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这一规定，严重影响了水师建设。鸦片战争前，福建水师最大的同安梭船，配备重不过2000斤的火炮八门。广东水师有为数不多被称之为“安炮最多”的大号红单船，其实也只配备了1000斤以下火炮30门。这些战船的火炮数量，只相当于英国海军中的中小型战舰，至于质量则远逊于英舰。这样的战船，焉能在海上迎敌鏖战！
除此之外，海口要塞炮台的构筑，也十分简陋。炮台的构筑仍然是古代城堡式结构，高台长墙，既无顶盖，又无隐蔽工事，火炮只能固定直射、不能俯仰左右旋转，自身的防护能力极差。
而英国方面。由于他本身是个岛国，又处于世界贸易新航道的要冲，为了向海外进行殖民掠夺，十分重视发展海军。鸦片战争前，英国的海军已居世界首位。大型战舰有二至三层甲板，装备70至120门火炮，具有相当大的摧毁力和杀伤力。面对这样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的水师战船不仅在海上与之难以交锋，海口炮台也无法与之抗衡。更何况，战舰是机动的，炮台是固定的，前者主动，后者被动。
此外，英军在发起进攻时，注意集中优势舰炮火力，对炮台实施逐一轰击，形成火力上的绝对优势。这种悬殊的火力对比，正是虎门、厦门等海口炮台被英军轻易攻占的原因，也是清政府忽视海防建设，海防力量的必然结果。
三、英国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清朝统治者毫无警觉和戒备
早在16世纪西方的老殖民主义者从海上东来，就把中国作为它们掠夺的对象。1577年，葡萄牙人用贿赂广东地方官吏的办法，窃据澳门。接着荷兰殖民者于1604年和1622年两度占领澎湖，1624年又强占台湾。1637年，英国商船首次来华，就炮轰虎门，拆走火炮，拦劫商船，露出了狰狞的海盗面目。至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为了开辟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更加疯狂地向外侵略扩张，并把中国作为重要对象之一。
但是，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夜郎自大，闭目塞听，根本不了解正在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形势，做梦也想不到“蛮夷小邦”会向“天朝上国”发动武装进犯，毫无警惕和戒备。
1839年，随着广州禁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英国政府决定以此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0月,英国内阁会议确定派遣远征军来华。主持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虽“日日使人刺探西事”，但受时间和侦察手段的限制,对英国的情况了解不多，加上他也存在妄自尊大思想，因此对英国向中国增兵虽有所察觉，却同样掉以轻心，作出了不准确的判断。
1839年9月、林则徐奏称:“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华。”1840年6月上、中旬。英国军舰有的已驶抵广州，有的正在来华途中。林则徐向道光帝奏称:“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运载鸦片。现在各兵船只在外洋游弋此东彼西，总无定处，以防我兵火攻，此外别无动静。诚如圣谕实无能力。”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尚且如此,遑论其他昏溃疆吏。
正因为从皇帝到疆吏对英国的武装入侵普遍丧失警惕，缺乏切实戒备，所以一旦英军舰炮向中国大门轰击时，便猝不及防然，丧失了应变能力。
正是由于以上反差，致使中国在抗英战争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除以上所说之外，清政府在指导战争方面，具有以下战略失误。
一、打击主战派，重用主和派
当英军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时，统治阶级中的一些爱国官吏，以民族大义为重，奋起抗击侵略者。著名人物有钦差大臣林则徐，闽浙总督邓廷桢等。而林则徐则是众
望所归的主战派首领。他在广州,一面排除干扰，厉行禁烟，面精心筹画，加强战备，曾三次挫败英军的武装挑衅，“为外夷所惧”,深受广东军民爱戴。可是，当英舰驶抵大沽进行武力威胁时，道光帝竟听信谗言，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后又发配新疆。
此后,道光帝所重用的琦善、伊里布、奕山、奕经、耆英、牛鉴等一帮疆吏，不是毫无民族气节的乞和派，就是怯懦无能的纨绔子弟。琦善到广州后，裁军撤防，一意主和，以致懈军心、颓士气，为英军进攻虎门提供方便条件。
用兵之道，择将为先。排斥赤诚爱国、智勇双全的名将重用既无民族气节又无用兵韬略的庸人，这是导致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只知消极防御，不善机动制敌
清军在防御作战中，基本上实行既无梯次设防，又无战役预备队的线式阵地防御,株守炮垒，待敌进攻。这种防御，一旦前沿阵地被敌突破，炮台被敌攻占，便全线溃败,再无反击之力。即使阵地防御，也不注意以炮垒为核心，设奇兵于侧后，待敌登陆时，出其不意地反击或伏击之。结果，英军舰炮正面攻击，陆战队从翼侧登陆，实行包围攻击，尽管守台清军英勇还击，终因孤立无援而被敌攻占，这样的消极防御，实在是愚蠢至极！
三、不察敌情，盲目指挥
英国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根据侦查所得情报，制定了明确的战略方阵。其要点是：用武力手段逼迫清政府接受英国提出的各种条件，如中国政府拒绝或中止谈判，前线司令官可根据自己的判断，用有效的办法进行敌对行动，一直等到中国全权代表签订足称满意的协定为止。
与此相反，清政府在虚骄轻敌思想支配下，根本不注意收集情报，分析敌情，对英军的战略意图茫无所知。正因如此，所以无法提出统筹全局、扬长避短的战略方针，只能盲目地提出“沿海一体严密防范”，“大张挞伐,聚而歼旃”之类不切实际的方针。以“沿海一体严密防范”来说，中国的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口岸众多，如处处设防，势必处处兵力薄弱，岂不正好为机动性强的英船提供可乘之机。至于“大张挞伐,聚而歼旃”，中国的水师战船如此劣，用什么去挞伐、聚歼英舰？倒是林则徐提出的“坚垒固军”，“以逸待劳，以守为战”，不与敌在外洋接仗，伺机在近海或陆地歼敌的方针，比较切合实际。可惜,未被清廷所采纳。
如此一来，清军对英军的动向一无所知，而英军对清军的动向却了如指掌，最终导致清军处处被动，英军着着占先。
反思
纵观鸦片战争一战，清政府如果认真备战，积极发动群众抗战，就算谈不上完全打败侵略者，但给予其重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而，清政府从上到下，弥漫的是一种消极避战、怯战的情绪，只知道一味求和，扼杀群众的抗战积极性，从而失去了赖以战胜侵略者的最深厚的基础。如此一来，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只能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