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曾国藩一直都是备受中国社会推崇的晚清第一名臣，他点翰林入仕之后，升官速度如火箭般蹿升，短短七年时间，就由从七品升到正二品，被誉为
“力挽狂澜擎天柱，旷代南逢天下财”。
1853年，他临危受命，帮助朝廷实行团练，由一个普通人一跃而起，训练出了一支名满天下的军队——湘军。后来经过十年征战，他于1864年平定了太平天国以后，手握三十万重兵，并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财大权，手里既有钱，又有兵，此时的曾国藩完全有可能在东南半壁称王，大清朝的江山，已呈“内圣外王”之势。
当时的湖南名儒王闿运也曾对他半真半假地说道：
“东南半壁无主，涤帅岂无意乎
？”那么，王闿运为何会说出这句话呢？因为那时在朝廷中，咸丰皇帝已经病逝，幼主
同治新立，并无实权，且慈安和慈禧两宫垂帘听政，此时的大清朝，国无圣主，若谋天下，正值其时。
不但王闿运鼓动他造反，而且还有人送给他一副对联，上面说道：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华夏今日天降大任，当可筹谋运作乾坤！
但是，儒家正统思想极强的曾国藩却并没有这么做，尽管他对王闿运的话若有所思，但还是严厉地斥责了王闿运，并且告诫他，此事以后不要再提。
那么，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为何不肯抓住这次机会呢？我想大概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已经刻在了他的骨子里。众所周知，曾国藩从入学时候起，所接受的教育都是由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程朱理学。所谓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这一学派，其主要思想就是强调伦理纲常，而且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提倡并信仰理高于势的政治理念。
曾国藩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在他的观念之中，想的只有是如何为国尽忠，报效朝廷。在刚做京官不久，面对一系列社会矛盾，他能够积极向咸丰皇帝建言献策，尽管那时候的他人言微轻，看法不被皇帝采纳，但他依旧没有放弃，而是积极提升自己，通过提高自己的地位来达到对一些事情的话语权，以达到报效朝廷的目的。
所以，在长时间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曾国藩的身上，形成了一套为人修养与行事都要讲道理和懂道理及守规矩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影响下，手握重兵的曾国藩断然不会造反。
其二，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亦或是家庭氛围使他严格恪守了“君君、父父、子子”这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从曾国藩懂事的时候起，在他的眼里，他的祖父曾玉屏一直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也是家里面比较强势，说一不二的人物，他的父亲包括所有的人都对他的祖父极为尊敬，严格地说是怕，就算他的祖父对他的父亲因为某一件事而大发雷霆，他的父亲也不会顶撞，不仅仅是他的父亲，包括家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所以，在这种家庭氛围的影响下，曾玉屏就成了曾国藩的偶像，同时也给他贯穿了这样一个思想：“那就是不管你的长辈或者上级对你如何打骂，你都不能去反抗或者说他的不好”，从曾国藩的家庭氛围中，我们正好可以发现，他暗含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君与臣”的关系，做君主的可以对任何人发脾气，就算是错的，大臣也不能说，只有照着办就是，“君君、父父、子子”这条界限要严格遵守，不能逾越。
这是曾国藩为何不起兵反清的第二个原因。
其三，当时的大环境不允许曾国藩起来造反。尽管当时在朝廷中幼主新立，慈安慈禧二人垂怜听政，但对于曾国藩来说，造反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首先当时的曾国藩已经垂垂老矣，虽然攻下了南京，但他早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雄心壮志，所以也就不可能继续起兵造反。
再一个，儒家思想虽然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了理学，但它所提倡的“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却依然没有变，对于谨遵儒家信条的曾国藩来说，起兵造反无异于自绝于皇帝，自绝于天下百姓。
最后，虽然在攻下南京后，曾国藩的手握重兵，湘军一家独大。但是，此时的清政府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清政府还是合法的统治集团。如果曾国藩起兵造反，对于他来说，在后世的史册上，给他的记载可能就是“乱臣贼子”这样的字眼。这对从小就立志报效朝廷的曾国藩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当自己最欣赏的帝王之术终未能在曾国藩身上纵横演绎时，王闿运仰天长叹道：
纵横长计终不就，空余高咏付讲流；
古来贤豪尽无命，恐是天意悲难留。
文/秦皇唐宗
参考资料：《曾国藩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