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美国与桂系密谋倒蒋的缘起
抗战胜利之后，美对华政策曾面临三种抉择：
“(1)干净、彻底、全部撤出；(2)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人把共产党人消灭掉；(3)在帮助国民党控制尽可能广阔地区的同时，设法让双方妥协，避免内战。”
然而，哪一种抉择对美国来说都不能尽如其意。1947年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如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总统的一封信中所述：
现实地估计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局势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唯一的选择，就是为一个失去其军队和人民信任的政府面大规模地介入。而一旦介入，美国就要比过去增加更多无谓的开支，国民党军队交由美国军官指挥，美国的海、陆、空军武装力量可能都要参加作战。如此大规模的介入，不但会在中国民众中引起愤慨，甚至还会遭到美国人民的谴责……不幸的、然而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是，中国不祥的内战局面不是美国政府所能控制得了的。美国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过去所做的、或所能做的一切都不能改变这种局面；美国尚未做的一切也将无补于事。
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政府的倒台已无可挽回，不愿在军事和经济上再大量援蒋，企图以中途换马的办法来挽救危局。到1948年下半年，由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而让蒋介石辞职这一暗中策划，便逐渐公开化了。
1948年秋季以后，国民党军在与共产党军队的几次大战中都以失败告终。美国在华官员迪安·艾奇逊认为：
“在至关重要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并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到极大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自行瓦解的…”美国“以赠款和借贷的形式向国民党中国提供了援助”；；“向中国政府出售了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的战争剩余物资”，，“由于国民党领导人军事上无能，加之变节投降，其部队又缺乏战斗意志”，军用物资“很大一部分落人了中国共产党人之手”。
10月23日，司徒雷登正式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并请示：
我们可以赞成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某一位能够给国民党军队和非共产主义党派争取尽可能有利的条件而结束内战的政治领袖么?
美国国务卿答复说：
美国政府不能自居于劝告蒋委员长退休的地位，或推荐任何中国人作中国政府的元首。如果提供了这类意见，就要对由此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自然而然地将使美国政府不顾美国的切身利益如何，必须支持这个继承的政权……我们应该采取的途径，将根据当时美国政府的利益和当时的形势来决定。
这等于给了司徒雷登一个明确的赞同答复。于是，他在12月20日会见国民党要员孙科时，就将此意图转达给了国民党上层。当孙科就此询问美方有关“换马”问题时，司徒雷登回答说：
“作为一个美国大使，我不能发表正式意见，但以私人资格而言，我确实赞成和谈运动。”
孙科明白了美国人的意图。但蒋介石却仍不甘心就此败在共产党手下，他再派宋美龄去美国，希望利用前次宋在美宣传中国抗战而获得的良好反响使美国态度出现奇迹般的转机。然而宋美龄的最后努力也落了空。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继续努力争取外援，他授意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向美、英、苏、法4国外长发出照会，“征询四国对于我国和平意见及是否准备予以协助”，但均遭各国拒绝。
“求援再战”外交努力的一再受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客观条件可能的范围内另寻“求生之途”。与此同时，国内和平反战的呼声愈加高涨。如果说过去在国民党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谋和”派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到了败局已现的当前，他们的主张则“理直气壮”起来了。
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士和一些地方实力派纷纷要求政府恢复与中共的和谈。他们认为，现在停战言和尚有一线生机，再打下去恐怕连最后一点生机也将丧失殆尽。只是蒋介石是中共最主要的攻击对象，若以这样一个人为首的政府与中共谈判，显然是不适宜的，因此需要一个较为“温和”的人物来主持和谈。
蒋自己也认为如果和谈成功，保住了半壁江山，自己还可东山再起，如果和谈失败，责任也不在他个人身上。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决定重施“引退”的故伎。
在历史上，蒋介石的“以退为进”已经经历过两次。蒋介石的性格是一贯希望掌握局势的主宰权。即便到了如此境地，他仍要把牌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失败来临时为自己挽回一点面子。12月4日晚，蒋介石把吴忠信叫到黄埔路官邸，要他接任吴鼎昌出任总统府秘书长。
蒋对吴忠信说：
“观察最近内外形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维持。你帮德邻上轿吧!等他上了轿，去留由你自己定。”
吴忠信只能在不可推辞的情况下上任。12月15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3人去傅厚岗李宗仁住宅，与李宗仁洽商蒋介石下野的有关事宜。会谈后达成一份非正式协议：
一、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二、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四、和谈的准备：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
吴忠信带回初拟的协议书给蒋介石，蒋介石对李宗仁的意图明察于心。他表面静观时局，背后却在作引退的安排。而李宗仁却在等待局势的变化，他一面与白崇禧商量，一面让吴忠信带信给蒋介石：从反共来说他与蒋的利害是一致的，他的成败与蒋息息相关，希望蒋能信任他，放手让他干去；幸而挽回危局，不但是国家之幸，蒋个人对国家、人民也有个交代。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美国压力和桂系逼迫下不得已发表了《新年文告》，表示正式准备与中共“和谈”。在这份元旦文告中，蒋介石无可奈何地表示：
只要共党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接着他又表示，和议必须遵守五项原则：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针对蒋的《新年文告》，于1949年1月14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所谓“和平”建议是虚伪的，所提出的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同时宣布：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的声明，对蒋介石来说则是沉重的一击。
蒋硬着头皮于1月21日由南京飞往奉化溪口，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把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二、美国为何执意要换蒋
美国从1948年底以来已经在考虑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在1949年3月已形成决策。但是这样一项重大的政策转变无异承认过去的扶蒋政策完全失败，需要有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说辞以向舆论交代。
同时，对华政策当时已成为国内党派斗争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在野的共和党攻击民主党政府的重要题目之一。特别是，国会内外的“援蒋集团”十分活跃，把国民党的失败归咎于美国政府援蒋不力，甚至指为国务院有关人员的失职或“亲共”所致。当时美国国会对政府的压力是向着加强援蒋的方向，而与“脱身”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在一般公众舆论中，情况却有所不同。主张美国停止卷入中国内战的意见日益增长。不少传教士、商人从希望保持在中国立足之地出发，主张美国停止援蒋而设法与新的政权建立关系。1948年底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反对美国继续以大量军事和一般物资援蒋的人数已略超过赞成的人数，而1948年4月的民意测验的结果则相反。
不赞成继续支蒋的日益增多。根据当时情况，杜鲁门政府认为就对华政策进行公开辩论在所难免，可能一般社会舆论比国会内部对政府更有利些，遂决定把事实公之于众。杜鲁门说：
“只有这样，我国人民及其在国会的代表才能对我们远东政策的健康演变有一个必要的了解。”
这一想法最早是1948年11月国务院政策设计司的凯南和戴维斯提出的。他们在提出“脱身”政策的同时，建议及早把蒋介石政府的情况告诉美国公众。当时马歇尔认为这样一来，等于由美国给蒋介石政府以“致命的一击”，因此不同意这样做。当时杜鲁门同意马歇尔的意见。到1949年初，艾奇逊接任国务卿以后，又与杜鲁门谈到此事，他认为此时情况与几个月之前又有所不同，“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已濒临崩溃的边缘，随之美国必须从对它的支持中脱身出来”，因此他力主准备一份“透彻”说明美中关系的“实录”以过去5年为重点，在国民党政府垮台之时公布。
杜鲁门同意了这一意见，于是组织了一个班子，由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和巡回大使杰塞普任主编。文件于1949年7月29日交给杜鲁门总统，8月5日正式公布。这就是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的起因和目的。很明显，其目的是为美国对华政策作全面的辩护。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是为了说明，蒋介石垮台是他自己不行，不是美国支持不力之故，美国远东政策的演变是“健康”的。
同时也是为美国“脱身”作舆论准备。从这点出发，《美中关系白皮书》详尽叙述了美国自抗战结束以来给予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顾问等各方面的援助，以及这一切都归于失败的事实。
全书画龙点睛之处就是艾奇逊的《附信》中的一段话：
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不祥的结果非美国政府的控制所能及。我国在其能力合理限度之内，已经做的或可能做到的一切，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也不是由于美国还有什么没有做到之事影响了内战的结果。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美国也曾试图对这些力量施加影响，但未能成功。中国国内已经作出了一种决定，纵使这是有欠缺的决定也罢。
据说这一段话的原起草人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斐。他在致杰塞普的一封信中表明他的意图是要向公众强调一点：“国务院没有失败，美国没有失败，失败的是别的什么人，我们无能为力，是我们之外的，非我们所能及的一种事物作出的裁决。”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