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提起民国历史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将其和资本主义社会联系到一起，不过事实上民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有着不小的差距，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在民国时期资本家的生活境况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
在民国时期，无论你是地位多么显赫的资本家，都随时有可能遭遇被绑架的风险，法律的不完善以及警局破案工具与思维的落后，让绑匪们肆无忌惮的行动。
其中在1946年前后，仅在上海一地就先后出现了多起针对民族资本家的绑架案，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荣德生被绑一事。
作为当时中国最知名的实业家之一，荣德生在被绑之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其被绑一个多月后，其才被拿到赎金的绑匪放出。
后来这起案件被上海警方侦破，匪首也都被判处了死刑，不过在得知他们的死讯后，荣德生居然在家中为这些人做起了法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民族实业家荣德生
一、荣德生被绑
荣德生作为无锡荣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在我国的民族实业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上世纪初开始，他就一直致力于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业，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尤其在棉纺和面粉生产领域，荣氏家族更是成为了当时中国绝对的龙头老大。
荣德生兄弟创办的面粉厂
在1946年的时候，他仅凭上海申新二厂、五厂这两家棉纺厂的红利，就赚到了五万多两黄金，同时还得到了四百多万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在上海的众多企业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荣德生和其他的企业家不同，他并没有将这些资金揣进自己的腰包，而是拿来在全国各地建设更多的工厂，他希望为更多的同胞创造就业的机会。
而荣德生开始创建工厂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民可以有养家糊口的工作，经历了封建中国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荣德生，知道生活的不易，所以竭尽全力为普通百姓服务，这让他几乎没有流动资金用来“打点”国民党的高层。
不过国民党的官员们自然领会不到荣德生的高瞻远瞩与伟大胸襟，在他们看来荣德生就是“不懂事”，不给他们一点好处，引得众多嫉妒心强烈的官员对他产生了愤怒，所以这也直接促成了后面的绑架案。
荣氏纺织厂
在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和三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吃完早饭之后，一起乘坐轿车前往江西路的总公司办公。
在汽车行驶到高速路转弯处的时候，他们的车突然被一辆汽车拦下，三名穿着举止同军人模样的人走到了他们的面前，并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盖有第三方面军钢印的逮捕令，声称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自己是奉命带他回局里接受调查的。
荣德生满心的疑问，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只是在工作开分厂、为了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努力，怎么就被莫名其妙的扣上一个汉奸的罪名。
但是已经71岁岁高龄的荣德生，什么样的场面没有见过，他冷静地思考了一下之后反应过来，想起最近的上海总是有民族企业家被绑架，他们应该是一伙专门绑架民族企业家的亡命之徒。
此时荣德生想呼救已经来不及了，说罢几人就将荣德生拉到了自己的车上，然后便扬长而去了。
三儿子荣一心手足无措，细心的女婿唐熊源记下了那群自称军官的人所开的车型与车牌。
随后，荣家人立即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沟通，他们这才发现所谓的第三方面军早已被绥靖区所取代，而带走荣德生的也不是军人，而是一伙儿有备而来的劫匪。
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样，让荣家人猝不及防，他们非常担心荣德生的生命安全，担心绑匪会做出残害荣德生的举动。荣家举家上下都陷入了深深地惶恐之中，荣德生工厂的工人们也都在担心着老板。
此时，著名民族企业家荣德生被绑架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人们对于这个消息格外关注，社会各界都希望警察可以快点将荣德生拯救出来。
上海的石库门建筑
而此时的荣德生则几经辗转被劫匪们带到了一栋石库门楼上，随后便被锁进了楼顶的小房间里。
为了防止荣德生对外求救，那个房间密不透风，就连窗户都没有，而且到了晚上也不许荣德生点灯，所以荣德生每天都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不过为了保证荣德生的健康，他的一日三餐倒是还算丰盛，而且这伙人也没有对他做什么粗鲁的事情，起码自己的性命不会丢在这，他们需要自己活着，这让荣德生悬着的心逐渐放了下来。
二、荣德生被释放
当时荣德生在那个小房间里，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家人写信，这些绑匪最开始要求荣德生的家人准备一百万美金的赎金，虽然荣德生多次表示即使是自己的家族，在这么的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拿出一百万美金这么多，但是迫于绑匪的压力，他还是照做了。
给家人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尽力准备一百万美金来赎回自己。
荣家人在得到信件之后并没有及时给出回复，由于那时信件传递过程中经常出现遗漏的情况，因此绑匪不知道荣家人是否收到荣德生的信件，便让荣德生再写一封。
此时的荣德生觉得自己命不久矣，便将这封信视作自己的遗书，他在信中写道了如下几件事情。
荣德生之子荣毅仁
其一是向子孙们简单陈述了自己创业的历程，并总结了几点经验，希望能够对他们之后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其二是阐明了劫匪所需的赎金下调到了五十万美金，并叮嘱他们如果这笔钱会影响公司运转的话，那大可不必营救自己，要好好经营公司，公司牵扯着成千上万的工人的生命，他们的利益远比自己一人重要得多。
其三是荣德生再次重申了荣氏家族创立实业的目的，要求后人将国家的发展放在首位，最后则是对于亲人的寄语，向他们表达了自己思念之情。
劫匪们在看到这封信之后深受触动，其中有几人彻底转变了对于荣德生的看法，他们觉得这位老人和其他的资本家确实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他对平民百姓的情谊感动了这群劫匪，也对荣德生肃然起敬起来，因此几人对他的照顾也变得更加细致入微。
至于赎金下降的原因则是荣德生同劫匪争取的结果，在被关押的时候他始终注意着隔壁绑匪的一举一动，他发现这伙儿劫匪在空闲的时候会用读书来做消遣，有的人甚至会阅读一些政府发布的法律条文，他觉得这伙儿绑匪应该是可以沟通的，便拿出了一本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准备与绑匪进行理性的沟通。
这本记事本里的内容是荣氏企业在最近几年中的开支情况，劫匪们发现为了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满足更多贫民百姓的就业需求，荣氏企业在近几个月中都是入不敷出的状况，荣德生几乎用自己平时积攒的积蓄来投入到扩大企业生产之上。
这也是为什么荣德生说自己的家族恐怕拿不出一百万美元的原因。
荣德生上海故居
绑匪们在商议之后决定接受荣德生的提议，将赎金的金额降低到五十万美元，荣家人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条件，便火速筹集了五十万美金，将荣德生赎了回来。
民国时期的逮捕证
荣德生在5月28号晚上才回到了自己的府邸，荣德生非常思念自己的家人们，看到了在家门口等他的家人们痛哭流涕，老泪纵横。
此时距离其被绑架已经过去了整整34天。
虽然他已经成功脱险，但是由于这起案件的影响力巨大，国民群众与其他民族企业家们声讨政府给荣德生一个交代，国民党当局显然不愿意这变成一起悬案，也不想轻易放过荣德生这块富得流油的肥肉，便命令上海警局必须侦破这起案件。
三、案件的真相
不过由于绑匪们在这起绑架案中几乎没有正式露面，这个案件的侦破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时任上海警察局局长的毛森在仔细阅读了案件的相关卷宗，以及在荣德生被绑架当天，女婿唐熊源所提供的看见的车的型号与车牌后，认为这起案件中一定有国民党军警部门的官员参加，否则没有办法解释最初的命令书和警车的来源。
为此，毛森让手下的警员们多多注意同事们的变化，苍天不负有心人，这最终让他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在荣德生回家之后不久，时任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主任科员黄锦堂突然变得阔绰起来，他不仅换上了高级的真丝衬衫，甚至还开上了高级的轿车。
每天出入高级场所，身边也多了许多美丽的女士，就连吃的东西也变得高级起来。更重要的是，不少同事还发现在他的衬衫兜里，竟然还有厚厚的美元大钞，这一切都让老谋深算的毛森对他起了疑心。
于是毛森便装作漫不经心地与他谈论起了这起案件，没想到黄锦堂当即露出了慌张的神色，言语更是支支吾吾，不知所云。
毛森
姜还是老的辣，黄锦堂的离奇反应进一步验证了毛森的想法，于是他说道：
我已经掌握了你和荣德生绑架案有关的证据，如果你现在说出来，那还可以内部处理，如果你现在不说的话，等到案子真的破的那天，可就不好办了，你就要被送上军事法庭。
黄锦堂听到这番话后，以为自己的行动暴露了，在气势与言语上被毛森唬住，胆子都要被吓破了，当即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原来这起案件是上海两个帮派老大的主意，他们分别是浦东帮的龙头骆文庆和嵊县帮的帮主袁仲抒。这二人垂涎荣家的财富，便找到了他和其他几名在政府做事的官员，共同计划了这起绑架案。
在得到口供之后，上海市警方立即派人将相关涉案人员尽数抓捕归案，并追回了接近二十万美元的赎金。在经过简单的审理之后，这伙儿人对于绑架的事实供认不讳，最终八名主犯被处以枪决，其余的犯人也都被判处了不同的刑罚。
按理说此时的荣德生应该对此感到高兴，囚禁了自己三十多天、抢走五十万美金的人终于落网。
祭祀的香烛
非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在家中为这八个被枪决的人摆起了灵堂，并请来了法师为他们大做法事，人们对于荣德生的做法大为不解，不明白荣德生为什么要对绑架自己的人做法事。
其实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荣德生觉得这些绑匪其实罪不该死，而且对他也算不错，那三十多天他们并没有对荣德生做出任何粗鲁的行为，也没有难为过他，除了住的房间暗无天日之外他们与荣德生也算是其乐融融，可能在荣德生的心里早已不记恨他们绑架了自己。
那么为什么他们罪不该死呢，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比他们贪心的人大有人在。当时上海警方虽然追回了二十万美元的赎金，但是这笔钱并没有回到荣家的手里，而是成为了毛森等破案功臣的赏金。
据说当时那笔钱甚至都不够这些警方官员分，荣德生只得又从市场上筹集了十万美元送到警局，这才让这些人彻底满意。而毛森在拿到这笔钱之后，并没有为警察局做任何的贡献，更不必提国家与人民了。
民国时期的小轿车
毛森为自己的上司购买了一辆轿车，这也让他受到了国民政府的着重表扬，他本人也从蒋介石的手中领到了一笔不菲的奖金。
除了这些“功臣”之外，还有不少社会上的团体打着做慈善的名号找到了荣德生，要他拿钱资助自己的发展。理由是在荣德生被释放的当天，他曾经说过“领回勒索余款捐给慈善机构”。
虽然荣家解释说自己的赎金余额已经尽数交给警局了，但是这些团体依然不依不饶，无奈之下荣家只好破财消灾，这笔资金的数目虽然没有官方记录，但想来也不是小数目，这也让荣德生发出了“即使到金窟也难办”的感叹。
荣德生塑像
由此可见，相比于劫匪，毛森等人以及这些打着慈善名头的团体才是更可怕的存在，他们趁火打劫，更不讲理，甚至还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你，这让荣德生疲于应付，甚至觉得劫匪都比他们可爱，这才在家中纪念他们。
从荣德生被绑架的这一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旧社会，想干实业是多么的不容易，需要克服多少的压力与阻碍。就算干成了大实业家，像荣德生一样，也还是避免不了遭到绑架这种危害人身安全的行为。
而落后的民国政府与警察局，破案也不是为了被害人，只是为了中饱私囊，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破案的英雄，实际上他们只是附在荣德生身体里的吸血虫，如果不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便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你进行谴责，实属无道。
当一个政府在企业家心中的形象都比不过劫匪的时候，其究竟有多腐朽就不言自明了，他们距离自己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注：
本文关于荣德生绑架案的相关内容，参考自《民国奇案：荣德生被绑架案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