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屏，河南夏邑人，康熙六十年进士。其不但历康、雍、乾三朝，且颇受诸位皇帝赏识。入仕后累迁刑部主事、山西道御史、直隶清河道、保定知府等职。到了乾隆朝，先后出任江西布政使、云南布政使、江苏布政使等重要地方官职。
注：乾隆二十年，彭家屏因在江南地区为官期间深得人心、声望很高，作为汉臣难免被朝廷猜忌，为自保托病请辞。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乾隆在第二次南巡途径河南时，接见了河南官员和致仕的原朝堂高官。已赋闲在家的彭家屏则借觐见的机会为乡亲打抱不平，当面禀告了去年夏邑遭遇大水，而地方官员隐匿灾情、故意不报、贪墨赈灾钱粮。
面对状告，也在现场的河南巡抚图尔炳阿辩解称，夏邑确实遭遇了水灾，但在他的领导下很快就驯服了水患，地方上损失很小。只是因为邻近数县灾民抢购粮食，导致米价大涨，所以让人觉得夏邑受灾严重。
不辩解还好，这一辩解反而让乾隆越发相信彭家屏所告。邻近数县都因灾而抢购粮食，夏邑是如何免灾的– “犬牙相入，岂独无灾”？因此乾隆斥责了图尔炳阿，要求他详细调查后再据实上奏。
随后乾隆起驾继续南下。不过没走多远，不放心的乾隆又令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前往夏邑暗查。
四月，乾隆结束南巡北上返京时，观音保也带回了调查结果。夏邑在内的四县不但受灾严重，而且因为多年未有丰收，民众家中基本均无积蓄、余粮，灾民为求生不得不卖儿鬻女。由于卖者甚多，两名童男的价格也不过几百文 ……
乾隆大怒，下令将图尔炳阿以及相关县令革职并发配边疆。不过这不是他们最终的结局，因为在此之前这个案子已开始逆转了。
在观音保带回调查结果前的四月初七，夏邑县人张钦、刘德元等跑到徐州拦圣驾呼冤。他们状告内容和彭家屏基本一样，并请求皇帝为民做主、更换县令。
面对来自底层的“御状”，乾隆并没有去关心是不是地方官员太过于苛暴。他想到的是这些升斗小民怎么不敬畏他这个帝王，敢直接告于御前，背后必然有人指使。此时乾隆已经开始疑心，是彭家屏在幕后策划了这一切。
一番审问后获知，他们是受了当地生员段昌绪、刘震东等人的“教唆”。乾隆当即派人前往夏邑抓捕审讯，结果有了意外的发现。
告御状的事情确实因彭家屏而起。彭家屏面圣后，其家仆到处宣扬称夏邑能够获赈，全是自家家主在皇帝面前奏明之功。与彭家屏素有来往的段昌绪、刘震东等人遂动了歪心思，想出了拦圣驾的点子。一可以为自己博名，二觉得还能捞些赈灾的钱粮。
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段昌绪家中搜出不少明朝禁书。尤其是当年吴三桂造反的“檄文”，檄文上还有段昌绪的“加评赞赏”。鉴于彭家屏和段昌绪常有来往，乾隆怀疑彭家屏与这些禁书有联系，至少是知情不报。
四月二十七日，乾隆回京后即传唤并亲自审问了彭家屏。彭家屏称自己并未看过那份“檄文”，也未教唆当地百姓去告御状。不过他也主动承认了自己家里也有一些禁书但推脱说自己没看过，“明末野史等存留未烧，实不曾看”。
注：彭家屏主动承认私藏的禁书的原因是，他的禁书和段昌绪的来源于同一处。他以为自己藏有禁书的事儿被人告密了，所以主动承认以求减轻罪责。
了解这些情况后，乾隆大为震惊。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就开始上纲上线。但是针对的已经不是地方官员是不是隐匿灾情，也不是百姓阻拦圣驾告状了。
他将段昌绪定性为“本朝叛逆”，并且明确指出彭家屏也是重要嫌疑人。除此之外，案子的级别也被他升得很高，令直隶总督方观承负责查办此案。
五月初四，方观承完成调查后上奏称，刘元德等人拦圣驾、告御状确实为段昌绪等人教唆。彭家屏虽然没有直接主导此事，但可以确定他知情未阻止也未上报。并且一一列举了证据和证言。
只不过方观承虽然调查得清楚仔细，但是换来的却是乾隆的斥责“甚属草率”，甚至给扣了一顶大帽子。因为乾隆关心的重点不是这些，而是彭家屏家里的禁书。
估计方观承看到乾隆朱批时冷汗直流，搞不好自己就要成彭家屏的“同党”。而这个时候方观承也才明白乾隆之前安排“查案助手”的真正用意。
在乾隆任命方观承负责此案时，将正前往发配地的图尔炳阿等人召了回来，让他们协助方观承调查，戴罪立功。这不是因为图尔炳阿熟悉地方有助于查案，而是在暗示官员们，贪腐可以原谅，但是涉及“禁书”，十死无生。
这里需要澄清一点，乾隆并不是一个不在乎贪腐的皇帝，甚至可以说他是这两千多年来最不喜欢贪腐官员的皇帝之一。其后期纵容和珅，是为了聚财，而不是为了满足官员们的贪欲。
终乾隆一朝，因贪腐而被处死的三品以上官员都有近五十多名，三品以下更是不计其数。论杀官，乾隆仅次于明太祖。而且明太祖杀官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贪腐，而是为了清洗朝堂。某种程度上乾隆是对贪官最严苛的皇帝。
乾隆自然明白官员们贪腐会危及他的皇朝，但他同时也明白“禁书”对于他的皇朝的危害。
满清作为异族入主中原，无论如何汉化、如何宣扬“满汉一体”，一个担忧始终悬于皇帝们心头 – 满族在人口上居于绝对的劣势，而且汉人历来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旦天下汉民齐心，满族怕是回关外游猎都是奢望了。
而“禁书”恰恰是可以让汉民齐心反抗他的皇权统治的工具，因此必须禁绝。
为了销毁各类“禁书”，清朝从顺治开始就掀起了各种文字狱。虽然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经历顺、康、雍三朝近百年的禁毁，相关书籍、文章还是在民间流传。
首要的原因是朝廷禁毁的效率非常低。
书中是不是有违禁内容，需要人判读，而且朝廷也无法将违禁内容列出供人对照。毕竟这是个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一些旁人都觉得正常的文字，经他人一解读就大逆不道了。例如“清风不识字”……
而且即便是快速判识的办法，朝廷也没有能力组织全国性的检查。因此大多数时候朝廷只能被动地等人告发出来。像这次彭家屏不主动说，乾隆也想不到他家里有禁书。
其次在古代书籍是一种财富、财产以及身份地位的象征。很多人有主动收集、收藏的意愿。由于朝廷“识别”效率极其低下，一些人不知道自己的收藏有禁书；一些人则是利用朝廷难以检查而故意收藏 ......
最后，乾隆认为他的臣民对待“禁书”还是不够重视，很多人认为只要不让朝廷知道，就没什么事儿（彭家屏在家中收藏“禁书”就是这种情况）。
乾隆觉得以朝廷的能力是没有办法禁绝这些书籍、文章的。只能换一个方法，从人心入手，让人们主动识别并远离它们。而乾隆尝试的方法是“软硬对照”。
图尔炳阿虽然贪腐，但朝廷还是愿意给予他“将功赎罪”的机会，这是“软”；彭家屏虽然心系百姓，但因藏匿禁书，非但无功，而且“其心可诛”绝不可赦，这就是“硬”。
对比之下，既向天下宣告了朝廷、皇帝禁书的决心，也在暗示朝野人等做出选择。即便是仍然选择藏匿，朝廷也不会有多的损失，而一旦选择了“禁”，朝廷将有额外的收获。
选择“禁”就意味着要主动去判别什么书是“禁书”，而且为了安全，也会主动扩大范围，朝廷禁绝的效率自然大涨。更重要的是这么做就会思朝廷所思，不自觉就被朝廷所掌控。
最后说回彭家屏禁书案，方观承最终也未能在彭家搜查出彭家屏自己承认的禁书（彭家屏的儿子提前将相关书籍焚毁了），但是对于乾隆来说这已不重要了。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末，作为棋子的彭家屏被乾隆以“为富不仁、凌虐细民、目无君上”等莫须有的罪名赐死于狱中，图尔炳阿则因办案有功而官复原职。想必朝野内外都已了然乾隆的目的，作为皇帝，乾隆的“统治艺术”也就此上升了一个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