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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与罗马帝国的命运
■通讯员 陈哲贤
“‘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泱泱罗马帝国也难逃这样的劫数，然而，事出必有因，有因必有果。横亘万里的边疆表面上是罗马世界的‘边缘’，实质上乃是决定帝国命运的‘中心’，但边疆问题的难以解决给帝国带来了结构性的挑战，最终多瑙河边疆和莱茵河边疆的相继败溃造成了东、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正可谓帝国之兴亡取决于高卢之边防。”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夏洞奇在上图讲座《边疆与罗马帝国的命运》上如是说。
本场讲座聚焦边疆视角，阐释了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命运，夏教授围绕“高卢中心论”，循序渐进为听众们翻开了一幅幅决定帝国命运的“历史地图”。
平定高卢不得不从一代枭雄凯撒说起。高卢这个罗马人称之为“蛮族”的地方，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就经济而言并不比罗马逊色，罗马人不了解高卢的实情并坚持罗马中心论的观点也给后来帝国的命运埋下了隐患。凯撒在出任高卢总督的八年时间里征服了高卢全境，之后率军占领罗马实行了独裁统治，在其遭罗马共和国元老院成员暗杀身亡后，其养子屋大维为继承人，成为罗马帝国的始皇帝并掌握了实权。与其父亲凯撒相比，屋大维更懂得运用政治手腕，元首制是其政治智慧的高度体现，既确保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即边疆管理体制，也安抚了惧怕独裁统治的共和国元老院，因而使得帝国与共和国能够“和平共存”。
四帝共治是戴克里先称帝后将元首制改为君主制的先范制度，这一制度并非将帝国分为四个部分，而是将帝国的防卫任务划分交予四位皇帝承担，戴克里先在四人中是最高地位。这一貌合神离的制度看似天衣无缝，实则昙花一现，在不久的将来即被四帝的几位继承人以战争的方式颠覆了。经过多个回合的爆发冲突，原帝国西部不列颠、高卢的继承人君士坦丁一世成为了帝国唯一统治者。
兴衰更替总是客观存在的周期问题，泱泱罗马帝国亦难逃这样的劫数。君士坦丁一世继位后便采取了类似于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任命三个儿子各统治帝国的一部分，将全国划分为四大行政区，经济方面继续规定职业世袭；军事方面大量招募蛮族进入军队，全面提升了军队战斗力；宗教方面确定了许多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这一举措为基督教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其在位期间是罗马帝国的中兴与转型期，但其去世后罗马帝国旋即爆发了夺帝的内战，与此同时高卢边境的篡位之争也愈演愈烈，可谓是外患愈烈、内乱不止，帝国在这样内外交加中苟延残喘，最终日落西山。
聚焦边疆视角，俯瞰帝国命运，拥有皇权的群体没有能力掌握军队或不懂得边疆治理，而有能力掌握军队的边疆蛮族却没有皇权，这组边防压力的矛盾导致了罗马帝国皇权的循环性危机。边防压力的量变转化为边防崩溃的质变是帝国走向衰亡的直接原因。
历史往往令人深思，罗马帝国边疆的经营战略，如若加强对边疆各族的罗马化，如若将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和撒哈拉等边远地区形成保护地中海周围地区的广阔防御圈，如若加强构建中心与边缘的结构状态，历史是否又将改写呢？这也仅此是个人的一点遐想而已。
嘉宾简介
夏洞奇，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奥古斯丁研究与晚期罗马帝国。著有《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等专著，译有《中世纪政治思想史》《新罗马帝国衰亡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