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费勒姆·奥尼尔爵士和阿尔斯特的爱尔兰人的叛乱以残暴著称。此事值得载入人类的纪年，口诛笔伐、万劫不复。摩尔天性慷慨，对这种穷凶极恶的行径不胜震惊。
他逃往奥尼尔的营地，却发现他的权威足以掀起爱尔兰人的暴动，却不足以限制他们的凶残。他不久就抛弃了遭到众多罪行玷污的事业，退隐佛兰德。费勒姆爵士因为家世显赫，或许还因为天性残暴、毫无节制；虽然既无勇气、又无能力，却掌握了北方叛军的一切权力。阿尔斯特旷野的英国殖民点彻底毁灭。一开始，苏格兰人受到更有利的待遇。爱尔兰人为了争取他们消极中立，假装区别对待不列颠各民族。他们谋求苏格兰人的友谊和期望，没有把大屠杀延伸到这些人身上。许多苏格兰人抓住机会，逃离这个国家。另一些人退到安全地带，准备自卫。就这样，大部分苏格兰殖民者至少保住了性命。
叛乱的烈焰在阿尔斯特燃起，迅速蔓延到爱尔兰另外三个省。死亡和屠杀在各地同样司空见惯。不过，其他各省的爱尔兰人假装更加温和、人道。然而，他们的人道不外乎残暴和野蛮！爱尔兰人不能满足于将英国人逐出他们的家宅，蹂躏他们美丽的庄园，践踏他们的良田；还剥光他们的衣服，让他们赤身裸体、毫无防备地落入严冬的一切磨难中。天公不作美，严寒和风暴给这些不幸的人雪上加霜。无情的利剑没有斩草除根，罕见的恶劣天气却把他们斩尽杀绝。赤身裸体的英国人挤满了道路，向都柏林和其他城市仓皇逃命，这些城市仍然掌握在他们的国人手中。
妇孺不久就在饥寒交迫中倒下。这里，丈夫辞别死去的家人，羡慕他们的命运，预料自己很快就会落到同样的下场。那里，儿子搀扶老父许久，勉为其难地接受最后的命令：在最后的难关抛弃父亲，留给无法逃避或推迟的死亡，保存自己复仇的希望。弥天大祸剥夺了受害者向同伴求助的想法。他们默默流泪，或是放声痛哭，匆匆穿过敌对的地区。他们发现，人人心如铁石。有些出于民族的残暴，有些出于错误的宗教虔诚，后者产生了更难安抚的报复。
都柏林挽救了爱尔兰残存的英国人。城市的门户稍稍开放，接纳可怜的难民，但流离失所的惨状仍然前所未有。都柏林居民怜悯难民，更担心自己落到类似的下场。他们看到敌人为数众多、遍布内外，想到自己资源不足、岌岌可危。比较精壮的难民编成三个军团，剩下的分配到各家各户。他们有吃有穿、一应俱全，虚弱僵硬的肢体得以复原。众多灾难产生了不知其名、不知其类的疾病，迅速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另一些人现在有暇回顾朋友和财产的惨重损失，诅咒自己的获救。他们拒绝一切援助，自取灭亡。他们仅有的安慰就是：死在国人当中，享有坟墓的荣誉。他们的同伴死在惨无人道的野蛮人手中，没有得到这样的荣誉。
根据某些估计，所有这些暴行害死了十五万或二十万人。这样的记录通常多少有夸张的成分；如果最温和、最合理的记录属实，受害者为数应该为四万人。法官命令：各军只要没有被叛乱者包围，都向都柏林集中。他们集中了一千五百名老兵，不久就组织了四千多人。军械库为这些人提供了装备。爱尔兰人包围了特雷达，他们派出六百人的分队解围。但这支军队遭到敌人的攻击，惊慌失措、大部覆没。他们的武器落入爱尔兰人手中，提供了叛军最需要的东西。法官乐于煽动叛乱，指望没收产业、从中获利。因此，他们认为：当务之急不外乎保护自己和首都眼下的安全。这种策略极其怯懦，卑劣、贪婪更不待言。他们的将军奥蒙德伯爵表示反对，但不得不服从当局。
英国前哨戍民假装谴责叛乱、憎恶暴行，一开始大概没有暗中通谋。他们公开表态：宣布武装支持法官，承诺保卫政府。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就更多地考虑宗教、而非顾念和尽忠母国。他们选格曼斯通勋爵为首领，加入爱尔兰土著一方，残杀英国新教徒，不甘落后。许多叛军小分队散布全国各地；主力为数达两万之众，构成立刻围攻都柏林的威胁。
英国和爱尔兰叛军都乞灵于诈术，引诱了大批困惑的国人。他们声称遵奉国王和王后的权威，但主要是王后的权威。他们断言：清教派国会正在侵夺王室特权，他们为此才兴师勤王。考菲尔德勋爵在自己的宅邸内遇害。费勒姆·奥尼尔爵士在这座宅邸内发现了勋爵的王室特许状，撕下御玺印章；伪造了一份自己的委任状，把御玺印章加在委任状后面。
北爱尔兰派出信使，向国王报告叛乱情况。他立刻向苏格兰国会通报。苏格兰人对新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忱。爱尔兰的新教事业遭到严重侵害。国王因此期望，苏格兰人会刻不容缓地投入保卫爱尔兰的事业。苏格兰人对天主教深恶痛绝。现在，天主教徒表现出穷凶极恶的一面。国王因此期望，苏格兰人会支持他所有的忠告。他已经看到：苏格兰人两次迅速起兵，反对君主的权利。他明白：苏格兰军队长期纪律严明，最近才解散，重新召集更非难事。他指望：苏格兰同胞在爱尔兰惨遭侵凌、处境悲惨，会有力地刺激他们派出援军、解此燃眉之急。
然而，宗教派别的热忱通常有赖于党争或利益的刺激。没有这些因素，苏格兰人的热忱一般非常微弱。他们现在以共和国自居，对自己彻底消灭的君主权威不予理睬。他们打算利用爱尔兰目前的灾难，争取援助邻邦的有利条件。他们把目光投向英国国会，两国国会已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英国国会有能力单独签署条约，履行条约。因此，苏格兰国会的反应仅限于派出一支偏师、支援阿尔斯特的苏格兰殖民点。除此之外，他们目前满足于遣使前往伦敦、跟英国国会协商。现在，君权事实上已经转移到国会手中。
国王也意识到，他完全无力绥靖爱尔兰叛乱。在这个紧要关头，他只能依靠英国国会的资助。他向国会通报消息，然后说：在他看来，叛乱不是鲁莽的举动、而是针对英格兰王权的蓄谋策划。因此，他说：鉴于国家和宗教的利益，这场战争极其重要。他将指导和实施的任务托付给国会的关怀和智慧。他们有必要立刻着手，采取有力的措施。
这时，英国国会召开会议。他们每一次表决都体现了休会前的同样倾向。多数派仍然致力于提高自己的权威，削弱国王的权威。争取民党领袖依附王权的尝试都失败了，或是因为技巧不够老练，或是因为当时国王没有多少施惠能力。爱国者野心勃勃、锐意进取，不屑于接受没有保障的零碎权力。在此期间，他们认为：不难勇敢积极地进攻，永远占有全部君权。他们意识到：国王对他们迄今为止的做法深恶痛绝。有些措施本身易招物议，有些措施在严格意义上不合法。他们为自身安全和伟大考虑，决定在英格兰扩大民众的权威。贬低国王的巨大必要性，全国普遍盛行的强烈反君主偏见，国王轻易作出的最重大让步，苏格兰人彻底颠覆君主制的榜样，都进一步刺激下议院侵夺王权。宪法最近似乎面临的危险说服许多人相信：除非彻底废除侵犯宪法的权威，宪法永远不可能获得充分的保障。
如果国民没有突然倾心长老会理论以及当时随之而来的狂热，民党领袖几乎不可能有这种计划，更不用说付诸实施。国会遏制教权，已经为这种精神大开方便之门。他们的赞同和鼓励已经将这种精神的影响扩大到惊人的地步。各等级中毒已深，如痴如醉。所有的演讲和交谈都会涉及这种宗教体制。所有事务都有其一席之地。所有高雅娱乐消遣都因此彻底毁灭。许多心灵的恶习或腐败因此发扬，甚至疾病、不适都不能完全置身事外。我们得知：所有医生必须是宗教忏悔专家，以其神学造诣宽慰病人普遍萦绕的宗教恐怖。学问本来有利于开阔眼界、陶冶性情，这次却为盛行的狂热推波助澜。这种教义不仅粗野，而且并不完善。阴郁的狂想伴随着各种观念，基于神学体系的一致性，光怪陆离、蔚为大观。完全愚昧野蛮的民族不熟悉这些东西，堪称大幸。
国王坚决维护主教制，一开始由于偏好，现在由于必要。他的敌人由于类似的原因，全心全意、坚定不移地压迫主教制和君主制。
下议院的态度就是这样，爱尔兰叛乱对他们推进这种观念最为有利。这场叛乱适逢其会，打断了一切举措。恐惧天主教的心理无论多么愚昧，他们始终推波助澜。天主教阴谋无论可能性多小，他们一向煽风点火。现在，可怕的叛乱出人意料。穷凶极恶的暴行史无前例。爱尔兰天主教徒特有的罪行落到全体天主教徒头上，后者已经承受了普遍的憎恶，就人们目前的心态而言，这种转移毫无困难。国民习惯于主教派和教皇派通谋的谩骂，立刻猜想这次叛乱是二者合作策划的结果。他们听说，爱尔兰叛军将所有暴行归诸国王的钦命。偏执的狂热分子总是容易上当受骗，倾向于恶意猜测。这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显而易见的谎言：不幸的国王策划了一切野蛮残忍的暴行。叛乱激起的仇恨都落到他头上。
下议院独占补助之权，借助王室的困境扩张自己的权力。苏格兰刚刚议和，爱尔兰叛乱接踵而起，如此机缘巧合，似乎格外幸运。国王委托国会关照爱尔兰事务，他们立即抓住机会，在最无限的意义上加以解释。他们利用其他机会，一直在慢慢侵蚀王室的行政权。行政权构成王权最重要、最自然的部分。涉及爱尔兰事务，他们却立刻全面、彻底地运用行政权，仿佛这种权力已经合法地赠送或指派给他们。对他们的篡夺，国王只能逆来顺受，因为他无力抵抗，而且要避免赞助可憎叛乱的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