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宋代以来采用的科举制，因其层次的等级和考生的众多，而导致了官职的名目繁多，但他们却从未达到过帝国官员们特别向往的境界。这些缺乏其他收入来源的文士们，被追过着一种不安定的生活，被迫自行寻找保护主，作为豪门富户的私塾教员、官吏们的私人师爷、学堂的普通私塾先生有时甚至以从事不光彩职业而谋生。
为科举论文所写的写作教科书、传记、墓志铭、小说、故事或剧本、预订的作品或具有商业特征的作品等，均构成了这些人的珍贵的补充收人。因此，这样的经济现实无疑不会与中国自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时代的文字作品毫无关系。然而，我们确实感到，全面的繁荣和大量的国家订货，在18世纪时，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文人阶层中的一大批人来说，曾经确保了一种较大的稳定性。
事实上，从康熙时代（1662~1723年）起，官方就雇佣了大批文人，从事刊布文献以及编辑著作、考证或撰写学术著作的浩繁工作。康熙年间第一项最大的出版事业，便是修纂《明史》。其计划从1679年起就已经制订好了，而其监修工作于1682年被委托给了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1631~1694年）。一个人数众多的史学家小组，致力于编修这部卷帙浩繁的断代史，它比直到当时为止，所修成的任何断代史都更为广泛和更为精确。
这项开始于1679年的工程，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735年才告完成，全书共包括366卷。正是在康熙执政年间，又开始了浩繁的图解类书的编纂工作，这就是《古今图书集成》。它于1706年由一位叫作陈梦雷的人，以私人名义编修，可能直到1725年才完成。陈梦雷因牵涉进了福州的一次叛乱事件，而被判处死刑，但却享受到了减刑，被发配到盛京（沈阳），而在康熙晏驾之前又蒙赦返京。他后来又被康熙的继承人重新流放，因为该皇帝要求陈梦雷的名字不出现在这部代表着他一生心血的著作中。
这部多达一万卷的类书包括以下几编：1.历象编：乾象、岁功、历法、庶征；2.方舆编；3.明伦编（历史）；4.博物编：艺术、神异、禽虫、草木；5.理学编：经籍、学行、文学、字学；6.经济编，法律和制度。它后来于1728年用铜铸活字刊印，共包括近一千万个方块字。我们还应该提到，在康熙年间编纂的唐诗总集，被称为《全唐诗》，这项事业由一名“包衣”的旧仆人曹寅监修，他是著名的《红楼梦》作者的祖父。《全唐诗》完成于1703年，共汇辑了由唐代2200名不同作者所写的48900首诗。
按韵尾分类的二三个字的短语辞书《佩文韵府》，提供了引自从经典到17世纪的各不同著作中的例证，成书于1716年，共包括555卷。正是在同一年出现了著名的《康熙字典》，它从出版之日起，直到20世纪初叶，始终是西方汉学家们的基本工具书。这是一部由30名语言学家组成的小组完成的著作，他们为此而整整工作了5年。它提供了按照从明末开始使用的214个偏旁的体系，来分类42000个字的字义和用法。
我总共可以计算到康熙年间的57部官修的或由国家保护和资助的局部出版物。但最重要的和最著名的一部著作，却应是在乾隆时代编纂的《四库全书》。它汇集了保存在皇家文阁中的，或私藏的全部刊本和稿本著作。由360位文人组成的一个小组，从1772~1782年，共为此下了十年的功夫。对书籍和稿本（无论是通过自愿或强迫而获得的）的搜求，持续了很多年，似乎基本是全面的。此书共包括79582卷（15世纪初的一部类似著作《永乐大典》仅仅包括11095卷），依“四部”（经、史、子、集）的体例而分类。
当时共雇用15000名抄书人，来誊抄这部巨型著作集，而以当时的手段则根本无法付梓刊印。此书的全名叫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中国所有书目提要论著中的最珍贵和最完整者。除了国家的这种非常有利于文学、艺术和学术发展的行为之外，我们还应补充的是，非常富裕的商贾们为赞助文学艺术事业而作出的努力，这些人都是珍稀书籍和字画的搜集者，同时也是文人和学者们的保护人。其世系可以一直上溯到明末江苏扬州的盐商们，也就是18世纪最著名的文学艺术的保护人。如马氏兄弟，也就是诗人和藏书家马日琯（1688~1755年）及其弟马日璐（1697～？年），同时还有后者的儿子马裕。
诗人和语言学家杭世骏（1695~1773年）和历史地理专家全祖望（1705~1755年），在扬州时都是马家的座上客。在享受过富商们保护的最著名文人中，我们可以提到齐召南（1703~1768年），他是有关江河和运河史、历史年代、温州大港及其浙江地区方志著作（《温州府志》）的作者；钱大昕（1728~1804年），史学和金石学家；另外还有戴震。甚至还有其他某些人，如数学家、舆地学家和经典专家阎若璩（1636~1704年），均出身于富商家庭。阮元（1784~1849年）的情况亦如此，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大家应该感激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关绘画史、数学、古典语言学、金石学、地区方志的著作（他写成了一部有关广东的方志，即《广东通志》，但他特别以其对经典的疏证著作集《皇清经解》而著名）。
因为从1800年左右开始的铜钱贬值而破产的富商大家族的衰落，加之与国家订货的迅速锐减和重大出版事业的结束，而出现了19世纪文化界中的深刻变化。第1页乾隆时代大规模的文字狱臭名昭著，它的规模和效力来自于它和下述活动的联系－把当时已为人熟知的著作编成《四库全书》。不过，它与在18世纪三位明君统治时期经常存在的不安心情，也是相对应的。从康熙执政年间开始，皇权对于伦理正统性的关注，以及对于不忠诚或反对的任何一点迹象所表现出的怀疑，都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这样一来，1660年刊印和被认为具有颠覆行为的《明史》的作者的亲朋，均于1663年在浙江省被判处死刑和流放。
从17世纪末开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淫秽著作的活动。那些伤风败俗的著作都于1687年被列为禁书，而书籍查禁检查制度也在1714年变得更为严厉。新兴的大清王朝是严格的清教徒，对于用一种近似口语的语言写成的消遣文学，也持敌对态度。这种文学在康熙年间几乎完全消亡，让位给更精致和学术性更强的体裁。国家在该领域中的行为，是否会更符合文人界本身所希望的那观念呢？它很可能也与社会的变化和某种读者阶层的消失相吻合，而这一文化修养不太高的市民阶级，是从明末发展起来的。在所有的情况下，如果消遣文学要生存下来，就要改变性质，当然也要改换读者群。
蒲松龄（1640~1715年）的故事集（《聊斋志异》，（在1700年左右）、袁枚（1716~1798年）的《子不语》（1788年）、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1789~1798年）等，都是用很难理解的、充满文学模糊记忆和隐喻的古典语言撰写成的。长篇通俗小说（诸如14世纪的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或17世纪的《西游记》）流行的时代已经过去。小说巧妙地变成讽刺性的了，如吴敬梓（1701~1754年）的《儒林外史》，或者变成心理分析性的了，如曹雪芹于1763年逝世时未完成的著作《红楼梦》；或者变成高度学术性的了，如夏敬渠（1705~1787年）的《野叟曝言》。
尽管伦理界似乎阻止了曾形成明末清初之特征的政治哲学和通俗语言文学的发展，但伦理和政治束缚的压力，却似乎既未窒息深刻反思，又未压抑批判思想，甚至也未遏制想象力。尽管存在着对渎君犯的迫害，而且大清体制也具有专制的本性。但全面来看，18世纪仍为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时代。虽然像戴震（1723~1777年）和章学诚（1736~1796年）那样的大思想家们，丝毫未放弃其批判精神，但他们却都与其时代完全协调。像他们一样的具有独创精神的自由派诗人袁枚，也不会因为害怕丑闻而畏缩。
袁枚在文学内容方面是自由表述派的信徒。他远没有为诗词确定一种伦理目的，而仅仅赋予了诗词一种表达诗人情感和人格的目的，此外别无他求。他以解放妇女的保护人自居，宣称他反对一夫多妻制及自宋代以来广泛流传的裹脚陋习等。相同的女权主义倾向，于19世纪初叶又重新出现在北京人李汝珍（约为1763～1830年）是语言学家和撰写于1810~1820年的百回著名小说《镜花缘》的作者，该书后来于1825年付梓刊印。
根据一种在欧洲文学中风靡一时，而且人们在日本也曾遇到过的做法，他通过对一个想象中的国家－女儿国（这种神话在中国已经很古老了）的描述，而达到了讽刺的效果，因为女儿国的性别情况，与大家在清帝国中发现的那种状况完全相反。这些隐蔽的或直接的批评并未产生严重后果，也并不很重要。此时与17世纪思想家们的社会和政治批评已相差甚远。在开明专制君主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大体上对他们的命运表示满意。
18世纪文人们的通信可能以其独特的方式证明了这种感情，这种书简文学与我们启蒙时代的那类文学，具有同样丰富的内容，它以一种亲切、淳朴、直接和有时又不拘礼节的口气为特征。例如郑燮（郑板桥，1693~1765年），在其他许多人看来，他是一位具有骑士般骁勇风度的奇人，同时他还是充满想象力的书法家和一部《家书》的作者。
结语
至于这种朴实而深奥的文风，则可以在一部于20世纪初叶，由一名失意文人撰写的充满魅力的自传－沈复的《浮生六记》中被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