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读书人
文|王国华
读书人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这个阶层不像其他阶层那样单纯，如农民就是种地，铁匠就是打铁，瓦匠就是盖房，手艺可以直接拿来换钱。而读书人，读完书没人马上给他发工资，还需要转化一下，去具体做点事儿，服务他人，然后自己得利。所以，在古代，号称读书人的人，分布在各行各业，干什么的都有。这其中，有一些典型性行业，一般只属于读书人；又有一些行业，读书人占优势，数量居多。《儒林外史》是一本写读书人的小说，里面自然要写到他们的职业。梳理一下，大概有如下几种：
一是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身份转换的必要条件就是读书。读书为做官乃天经地义，治国平天下只是一个招牌而已。哪有那么多的国家大事需要他们治理，更没那么多的天下需要他们平定。他们只要去做官，光宗耀祖、吃香喝辣，顺便吓唬一下升斗小民就足够了。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做官不再拼出身，也不用凭借武功和杀戮，只要苦读圣贤书就有一步登天的可能和机会。再往后，不读书考试就做官便不算正途，为人所耻笑。《儒林外史》描述的时代已到明朝，官员几乎都是八股出身。周进、范进、王惠、董知县等，一旦进取，各个志得意满，高人一等。但这部分人在读书人中毕竟只占了很少一部分。金字塔尖儿下面是无数做铺垫的无名者。
二做馆，即教书。古代启蒙都是从私塾开始的。一般大户人家喜欢单独请一个名儒来教自己的孩子，此谓私塾。在乡村，很多人家拿不出这么多钱，就几户人家一起凑钱，请一个教书先生来。读书人由读书转为教书，倒也顺理成章。教书人的收入差别很大，碰上慷慨大方的东家，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大把的银子拿；小门小户的东家，只能让先生凑合个温饱。周进未发迹时，在薛家集做馆，日子过得相当紧巴。范进考上秀才后，也曾做馆，每年赚几两银子养活其老娘和老婆。而严监生的两个大舅哥王德王仁同样是秀才，却“做着极兴头的馆，铮铮有名”。
三做幕僚。做幕僚也叫做馆，只是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一般人概念里，幕僚就是在主官后面出主意的，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古代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多是光杆司令，不给他们配助手。这些官员只好自己花钱雇一堆人做帮手，根据其特长各自安排一些活儿。
多数幕僚读的是圣贤书，遭遇各类事务，处理起来只能根据个人的悟性和天分，因此互相之间的反差也很大。幕僚中比较出色的，也有单飞做官的机会，如左宗棠、李鸿章，原先都做过曾国藩的幕僚，后来均成为朝廷大员。
四是做主编。明清两代，出版业发达，八股盛行，各类文选的主编应运而生。这个职业在其他野史或正史中比较鲜见，唯独《儒林外史》中出现过多次，马二先生、匡超人、卫体善等，都是吃这碗饭的。他们大多是应书店之邀编辑、点评选本，也有自己创业，编选兼卖书的。
五是当账房，做会计。这类人的典型是杨执中，文科出身，做理科的事儿，貌似跟读书有关，实则专业严重不对口。
六是做手艺人。落魄书生匡超人从杭州回到家乡，见父亲病重，便开始做点小生意养家——杀猪和磨豆腐；另一个读书人倪霜峰的手艺比较冷门——修乐器。
还有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读书人，则做起了地主，吃租维生。像严监生、虞华轩、杜少卿等。
以上职业，无论贵贱，还算正经人的正经营生，但有些读书人却要干非人的事儿。看看他们都干了什么：
一是空手套白狼，平地抠饼。典型例子是严贡生。他是“寸土也无”，却照过花天酒地的日子，经济来源不外乎坑蒙拐骗、敲诈勒索。邻居、农户和船家只要和他发生关系，无一幸免。就连他的亲弟弟严监生的遗产他都要霸占，逼得弟媳四处告状。
二是混吃混喝。《儒林外史》中着实有一批人，没什么正经营生，会写几个字，并无大才却冒充才子，像牛玉圃、金东崖之类。他们善于自我吹嘘，今天跑到财主家蹭饭，明天跑到官员家赋诗。他们既是官商勾结的润滑剂，也是从中渔利的揩油者。
三是装神弄鬼，比如测字、看风水等。像余殷余敷两兄弟，自称风水专家，出双入对地穿梭于中产阶级家庭，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唬人骗钱。
四是助纣为虐。这类人最典型的例子是匡超人，他干的坏事不屑细说了。想来，知识若转化为恶的能量，比没知识还可怕。
读书可能读好了，也可能读坏了，所以说，最后走上哪条路，跟读书多少没什么关系，还是人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