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对女性的钳制之严苛，在清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大张旗鼓地鼓励守节。
帝制时代的礼教要求妇女“从一而终”，丈夫去世后也必须守住夫妻名分，不得改嫁，正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如果妇女40岁以上守寡已达15年，地方官就可以向朝廷申请旌表，建立牌坊，光耀门楣、享誉乡里。
事实上，寡妇的生活极为清苦，她既要赡养老人，又要抚育子女，而她本人很难从事农业生产或到社会上谋生。
如果在经济上处于上层，失去丈夫的家庭还好说，生活可勉力维持；如果处于中下层，寡妇将很难支持日常开销，为了生存，她不得不选择改嫁。
揆诸清朝的现实，寡妇再嫁的现象具有普遍性。在上海，“闾阎刺草之家，因穷饿改节者十之八九”；湖南《两湘续修陈氏族谱》共记录了41名再醮妇女，其中30岁以前寡妇再嫁率占到全部的66.6%。
无论《大清律例》还是清朝的社会习俗，虽然没有禁绝寡妇再嫁，但其取向明显是要求寡妇守节、鄙视再嫁。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规定：“其夫丧，服满，妻妾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期亲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妇人及娶者俱不坐。”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还规定：“再嫁之妇不得受封，所以重名器也。命妇再受封，义当守志，不容再嫁以辱名器。”
强迫自愿守节妇女改嫁，清律对于相关亲属的惩处是非常严厉的。若因强迫改嫁而引发财产纠纷甚至导致守节寡妇自杀，那处置就更加严厉。
清律制定了严格的条文保障寡妇守节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赋予寡妇再嫁的自由。然而，《大清律例》对寡妇的再嫁自由却没有给以有力的保障，反而剥夺了再嫁寡妇的一些权利。
《大清律例·户律·户役》规定：“妇人夫亡……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
这就相当于剥夺了再嫁者的财产权。而对于守节的寡妇，清律则“听其卖产自赡”，其拥有对夫家财产的处置权。
这样的条文，无疑是说再嫁之妇低人一等，不能享受朝廷的恩典。
在社会上，寡妇再嫁也会被认为玷辱门风，是很可耻的事。同治年间《祁门县志》记载：
“再嫁者必加以戮辱，出必不从正门，舆必勿令近宅，至家墙乞路，跣足蒙头，群儿且鼓掌掷瓦而随之。”
由此可见，再嫁者遭遇来自道德层面的歧视和敌视。
寡妇承受了丧夫之痛，肩起了生活重担，无奈之下再嫁之后，又要承受种种冷眼，那个社会对她们真是残酷之至！可以想象，她们心底一定是血泪交加。
参考资料：《大清律例·户律》，冯尔康《生活在清朝的人们》，朱晓静《试论清代丧偶妇女的再婚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