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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德意志贵族面临两大挑战：民族主义和现代民主。这两方面对贵族来讲都是陌生的。贵族本身是高度国际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他们是一种威胁；而民主似乎是更大的威胁，民主主义要掀翻旧的等级制社会，剥夺贵族的特权与地位。两害相权取其轻，很多贵族选择了民族主义。在这条道路上，有的人越走越远，最终投入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纳粹党的怀抱。
德意志贵族
一个群体的生活、历史与命运
陆大鹏 著
2022-10/108.00元
ISBN 978-7-2081-7677-5
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陆大鹏 | 文
本文节选自《德意志贵族：一个群体的生活、历史与命运》第五章“德意志贵族与纳粹 ”。作者陆大鹏，知名英德译者，为甲骨文翻译有“地中海史诗三部曲”、 《阿拉伯的劳伦斯》、 《金雀花王朝》等二十余种历史作品。曾当选《经济观察报· 书评》 年度译者、 《新周刊》 中国年度知道分子，荣获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文学翻译奖等多个图书奖项。
与希特勒握手的理由
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奇耻大辱、战后遭到协议国《凡尔赛和约》的羞辱和压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引起的生活水准急剧下降，这一切都是德国广大民众越来越右倾并最终投票给希特勒的深层次原因。许多贵族也有类似经历，尤其是北德和东部的大量小贵族陷入贫困，心理落差极大，更加容易激进化。
畏惧和敌视共产主义，是贵族倒向纳粹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这种畏惧并非无中生有。1917年12月，新生的苏俄政权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进行停战谈判时，苏俄代表团团长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Adolph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坦然告诉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奥托卡·切尔宁伯爵（Ottokar Czernin，1872—1932）：“我们希望在你们国家也发动革命。”托洛茨基则把苏俄共产党的世界革命理想和对德国的图谋表达得很清楚：“从莫斯科到半亚洲的俄国，我们将拓展欧洲革命。这将引领我们走向一场世界革命。记住德国的千百万小资产阶级，他们在等待复仇的时刻。他们是我们的后备军。我们的骑兵将和这支后备军一起，进军莱茵河，以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形式前进。”1919年柏林的共产党“斯巴达克团”起义和慕尼黑的苏维埃共和国，以及1920年春季鲁尔区工人组成的红军的起义（最后被自由团镇压，1000多名红军战士被屠杀），也让德国贵族心有余悸。虽然苏联1924年之后以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了“世界革命”路线，并且苏联和德国这两个同样被“西方”排斥的国家同病相怜，有过一些合作，然而对于德国大部分保守派和右翼人士来说，共产主义仍然是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之敌。这让很多原本对纳粹并不是很感兴趣的贵族也都倒向了纳粹。
德意志国政府，左至右: 阿道夫·希特勒 、赫尔曼·戈林 、约瑟夫·戈培尔 和鲁道夫·赫斯 (1934年)
君主主义不成气候，贵族根本无法寄希望于霍亨索伦皇室复辟来解决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系列棘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比如向西方列强复仇、重建军队、改善经济），于是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领袖。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上台后的一连串成功事迹，再加上他给了意大利贵族和君主制一个新的地位，让很多德国贵族对他颇为欣赏。前文讲过，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卡尔·爱德华就特别希望能把墨索里尼的成功经验搬到德国。很多贵族对墨索里尼的欣赏，为他们支持希特勒做了铺垫。
有些贵族担心“民族社会主义”里的“社会主义”并非仅仅说着玩玩而已，害怕纳粹党真的是“社会主义”，要剥夺私有财产。希特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纳粹党绝不会剥夺贵族地主的土地，而是要赢得地主和知识阶层的支持。“从皇子到最后一个无产阶级分子”，全体德国人都要团结起来“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就让很多原本对纳粹抱有疑虑的贵族放宽了心。
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贵族走上纳粹道路的动机主要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性的。但物质方面的理性考量也很重要。纳粹政府的上台给贵族带来了极大的利益。这些利益体现在：政府对农业和大地主的支持和扶助；通过对外扩张——尤其是在东欧的扩张和殖民，就像新一轮的条顿骑士团东扩，地主有希望获得更多土地和财产；纳粹重整军备和扩军，让魏玛时期的“十万国防军”大幅膨胀，有了更多军职提供给贵族；犹太人被从政府机关清除出去，留下的空缺给贵族提供了很多职业机遇。这些对需要自己打拼天地、较贫穷的年轻贵族来说，都是天赐良机。
举着纳粹旗的德国党卫军，这种旗帜由希特勒所发明，卐字旗的诞生被西方各国形容为黑暗之旗。
纳粹党的一些意识形态，比如高贵的日耳曼血统的理念和反犹主义，对许多右翼贵族来说也相当悦耳。不少种族主义理论家属于贵族，如马克斯·冯·格鲁伯（Max von Gruber，1853—1927），他是种族优生学的创始人之一。纳粹党的“血与土”（Blut und Boden）浪漫传说对于贵族地主非常具有吸引力。根据纳粹的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民族的生存需要依靠血（民族的血统）和土地（农业生产的基础），同时，这种意识形态理论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意义以及农村生活的美德及传统价值。这让很多憎恶现代城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沉溺于乡村“美好往昔”的贵族十分开心。强烈的反犹主义也让很多贵族比较容易接受纳粹。
所以不少贵族热情洋溢地支持纳粹党，并相信纳粹党是让德国“再次伟大”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唯一希望，纳粹党是抵抗共产主义的壁垒。
也有很多贵族不是纳粹党的支持者，但希望能够控制和利用纳粹党。比如帮助希特勒当上总理的保守派政治家弗朗茨·冯·巴本在希特勒内阁里就安排了足够多的保守派，企图形成多数优势以控制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之初的第一届政府内阁只有两个部长是纳粹党人，倒是有多位贵族与保守派。部长们绝大多数是巴本的朋友，并且巴本与兴登堡总统关系不错，所以巴本自信能够轻松把希特勒与纳粹党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傲慢地说，希特勒是“我们雇来用的”，“两个月之内我们就能把希特勒挤压到角落里，让他嗷嗷叫”。当然，我们都知道希特勒的手腕比巴本那样的贵族政治家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1933年之前：纳粹崛起道路上的贵族提携者
在纳粹党发展的前期，很多贵族和名流用自己的沙龙和社交圈子帮助纳粹党打通人脉，进入上流社会，结交金主和政治盟友，拉拢文化界与思想界名人，或者慷慨解囊，为党提供活动经费。在纳粹党掌权很久之前，希特勒在上流社交场所亲吻贵妇的手的形象就很有名了。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艾尔莎·布鲁克曼（Elsa Bruckmann，1865—1946）的沙龙。她是一位家系古老的侯爵的女儿，血统可以追溯到拜占庭帝国的贵族。布鲁克曼嫁给了著名出版家胡戈·布鲁克曼，她从1899年开始在慕尼黑开办沙龙，一直持续到1941年。许多显赫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工业家都是她的座上宾，包括诗人里尔克、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与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1933），文豪托马斯·曼，也包括英裔德籍的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这样的种族主义理论家（希特勒对他十分推崇）。布鲁克曼的第一次沙龙活动就是请张伯伦来朗读他的反犹“名著”《19世纪的基础》（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艾尔莎·布鲁克曼与丈夫胡戈
1920年，布鲁克曼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就对他五体投地，从此开始大力赞助和支持他。希特勒啤酒馆政变失败之后坐牢，布鲁克曼去探监：“……希特勒向我走来，他朴实、自然、极有骑士风度、目光炯炯有神！”希特勒出狱之后立刻去拜访布鲁克曼。从此鲁道夫·赫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等纳粹高层人士成为布鲁克曼沙龙的常客。她还帮助纳粹党与精英阶层建立了联系，比如她撮合希特勒与工业巨头埃米尔·基尔多夫（Emil Kirdorf，1847—1938）谈妥了德国工业界为纳粹党提供经济支持的协议，基尔多夫慷慨解囊，捐赠10万马克，帮助纳粹党渡过了早期的一些财政难关。布鲁克曼于1932年才加入纳粹党，但希特勒指示将她的党龄从1925年算起，因为她在那一年就申请加入纳粹党，不过当时希特勒认为她在党外比在党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维多利亚·冯·蒂尔克森（Viktoria von Dirksen，1874—1946）是柏林版的布鲁克曼，她的沙龙是纳粹党与贵族结识和交往的最重要场所。她出身于小贵族家庭，第二次婚姻嫁给一位比她大20多岁的外交官和政治家。蒂尔克森在位于柏林玛格丽特大街的豪华宫殿内组织沙龙、晚宴和茶话会，她家在1918年之前就是波茨坦和柏林上流社会的重要活动场所。
希特勒、戈培尔与一些纳粹之友。右二为维多利亚·冯·蒂尔克森
魏玛共和国时期，很多贵族、旧精英和敌视共和国体制的右翼人士又聚集在她的沙龙。客人包括兴登堡总统及其子奥斯卡、皇储威廉夫妇、皇子奥古斯特·威廉和埃特尔·弗里德里希、魏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将军、曾任总理的布吕宁、意大利大使齐亚诺（墨索里尼的女婿）等。
蒂尔克森从1923年起开始支持希特勒，20年代末又把自己的沙龙提供给纳粹党，帮助纳粹与上流社会牵线搭桥，对纳粹党的贡献极大。她的沙龙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交中心”。比如1931年11月的一次沙龙聚会可谓“高朋满座”，与会者包括戈林、戈培尔、玛丽·阿德尔海德·利珀侯爵小姐（Marie Adelheid Prinzessin zur Lippe，1930年加入纳粹党）、维克多·祖·维德公子（Viktor Prinz zu Wied，纳粹时期曾任德国驻瑞典大使）及夫人、《德国贵族报》社论作者瓦尔特_埃伯哈特·冯·梅德姆男爵（Walther Eberhard Frhr. v. Medem）、奥古斯特·威廉皇子、银行家奥古斯特·冯·德·海特男爵（August Frhr. v. d. Heydt）和威廉二世的全权代表利奥波德·冯·克莱斯特。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在蒂尔克森沙龙与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和其他贵族促膝长谈。纳粹“忠粉”奥古斯特·威廉皇子身穿冲锋队的褐色制服参加蒂尔克森的沙龙。据说他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就是在这里成为希特勒的信徒的。用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话说，蒂尔克森沙龙把贵族与纳粹这两个原本没有交集的世界连接在了一起。戈培尔对蒂尔克森的评价是：“了不起的女士，我对她非常尊重。”戈培尔称自己有一次发高烧，蒂尔克森“如母亲般无微不至地照料我”。戈培尔结婚时只请了18位客人，其中就有蒂尔克森。蒂尔克森还利用自己与兴登堡的交情，劝说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戈培尔在1933年1月22日，也就是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不到一周前，写道：“蒂尔克森夫人在全力工作。”纳粹党高层甚至有人赞誉蒂尔克森为“革命之母”。
戈林的第一任妻子卡琳·戈林（Carin Göring，1888—1931）出身德国-瑞典贵族，是男爵小姐。她和她的贵族亲戚也是纳粹党羽翼未丰时期的重要推动者。1931年8月，在戈林夫妇家的沙龙，希特勒向一群贵族和精英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讲。听众包括利奥波德·冯·克莱斯特、银行家亚尔马·沙赫特（后在希特勒政府担任央行行长和经济部长）和威廉二世的亲信、海军将领和警官马格努斯·冯·莱韦措（Magnus von Levetzow，1871—1939）。这群贵族和精英听完演讲大受震撼，结束后沉默了很长时间。
威廉二世皇帝退位之后娶的第二任妻子罗伊斯侯爵小姐赫米内（Hermine, Prinzessin Reuß ältere Linie）虽然和丈夫一起在荷兰过流亡生活，但与德国境内的君主主义和右翼圈子有密切联系。她赞助这些组织，并寄希望于赫尔曼·戈林，期待他能帮助复辟帝制。1931年11月，在蒂勒_温克勒（Tiele_Winckler）男爵夫人的沙龙，“皇后”赫米内和其他一些贵族聆听了希特勒长达数小时滔滔不绝的演讲。他手舞足蹈地宣称自己要把“十一月罪人”—极右派用这个词辱骂1918年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和后来的魏玛共和国左派领导人，全都公开绞死。皇帝的妻子听得心潮澎湃，对希特勒“十分认可，尤其是他那优雅而刚正的面部表情、英俊的眼睛和真诚的表情”。1931年和1932年，赫米内安排戈林到荷兰拜访皇帝。她对希特勒的上台也十分欢迎。
退位之后的威廉二世与妻子赫米内（Oscar Tellgmann摄，1933年）
对柏林上流社会非常熟悉的专栏作家贝拉·弗洛姆（Bella Fromm，1890—1972）在日记里敏锐地捕捉到了上流社会的逐渐纳粹化。沃尔夫·海因里希·冯·海尔多夫伯爵（Wolf Heinrich Graf von Helldorf，1896—1944）和奥古斯特·威廉皇子这样的大贵族身穿冲锋队制服在沙龙谈笑风生，越来越多的老贵族开始展示和炫耀自己的纳粹身份。弗洛姆在1932年写道：“看到这么多老贵族成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新朋友，真让人沮丧。”“精英阶层把匪徒恶棍当作英雄来膜拜，把残忍暴行视为壮举。形形色色的破落户出于怨恨和绝望而结盟。”汉娜·阿伦特这句话描写的是德雷福斯案件时期的法国上流社会，但拿来形容纳粹时期的德国上流社会，也很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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