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春夏之交，祖国人民都怀揣着希望，继续耕耘这一年的新生活。然而，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却正积蓄着一场巨大的风波。
没有任何先兆，1962年4月22日，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中苏边境上，许多新疆居民熙熙攘攘，拖家带口，携带牲畜，手中拿着“苏侨证”，试图非法越境前往苏联。
守边的战士起初详细向居民解释不能出境的原因，并尽力维持秩序。可是随着新疆居民的聚集，事态似乎一发不可收拾，在中苏三千多千米的边境线上，六万多名中国国民试图去往苏联。
事情传到中央，毛主席却一声令下：开放口岸！此次新疆居民大规模叛逃事件，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幕？面对叛逃出境，国家会以什么样的举措应对？中国国民“舍家弃国”原因又何在？
一．六万中国国民叛逃，新疆边境一时陷入“水深火热”
1962年4月22日，新疆伊犁塔城多名边民，拖家带口，甚至拉着牲畜，来到了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要求前往苏联。边防战士与他们耐心解释，今天没有国际汽车，各位还是改天再来吧。然而，几位边民却并没有听取战士的意见，他们摇晃着手中的“中苏侨民证”，大声训斥边防战士：
“我们必须要出境！我们就是苏联人！你们怎么敢不让我们出去！”
随着训斥声的增大，越来越多的边民聚集到了霍尔果斯口岸，千名百姓纷纷挥舞着手中的证件，要求立刻出境。就在这时，一辆从苏联来的汽车将试图出境的边民悉数接走。然而，这场事件却仅仅是新疆边民大规模叛逃的开始。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外逃人员如潮水般在中苏边境几个重要口岸不断涌动，苏联来的“摆渡车”也运行了三天三夜。如此大规模的非法出境事件，又是怎么得到许可的呢？
原来，在新疆人员非法出境事件不久，新疆方面的电报就传送给了中央：边民正在进行大规模叛逃活动！收到这条电报的毛主席，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百姓大规模非法出境，确实会给新疆地区带来不可逆的损失，但是，“不动武，不开枪，不与群众发生冲突”，是中央一直贯彻的原则。毛主席深锁的眉头渐渐舒展，他向新疆方面作出了重要指示：开放口岸！
就这样，苏联政府与外逃民众“里应外合”，白天，苏方用广播给外逃居民指示方向信息；夜晚，苏联就用巨大的探照灯给外逃人员“指路”，从未使用过的灯柱让新疆边境几公里都亮如白昼。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新疆边民陆陆续续“投奔苏联”，每天口岸都“门庭若市”，新疆的原住民规模，正在大幅度缩减。伊犁、塔城等十几个县市中，共有6.1万人非法越境进入苏联。塔城地区的外逃人口，更是达到了四万多人，占塔城县人口总数的七成。
而霍尔果斯口岸原本有一万余人参与了人民公社，留下来的却只有不到二成。新疆锐减的人口数，又会给当地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由于新疆大部分都是牧民，牧民最看重的自然是自家的牲畜，每家出境的时候都会带上所有的牲畜，这样一来，塔城一共走了四万多人，也带走了三十多万头牲畜。
没有人也没有牲畜，四十多万亩土地成了荒废的废墟，由于公社没有人继续经营，新疆边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此搁浅，基层组织工作也陷入了瘫痪。在当时，由于大量居民外逃，仅仅霍城县的经济损失，就达到了将近一千万。然而，外逃带来的伤害却远不止于此。
1962年5月29日，一千余人在苏联大使馆的教唆下，在伊犁州客运站大规模闹事，砸毁了客运站里面的公共设施，并且殴打了客运站的工作人员，更有甚者闯入了伊犁区党政机关，进行破坏。那么，面对如此疯狂、规模如此巨大的叛逃事件，中国又是怎样处理的？
二．六万人民纷纷出境，紧急处理快速有序
伊塔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下发指示，要求新疆进入动员状态，各基层组织以及边防队伍都要进入高度警戒状态。1962年5月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了六个独立营，新设一批国营农场，专门负责处理新疆边境问题，加强边境部署，扭转了中苏边境“有边无防”局面。
另一方面，由于考虑到国内外的局势问题以及国内秩序稳定，中国没有在国内媒体上公开苏联的行径，既有利于整个事件的快速处理，也避免给其他不怀好意的国家留下肆意捏造的“素材”。
同时，中国与苏联进行密切交涉，对其不法行径提出抗议，于四月、五月、六月先后向苏联发出了公函，严厉要求苏联遣返入苏境人员，给中国一个交代。
在中方紧锣密鼓的组织和有效应对下，苏联“抢人”闹剧最终以苏联吃瘪而收尾。那么，在如此骇人听闻的“叛逃出境”事件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原因？
三．苏联“许诺”，新疆住民纷纷叛逃原因何在？
中国与苏联的历史渊源，恐怕还要从清朝时期说起。清朝年间，当时还是沙俄，与中国接壤。彼时的沙俄，还是不可一世的超级帝国，对外交往往往采用“掠夺”手段。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沙皇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自古以来便属于中国的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据为己有。
在多个不平等条约的压榨下，中国不得已失去了新疆地区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而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居住在条约地的中国居民，也被裹挟至苏联境内，在当时，有包括哈萨克族、回族、维吾尔族等众多少数民族人民，被迫更改了国籍。
如此一来，早在清朝时期，清政府就与沙俄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民族人口关系。那么在往后的历史中，又隐藏着怎样的边民叛逃的原因呢？
在二战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苏关系的热切以及中国对于苏联的信任，苏联在新疆部署了全方位的“渗透格局”。苏联在新疆地区建立经纪机构，一方面是为了在中国发展苏联经济，而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苏联可以利用这些机构吸收中国情报。
经济活动是人民的主要活动，连去市场买菜、售卖农产品等行为，都处于苏联经济体的控制之下，此种“渗透”强度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苏联还利用思想教育，向新疆边民进行渗透工作。三区革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伊犁、塔城等地区的文化教育，实际上都是由苏联进行控制。“祖国为苏联”的字眼，在中国新疆边境地区学校使用的苏联课本中屡见不鲜，甚至有些学校，都是用俄语进行讲授。
苏联利用了中国的信任，在边境地区颠倒黑白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批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产生了错位。然而，仅仅使用“渗透策略”，还不能够动摇中国人民的意志，那么苏联还使用了哪些非法手段拉拢边民？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出于发展的需要，把手伸向了中国新疆地区。苏方声称，十月革命之后前往中国的前“苏联人民”，皆没有丧失苏联国籍。随后，苏联又使用非法颁发护照等违法措施，在中苏边境拉拢了大量所谓“苏侨”。
苏联也利用“亲情牌”，在苏联人员与中国境内亲友的通讯中，不断宣扬苏联自由、生活条件好，并通过少数民族广播等形式，对新疆少数民族人员进行鼓动出境。
当时的中国，时局不是太明朗，利用了这一点，苏联不断向新疆人民许诺：
“苏联会给你们吃饱穿暖的生活，到苏联来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面包，喝到新鲜的奶，苏联也会给你们工作。”
在一日复一日的洗脑和“吹嘘”中，有些民众精神动摇，于是产生了去往苏联的心理。然而，对中国的不信任，和对苏联的盲目信任，最终让这些外逃民众吃足了苦头。他们怀揣着美好的希望在苏联落脚，却被苏联政府拉去工厂充当苦力。
当时苏联政府给他们画下的“大饼”，也终究没有得到兑现，迎接他们的，只是吃不饱也穿不暖的残酷现实。面对“中国叛民”，苏联群众也采取了挤兑的态度，这让外逃人员的生活雪上加霜。
1991年，苏联解体，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蒸蒸日上的改革开放先行期。不满于现状的中国叛民，又掉过头来向自己的母国“示好”：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然而，这一套说辞，早已不起作用。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慷慨激昂，也暗自深思。当代中国，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我们不畏惧危险的到来，也不召唤不和平因素的现身，中国的目标，是和平与共同发展。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我们既有保护自己、保护民族的国防信心，更有对整个国际社会负责的大国责任。
“天下大同，千载成风，纵有险阻，畅望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