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国民党毫无诚意，我党为何还要和谈？美苏两国施压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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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和各国人民的长期英勇半争，终以战胜德、意、日而宣告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1、二战后的国际局势
发动侵略战争的德、意、日三国被打败了。
德国为苏、美、英、法四国所共管。德国的领土及首都柏林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由四国分区占领；四国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处理“涉及德国全部事务”。其“不屈不挠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要确保德国决不能够再扰乱世界的和平。”
日本为美国所“单独占领”，在东京设立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只是美国当局的“咨询”机构，决定权掌握在美国手中，日本实际上“被束缚在美帝国主义的占领体制下，已成为美国的属国”。
意大利为盟国驻意管制委员会所管制。德、意、日三个战败国，不仅要为发动侵略战争承担一切责任，并要付出巨额的战争赔款，而且领土被变更，政治上被管制。
英、法大为削弱，美国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头等强国。作为战前的世界老牌帝国的英国与法国，或丧失元气，或大为削弱，已从列强的地位上跌落下来。
英国不仅已成为美国的债务国，且在外交活动中也屈从于美国，曾经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已是百孔干疮、日薄西山。
而法国在大战中一度沦陷，战后经济困难、大国地位已名不符实，领导人戴高乐无可奈何地提出：
要“同其他大国随时随地有平等地位”，不要被别人“利用为赌注。
美国则从战争中崛起，在战后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和国际宪兵。
其经济力急剧增长，到1944年，美国的钢产量已达8100万吨。其工业生产总额和1939年相比，提高了近两倍，战争结束时，其工业生产总额约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60%，集中了“全世界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三和工业能力的三分之二”。
从1940年到1945年，美国垄断资本攫取的利润总额达800亿美元，个别大公司在1942年所赚利润竞超过战前的100倍，美国借给外国的信用贷款，到大战结束前已近200亿美元。在军事力量方面，美国已居世界的前列，军费支出由1939年的1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800亿美元以上。
美国武装部队总人数，至1945年已增至1200多万人；海军舰艇吨位达380万吨，远远超过英国的150万吨而跃居资本主义世界之首。
它控制着日本和拉丁美洲，军事势力伸入到亚太、南亚和欧洲一些地区。 由于美国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已具“唯我独尊”的势头。
总统罗斯福曾称：
“雅尔塔会议之前那几年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已深刻地奠定了战后世界的格局。苏联和美国在不远的将来会统治全球。”
他的继任者杜鲁门正是以“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战后的世界舞台上。
他声称：
“世界未来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表现出真正有决心继续在国际间起领袖作用”，美国的“领袖作用”，实际上就是执行新的奴役、扩张和侵略政策。
这一形势表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在走向解放、自主和发展的道路上，将遇到来自美帝国主义的重重障碍。
苏联在战争中已成为主要强国。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巨大创伤，经济和军事力量虽不如美国，但经受住了战争的严峻考验，战争后期和战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经济方面，工农业生产情况以1943年和战争结束时相比，电力由32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430.3亿千瓦/小时；石油由1800万吨增加到1900余万吨；煤由9300万吨增加到约1.5亿吨；钢产量由800余万吨增加到1200余万吨；各类谷物由2900余万吨增加到4700余万吨。
在军事力量方面，武装力量总人数由战争前的540万人增加到1945年5月的1140万人，武器装备有80%进行了更新，坦克、自行火炮、作战飞机、军舰等均有很大发展。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其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已成为主要强国之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2、美苏的世界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遭受惨败，英、法大为削弱、美国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崛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企图以军事和经济手段控制欧洲乃至全世界。
于是它的世界战略便由战前的所谓“孤立主义”变为战后向全世界扩张，即所谓“全球主义”。
美国推行“全球主义”，成为美国维护其经济利益并进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与称霸世界的根本需要。为此，杜鲁门于1945年10月，就其“军事任务的目的”和“外交基本原则”多次发表过讲话。
其要点是：
在军事上，建立“能够一声令下就动员起一支强大而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力量”，并在美国以外“建立必要”的军事基地，“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以便既能“保卫美国”，也能成为美国政府主要人物“运用他们的力量命令全世界朝着美国模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走去。”
在政治上，帮助战败国建立“和平民主政府；同时，针对苏联，提出所谓“拒绝承认任何外国用武力强加于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以反对各国人民革命。
在经济上，主张“航行自由”，包括“在国境边界的河流和水路，以及在流过一个以上国家河流和水域航行的平等权利”，及“在全世界进行贸易和获得全世界的原材料”的机会均等。
苏联的存在是美国推行“全球主义”的最大障碍。
1946年2月，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提出了“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即：
美国应“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灵活而警惕地运用对抗力量加以遏制”，最终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
随后，杜鲁门又提出所谓“通过侵略或间接侵略把极权主义制度强加于自由人民，就是破坏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危及美国的自由和安全”的谬论，美国政府宣布了以复兴欧洲、“遏制”苏联为核心的“马歇尔计划”。
这样，美国在所谓反对“间接侵略”的名义下，把干涉别国内政、镇压别国人民革命定为国策。这就形成了美国决策集团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
苏联为争取与保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修复与建设，需要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在周围建立起“缓冲地区”，以便保持有利于已的态势。
因此，针对美国的“遏制”战略，便由战时的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政策，转为“巩固用巨大代价才赢得的胜利；保障苏维埃国家和其他爱好自由的民族免受反动势力新的侵犯，为保证持久和平创造条件。”
苏联为了与马歇尔计划相抗衡，进一步巩固东欧和平与安全，采取了加强与东欧各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初步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贸易圈。从而，东西两个对立的集团形成了。
但是，美苏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极力避免立即相撞，而是把争夺与反争夺的场所，置于欧、亚等广大中间地带。
这样，以反映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斗争的美苏之争，使“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时代”迅速结束，代之以“冷战”时代的开始。
美国推行冷战政策的战略目的，就是侵略和控制广大中间地带，反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置于美国的势力范围。
3、美国的对华政策
美国虽然把它“活动的主要中心”放在欧洲，但从其战略利益和世界战略考虑，总是把中国列为它的势力范围。
还在1943年，美国为了减少它在对日作战中的牺牲，曾设想让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统一起来，并考虑援助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
罗斯福曾对蒙巴顿说：
有5亿中国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在“紧接着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是会“非常有用的”。
1944年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在一项政策文件中提出：
美国对“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安全和秩序”负有“首要责任”。
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和美国驻华使馆，也曾力主美国在继续承认和支持蒋介石的同时，也要与中共合作，并给予一定的军事援助。
其目的：
一是出于打败日本的需要；二是“在政治上抓住中共，不让他们倒向俄国”；三是可以迫使“蒋委员长在政权上让步和允诺组织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这样中国就可以第一次成为我们统一的盟国。”
这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扶蒋用共”，并言明“美国物资不得用于镇压中国内战。”
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末期，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美国意识到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944年10至11月，美国以赫尔利为驻华大使，以魏德迈为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他们实行彻底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样。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己露端倪。
苏美英雅尔塔会议，以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利益为条件，达成了“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及苏联关于“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的协议。
这一协议虽然对加速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有着重要作用，但它是背着中国代表达成的涉及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协议，反映了对华政策上的强权政治。杜鲁门对这一协议欣喜不已。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关于俄国参加对日战争的谅解一事，使我感到宽慰。我国的军事专家曾经估计过，进攻日本至少要使美国死亡50万人，即使当时日本在亚洲的军队被牵制在中国大陆的话，俄国参加对日作战对我们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美苏达成了妥协，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于1945年4月2日，在美国公开发表扶蒋反共谈话，声称美国的政策是：
“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中国统一之阻得在于“有武装的政党。”
于是美国不再考虑给予中共军队“一定的军事援助”，并企图在大力从军事上加强蒋介石的同时，以允许中国共产党加入联合政府的方式，要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以建立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
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中国是美国远东政策的重心，美国在中国取得了支配地位，就便于巩固它在亚洲的地位，就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以称霸世界。
因此，当日本宣布投降后，美国便公然执行“扶蒋反共”的政策，杜鲁门在《回忆录》中称：
“中国的共产主义问题和其他地方的政治问题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所面临的不是一个分散在全国人民中的富有斗争性的政治上的少数派，而是面临着一个控制了一部分土地和大约四分之一人口的敌对的政府。我们在中国的处境很少有选择的余地。我们不能对这种局势简单地不加过问。”
因而，他采取了以下政策：
（一）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杜鲁门称：
“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事情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二）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支持蒋介石。
杜鲁门称：
“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行动途径就是用一切办法在中国帮助维护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定限度内在军事上支持蒋委员长。但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这场阋墙之争”。
（三）采用“调处”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
杜鲁门先后通过赫尔利和马歇尔充当“和平使者”进行“调处”，达到建立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政府，以通过蒋介石有效地控制中国，从而既能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又能把苏联的影响完全逐出中国。
以上情况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就是从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条件，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进而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
4、苏联的对华政策
苏联的对华政策，是从其战略利益和对抗美国的国际战略出发而确定的。
当苏德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苏联无暇东顾。1944年春，斯大林曾对访苏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说：“美国在远东应居于领导地位”；同时，“对于国共之间的解决，极感兴趣”。
这时，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尚无积极的表示。
苏联在取得“对日作战条件”时，出于苏联自身利益和远东安全的考虑，其对华政策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
一是以同意对日作战为条件，取得租借旅顺、大连为自由港，共管中长铁路等权益和外蒙古独立。
加之，进驻朝鲜北部，从而使苏联取得对美国的有利地位，使美国势力不致渗入同苏联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以屏障其远东国防的安全。
二是与蒋介石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换文中规定：
苏联政府在道义上和其他物资上援助“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以图尽力拉住蒋介石使其不完全倒向美国。
三是要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与国民政府妥协，以避免内战。
斯大林曾说：
“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条件，中国同志应当同蒋介石达成维持正常关系的暂定条款，并解散自己的军队。”
并直接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说：
“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企图以此“争取全面和充分实现”雅尔塔体制，保持远东的和平局面。
另一方面，苏联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精神，在东北，一方面要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个城市及中长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同时也以不干涉中国人民自治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力量的发展予以一定的帮助。
1945年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莫洛托夫重申苏联反对“其他外国军队”“帮助解除在华日军武装”。
苏美两国外长均表示两国军队都应“尽早撤离中国”，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
苏联的对华政策，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大国合作、确保本国安全与美国实行妥协的产物，苏联领导人过高地估计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他们不赞成中国人民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革命斗争，而要求中国共产党随着美苏间的妥协，在国内斗争中实行同国民党妥协。
这种对华政策，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带来困难，并使中国共产党在确立自己的革命策略时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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