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是我国最后一个摄政王。1911年12月6日，载沣向隆裕太后归还了监国摄政王的印章，请求退位，隆裕在这么大的问题上，既没有召开御前会议进行商量，也没有找任何宗室王工商量，而是立刻批准了载沣的请求，下达了准许载沣退位的懿旨，隆裕对载沣做得很绝，虽然载沣是溥仪的“本身父”，可隆裕却不让载沣管理溥仪的学习和护卫，而此时满朝文武看到大清气数已尽，大多都在谋求后路，而对于朝廷的命运，早已不甚关心，因此摄政王退位这样的大事，在朝廷内外居然没有引起很大的震动。
可笑的是，隆裕自认为自己是一位精明的皇太后，可没想到，她比起惯会玩弄权术的慈禧不知道差了多少！而她信任的汉人袁世凯，也绝对不是李鸿章。到最后，隆裕终于退位，从这一点来说，载沣可以不必背上亡国的包袱，倒是他比隆裕精明的地方。
退位回府之后，载沣闭门读书，很少进宫，即使进宫也经常一言不发，每天的生活就是先去给额娘请安，再去大书房“宝翰堂梳洗、吃早点，接着读书看报，中午去陪福晋吃饭，休息之后再回到大书房，在等到吃完晚饭回内院。晚上则常常去看梅兰芳的戏，有时候和家人一起听听长篇、玩纸牌或者是谈天说地，或者再去大书房看几个小时的书，才回到内院休息。除此之外，便是每天写日记、练大字，关心时事，不过他没有为复辟出头，仅仅只是为了保全退位皇室的地位和优待条件，极力拉拢当权者，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因此载沣也不得不讨好上台的每一个人。
1915年冬天，袁世凯称帝之前，清王室和袁世凯做了一笔交易，即清王室表明态度拥护袁世凯，袁世凯则表示承认清室的优待条件，后来又经历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以及1917年张勋的复辟事件，清室躲过了种种政治变换的麻烦，不能不说，这是载沣在背后运作的结果。
北洋政府的掌权者变换得太快，加上溥仪又长大了，1921年，溥仪因为和端康太妃不和，导致了生母瓜尔佳氏吞大烟身亡；1922年，17岁的溥仪大婚，娶了婉容与文秀，他也常常想也奥“亲政”“恢复祖业”等等，太妃们和宫内的大臣们拿溥仪没有办法，只能让载沣进宫来约束他，可惜载沣并不能劝告溥仪，到了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宫，并且修正清室的优待条件，溥仪出宫之后，到醇亲王府住下，这件事给了载沣极大的震动，根据溥仪《我的后半生》中的回忆，当时载沣表现得比他还要惊惶，在家里转来转去，大概是因为他完全没有聊到，多年来的努力和奔走中得以保全的优待条件竟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这让他不得不更担心另一件事：假若这些人要了他的命呢？
溥仪只在载沣家里住了二十多天，便搬到日本使馆去了，当然这件事是瞒着载沣的，后来溥仪又跑到天津日租界居住，还在门上挂了个牌子“清室驻京办事处”。
载沣对儿子的行为感到非常忧虑，他并不想跟着溥仪去天津，但是那毕竟是他的儿子，他又担心他，又担心时局的演变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于是他就躲进了他认为不涉政治的、能给他安全的教堂（即号称‘北堂’的西什库教堂）里。
随着日子的增长，教堂对载沣的几个女儿产生了影响，并且想吸收载沣入教，载沣于是又搬回了王府，时局的多变让载沣无法适应，因此很想去很多退位的军阀政客扎堆的天津租界，载沣于是也想搬去，溥仪早就为载沣在日租界准备好了住宅，日本人也希望能通过载沣更好地控制溥仪，但载沣对日本人非常疑虑，因此决定住在英租界，载沣便在溥仪为他准备的英租界十三号路166号安顿下来，并且隐姓埋名，深居简出，来往的只有溥仪和少数几家至亲，孩子们出去上学也化名为金某某，因为载沣的第一要务，是要保全性命，他希望别人马上忘掉自己，这样他们全家将会离政治灾祸更远。因此他在天津的这段日子，相比起从前，是平静而充满了安全感的。
天津的公馆之中，配备了一系列的当时能弄得到的新式用品，同时北京的王府又源源不断地送来前清的各种东西以及各种北京的特产，住在楼房之中，还用着太监此后，行礼和请安照样不少，载沣依然每天读书看报和写字，或者有时候出去看看电影逛逛商店，吃狗不理，因为过于寂寞，也种了花，还养了一只狗，可惜这只狗后来被野狗咬死了。
这种隐居生活本来是很惬意的，但是终于被揭穿了，因为孩子们在外面上学，学校里偶尔会举办一些“恳亲会”，载沣是向来不参加的，到后来他觉得人们已经把他忘了，于是试着去参加了一次，谁知道刚到校门口，被看门人认出来，喊了一声“王爷好”，接着校警也出来了，校长也出来了，等到载沣想要回家，已经被教师、学生还有家长团团围住，人人都喊“醇亲王好”，问好声中，夹杂着一句“他儿子又要当皇帝了”，确实，溥仪此时已经被日本人带到东北，当上了“满洲国”的执政，载沣听到人家喊了这句话，几乎吓得魂飞魄散。
当年，汪精卫等人策划的刺杀摄政王的余悸还在心头，溥仪投靠了日本人，让载沣怎能不担心爱国者对他的报复呢？溥仪出于刚刚登机的兴奋，邀请载沣去长春住一住，结果载沣去了一看，溥仪事事都要受到关东军的掣肘，哪里还算什么皇帝？载沣便将第四、第五个女儿留下，自己回到了天津，并且不再让他们出门读书，而是请老师山门来教。
七七事变之后，天津实际已经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日本人希望载沣去长春，如果不去，也最少要住到日租界，载沣无奈，只好住进了日租界，之后这里的房子被洪水冲入，载沣的财产遭遇了巨大损失，因此他又搬回了北京，这时他已经在天津住了十年了。
载沣在北京住在王府花园（即现在的宋庆龄故居），在这里，他是所谓的“满洲国康德皇帝”的父亲，自然受到日本人的庇护和优待，他的王府在一片愁云惨雾的北京，却成了一处富足而美丽的所在，当然，日本人对他的好，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溥仪，并且希望载沣最好是搬到长春去，但溥仪也已经看出日本局势上的不利，因此日本人派出了吉冈安直去劝说载沣，但无论吉冈安直如何软磨硬泡，载沣始终都不答应，这展现了到了晚年，载沣在政治上的成熟。
除了这些骚扰之外，载沣的生活还是很安闲的，儿孙承欢膝下，又在1942年举行了六十大寿的庆典，在庆典上，他得到了溥杰和嵯峨浩夫妻两人的祝贺，也深感安慰和满足，可是在寿庆之后，他的侧福晋邓佳氏去世了，载沣对邓佳氏的去世感到十分悲恸，亲自操持丧事，事毕他的身体更不好了，卧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满洲国也寿终正寝了，他留在东北的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全都不知去向，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看中了王府，在这里办公，并时常去花园做客，载沣已经无力去招待他们，便由二十多岁的溥任去招待，后来东北终于传来消息，除了四女婿之外，其余的人都被苏联红军俘虏了，婉容在途中死了，嵯峨浩回到了日本，几个女儿在1946年以后陆续回到了王府，但是这时已经完全没有了经济来源，全靠卖些旧东西度日，在这老迈的岁月之中，载沣深感自己不该没有提前将几个孩子从东北接回来。
1949年1月，傅作义将军起义，将北京城交给了人民解放军，载沣的内心可以说是复杂的，他一如既往地感到害怕，尤其是“共产”二字，更让他害怕将如何对待自己的财产。结果解放军以来，那些请不走的国民党军警全都跑了，他又仔细研究了政策，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除此之外，还有韫欢，这个他最小的女儿积极参加了新社会的行动，七弟载涛被请去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载沣在新时代里也发生了变化，首先他废除了王府中所有的旧礼仪，并且决定让韫欢可以婚姻自主，并且将王府卖了出去，后来他又得到消息，他的那些下落不明的儿子和女婿们原来正在苏联的战俘营中改造，得到这个消息，他终于有了一些安慰，知道他们未死，也就心满意足了，1951年2月，载沣平静地死去，死前除了仍在苏联的溥仪和溥杰之外，所有在京的子女都在他的身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