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正当院士们大力挖掘这个国家本来就不多的原始资料，对各种制度的历史大加改写的时候，非学院派的历史学家们正在编写如《林肯》、《杰斐逊》、《杰克逊》、《富兰克林》等伟人的传记，它们的问世让人们的眼睛为之一亮。
19世纪末期，如同研究其他学科一样，美国学术界在研究历史学的时候，也抛弃了以往的先验理论原则，努力适应社会的变化，以便将其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正在努力地进行自我突破，寻求一种更科学的方法，以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许多人期望运用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进行建立新学科的知识储备，但具备这种综合素养的人却寥寥无几，一些自以为精通历史学的学者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学问。
1890年，美国正在搞社会改革与建设，在这种社会不稳定之际，哲学基础的坚实程度远远不如以前。1938年，美国培养了大约2000多名哲学博士，真正称得上哲学家的学者，其人数根本不能与此前杰斐逊执政时期相比，更不能与古老的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相比了。由于政治理论日渐贫乏，学者和政治家们不得不去求助于哲学。哲学和政治被当时的美国学术界纳入历史学的基础，只有轻视历史甚至不懂历史的人才会鲁莽地去犯外交政策上的错误。但在学术和社会变化的新时期，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之说已经不再流行，甚至有人为此惶恐不安。
历史著作本身保持有自由民义的观念，历史学家们在论证过程中更能够明白事物中的谬误所在。19世纪前后，人们的历史学观念开始趋于科学化，他们对历史的认识不再是一种叙述，而更注重对历史与社会进行分析，这就使得许多社会科学的观念介入到历史学研究中来。他们努力地对国家和宪法加以更为详尽的阐释，他们认为法律、公道、理性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也没有必要将民族主义的观念绝对化。
历史学家们认为各个国家多数人投赞成票的行为具有哲学中的真理性质。这些开放的认识对历史学观念产生过一定影响，因为这种全新的观念接近当时流行的科学思维。美国历史学家帕克斯担任过哈佛大学的校长，他曾经是一位牧师，但他最终还是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上成就了自己的伟大，然而，在美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当中，具有实用价值的并不是历史学。美国人实用观念的局限性大大损害了历史学的发展，以实用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历史学显然是一个本质上的错误，但是这没有妨碍美国人承认历史学著作在社会科学中的优越性。
那些对美国没有好感的欧洲学者宁愿将美国文学贬斥得一文不值，也不愿意说美国历史学的坏话，这与19世纪的美国几位历史学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美国的历史学研究方向，因为研究者们思维方式的转变而变得不明朗，陷入没有基本价值判断的困境中，但那些具有古典色彩的历史学著作并未随之降低它们的声誉。所以美国19世纪的历史学著作仍然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这些著作的优秀程度并不亚于20世纪的美国小说家们的作品。
普里斯特、莫特里的著作一直受到青年读者们的欢迎，而班克罗夫特仍然在历史学中占据着很高的地位，当时的很多美国人都把他视为最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即使他在政治上出现了小小的差错，人们还是大度地原谅了他。亨利·亚当斯说过，撰述历史确实让人有利可图。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当中，历史学者们的声誉明显比其他领域的学者高出许多，只要看看19世纪的几位历史学家就足够了。
亚当斯的言词不虚，但他缺少对现实社会变化更为犀利的分析，亚当斯一度鼓励后来的政治家洛奇以历史学为专业，但最终洛奇不知为何放弃了历史学而参与政治活动。杰斐逊曾经十分理想化地描述历史：“历史是朝着人类的远大目标飞速前进的国家发展的记录。”人们对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记录的历史引以为豪。这种自豪感不仅源于历史本身的底蕴魅力，也成为人们接受美国历史著作的原因之一。
从亚当斯的《美国史》、贝尼特的《西部之星》和特纳的《西部对美国民主的贡献》等一些历史学著作中，能够看到这种历史自豪感的底蕴魅力仍然被保留着。美国人知道，他们的社会在进行一项全新的实践，由此他们很自然地认为，把这项实践按时间顺序记录下来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事情，他们认为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为了给欧洲人以启示，为了让后代人继续以此引以为豪，他们有必要把完成大目标的故事记录下来。从《来自弗吉尼亚的消息》中我们可以得到证实：“我们立志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建立一个帝国。”
整体记忆尚且短暂的民族，往往会浪漫地珍视他们的先辈留下的以及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一个如此自豪的民族，必然急于赞美自己各方面显露的成就；一个形成于种族、宗教和地理等条件复杂交错状况下的民族，必然会极力地强调他们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共性，并以此来说明自己的历史具有统一性；把自己各项制度置于连续不断周密审查之下的国家，必然会为此制度进行强有力的辩护；美国公民在有意创造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的历史，而将它们记录下来就是美国人创造行为的一部分。
在美国，清教徒对文学抱有不信任的态度，却很尊重学术，并鼓励学者们大力研究。神学不再能吸引那些有才华的学者，鄙视文学又把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引向历史学和其他领域的研究。美国是在欧洲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所以它的学识和经验很大一部分继承于欧洲的传统。因此，历史学家们并不因为这个国家年轻就对她的研究毫无兴趣，他们向来把美国看成是欧洲世界的延伸。
在撰述历史的时候，自然地运用了欧洲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方法，他们注重法国、西班牙、荷兰等近代史的历史学观念，因为在历史发展当中它们存在极其相似的地方，但英国的古老历史则让美国的史学家们敬而远之。他们更着重叙述国家的地理和文化，逐渐地，新英格兰的历史写作成为美国社会意识和历史传统的标志，但有人对此大加讽刺。实际上，记录历史本身就是令人激动的事情，把它以各种形式来加以歪曲是有失道德的做法。
19世纪是美国历史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班克罗夫特的《历史》、帕顿的《杰斐逊》、莫特里的《荷兰共和国》、普里斯科的《秘鲁》和《墨西哥》、帕克曼的《斐蒂亚克》、希尔德雷斯的《历史》等历史著作都产生于这个世纪的中期。到了这个世纪中期之后，撰述历史的潮流才逐渐消退。但，20世纪初前后又出现了撰述历史的第二个高峰。虽然后来的历史学家在撰述历史的时候，仍然承续了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的传统，但他们已经成为美国科学历史的历史学派的先行者。
20世纪，在撰述专业学科的历史之前，美国的历史著作被一种中世纪的文艺风格所浸染，讲求浪漫，运用文艺的技巧进行历史学的写作。历史学家们关心公益事业，表现得更像个文人，而不是十足的学者，他们以民族主义者的面目出现，而不是沙文主义者。他们的历史理念与德国格格不入，倒是与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学派相似。他们与法国和英国的基佐、米歇莱和麦考利的历史学风格接近，但与德国的兰克、希伯和与魏益的历史学理念大相径庭。
结语
无论是美国奇迹般的成长过程，还是主宰其兴衰的能够制造奇迹的上帝，不管是自由在旧世界的多舛命运，还是它在新世界获得的胜利，以及在文化上与欧洲进行对比等等，总之，任何议题都可以随意纳入美国的历史著作当中。因为美国历史学家们关心艺术性问题，所以在文艺界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相反忽略历史学中的历史科学性。在他们的论文中，描绘要多于叙述，或许只有亚当斯和班克罗夫特除外，他们乐意记述人物众多场面宏大的事件。他们形成了一个历史学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