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起明治维新，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这是日本从幕府制度走向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日本从封建国家走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折点。但是这场明治维新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说推翻了幕府，日本就完成了近代化的改革。在推翻幕府，实现了大政奉还之后，日本仍旧经历了一段动荡的岁月。期间各式各样的叛乱层出不穷，最典型的一次反叛，莫过于由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所掀起的西南战争。而这也是明治维新时代的终点象征，更是日本时代变幻的终末。
一、暗流涌动的日本
在明治维新中，倒幕派的人员十分混杂，可以说容纳了当时日本的几股主要力量。比如说有三井家族这种历史悠久的半资产阶级半地主阶级的存在，也有大久保利通和坂本龙马这种半武士半资产阶级的人。但同时倒幕派的另一股主要力量则是传统的封建武士阶级，也就是西乡隆盛这种人。在德川幕府还在的时候，这三方可以联起手来应对幕府，可一旦幕府消失，那么三方就会在权力真空期展开惨烈的政治斗争。
而对于日本而言，更糟糕的问题在于，日本虽然成立了以明治天皇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明治政府，可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却没建立起来。国内还有274个藩还在，而且都有独立的军队、经济体系和绝对的领土统治权。而这些藩国听不听中央的话呢？很明显，谁也不听。因为在他们眼里，虽然幕府没有了，但只是没有了而已，对于他们而言，至多就是幕府的将军换成了天皇。所以本质上，这274个藩国就没把明治政府当回事。
而日本政府本身有没有能力去管这些人呢？没有，因为天皇没有自己的直辖武装，只有萨摩藩和长州藩的联合部队。如果这俩因为利益问题闹翻了，政府就无兵可派了。另一方面明治天皇的政府也没有能力征调全国资产的30%-40左右，但是明治政府却得担负起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而且还得去偿还幕府的对外债务问题。同时日本的政治氛围还停留在幕府时期，各藩国都以功臣自居，然后在新政府里争权夺利，整个日本可以说现在是换汤不换药。
也就是说，对于日本而言，明治维新并没有随着幕府的消失而结束，相反明治维新还必须进一步的对抗日本的封建势力残余。所以说明治政府里的资产阶级改革派与由藩国势力组成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改革派意识到如果不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那么日本的近代化改革就不可能完成。因此一系列以废除藩国，将土地和各种资源收归政府的措施就先后展开了。
二、中央集权的建立
此时伊藤博文的做法就是采取温水煮青蛙的做法，首先下达的就是1868年的“藩治职令”，这一措施的目标就在于先统合官职。因为原本各藩国的官职是不明确的，标准和职能也不一样。这样能既不利于政府对藩国的检查和监控，同时也不利于管理这些藩国。通过这个政策，明治政府可以将藩国的行政体系与藩国家主的体系分开，这就为后续的政策实施打下了一个基础。因为此时藩国的行政官员已经听命于明治政府，那么在政策实施上，他们就会更加倾向于明治政府。
下一个举措就是1869年的“版籍奉还”，明治政府要求各藩国将土地和人民的所有权交还给明治政府，而作为藩国的表率，萨摩、长洲、土佐和肥前率先向明治政府交还了土地和户籍，在他们的带动下，大多数的藩国都交还了土地和户籍，不愿意交还的则被强制要求交出。尽管各地的大名们颇有不满，但因为明治政府仍旧任命他们为藩知事，藩国的重臣则成为大参事和少参事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怨言。毕竟他们的既得利益还能够得到保证，因此也不会有人挑战明治政府，尤其是明治政府得到了萨摩、长洲、土佐和肥前四个藩国的支持的情况下。
当然，熟悉历史发展的人很清楚，这只是个缓冲阶段。在此后的两年里，明治政府要求萨摩、长洲、土佐和肥前四个藩国向政府贡献兵力，并以此兵力构筑了明治政府的直辖军队，也就是“御亲兵”的存在，其后身就是日本的近卫师团。可以说，此时明治政府已经解决了以往困扰他们的最大难题，缺乏政府的直系部队，从而难以应对藩国的造反可能。以此为契机，明治政府也可以设法进一步淘汰那些由武士阶层组成旧军队。
于是在1971年，明治政府开始了最后一个举措“废藩置县”。1871年7月14日，在萨摩、长洲、土佐三个藩国的合作下，有一万兵力被调集到了东京，同时由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人掌握了政府中枢。在一切安排妥当后，召集了在东京的各藩知事，告知他们明治政府准备废除以往的府藩县三治制，成立了东京、大阪和京都三府，兵设立了302个县。通过此举，明治政府成功地完成了中央集权，确保了全国的政令统一，可以专心的发展经济民生。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三、矛盾的累积
此时日本使节团正在访问美国，身在旧金山的伊藤博文曾经在演讲中表示：“欧洲废除传统的封建制度，是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流血战争的。然而日本的封建制度在废除时，没有任何流血事件”。伊藤博文的话，未免有些自卖自夸，因为就实际情况而言，日本远远不能说没有流血，只是这种反应是非常慢性的。明治政府虽然采取了类似温水煮青蛙的循序渐进式策略，但是日本国内的矛盾却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加大，成为了一种无法忽略的威胁。
比如说明治政府的开国政策上与倒幕战争的主力担当攘夷派就存在矛盾，因为当初攘夷派就曾经指责德川幕府打开国门行为是违背天皇意志的。可是明治政府在其政策中明文规定了要继续维持打开国门，学习和效仿西方国家的策略。这就让希望关闭国门的攘夷派大为不满，认为新政府仍旧是“夷狄”的帮凶（夷狄就是指外国人），仍旧是出卖国家的。基于这个想法，攘夷派成了此时期里坚定的反明治政府力量。不仅对新政府成员展开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同时还在日后组织了暴动，希望武力推翻新政府。
而另一方面呢，开国政策虽然好，但是日本的跨度未免太大，在需要支付幕府所欠债务的同时，还要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这不免加大了日本的财政压力。而西方各国在这个时候又抬高价格，并要求日本只能以黄金和白银这些贵金属来进行贸易，这就造成了日本的贵金属迅速流失。可以想象，在日本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的时候，大量的流失贵金属，其结果自然就是导致了日本物价的飞速上涨，日本国内的民生情况极速恶化，几乎达到了民众无法饱腹的恶劣地步。
在这种恶劣的经济状况下，民众很容易将自己的不满转移到明治政府身上。民众对于明治政府所奉行的维新政策十分怀疑，认为正是这种维新政策造成了敌视逐渐增高。尤其是在这一阶段里，日本的大资本家们为了发展而开始侵吞平民利益，造成了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农业生产者破产，就让情况进一步的恶化。而这一情况也给攘夷派以更多的空间，成为了进行暗杀活动和反抗活动的温床，日本的政局开始进一步的出现不稳。
四、政府内部的分裂
除去民间的情况，日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上文我们提到过，西乡隆盛代表的是传统的封建武士阶级，然而在日本的改革过程里，传统的封建武士阶级的利益被破坏殆尽。在废藩置县之后，日本开始以常备军取代过去的藩国私军，目的是完成军队国家化。在这个过程里大量的藩兵被迫退役，连带着从军士族的数量也开始大幅度下降。
比如说鹿儿岛县的原有藩兵为18000余人，但是在经过军事化改革后，兵员仅剩下4600人左右，削减了四分之三多的兵员。而明治政府所下达的《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所推行的“四民皆兵”的政策，也彻底剥夺了士族的参军特权。
离开了军队，士族们就几乎断绝了经济来源，尽管有一笔遣散费，但是对于缺乏除参军外的生存能力的士族而言，仍旧是缺乏意义的。如果放到以前，这些士族还能依靠“家禄”来生存，获取来自藩主提供的资金并为其效忠，这也就是所谓的“奉公”，二者原本是一种共生关系。
然而在“废藩置县”后，士族就失去了效忠对象，成为了空吃政府财政的存在。对明治政府而言，这些士族的存在意义几乎没有，但是却吃掉了政府大笔经费。于是明治政府就在1876年采取了“金禄公债”制度，一次性将士族的“公禄”换成了公债，成功甩掉了这个财政包袱。
但是这样一来，很多士族的生计就成了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的特权，几乎沦为破产的平民。于是在这个情况下，这些士族就希望能够获得维持生计的出路，唯一的出路自然就是重新参军对外征战。这一观点最终也影响到了，代表封建武士阶级的西乡隆盛。为了给士族们解决生计问题，西乡隆盛极力鼓吹“征韩论”，希望立刻进攻朝鲜。但是以大久保利通为主的内治派则认为，现在日本的国力还很虚弱，应当先巩固国内的维新成果，然后在谋求征服朝鲜。
如果从长远考虑来看，大久保利通的主张自然更为合理，毕竟日本此时国力贫弱，如果贸然发动进攻朝鲜的战争，很有可能导致一场巨大的失败，进而导致维新成果付诸东流。但是西乡隆盛则是希望通过对外战争，转移国内尖锐的矛盾，同时为士族们争取一个生存空间。最终征韩派和内治派的纷争，成为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斗争。其结果是以明治天皇下达敕书，宣布采纳内治派的意见告终。而代表传统士族利益，以西乡隆盛的为首的征韩派首脑则愤然辞职下野。而本就对明治政府失望的士族们，对于政府的不满与愤怒则攀升到了极点。
结语
随着对外征战的策略被搁置，转移国内矛盾的可能也被堵死，士族们宣泄不满的办法就只有发动叛乱这一个方式了。而西乡隆盛与一众近卫师团军官的辞职下野，也让不满的士族们拥有了精神领袖，同时还得到了一批具备丰富实战经验的军官进行领导。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时，局势就好比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随时都可能引爆。当这个火药桶爆炸时，明治维新时期最惨烈的内战，也就注定了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西乡隆盛全集》
《日本明治维新》
《日本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