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一场中日两国之间命运之战，又是一场关乎东亚霸主之争。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深深烙刻在了清政府的傲骨，四千年的帝国大梦初醒。
北洋军舰全军覆没的消息，三十余载的民族自强复兴之火黯然失色，泱泱大国的传统帝国被日本岛国拉下了东亚霸主之位，恍如天梦。
《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割离，巨额负债，国不将国。人们亲眼看着各国列强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肆意横行，却只能任他由他的屈辱。
清政府欲乘着洋务运动之风以达自强复兴的成果，却被明治维新洗涤后的日本“精心布置”下化为乌有，这样的结局谁都想不到。
按常人之常理，清政府的蓝图被日本徒手撕裂，二者自然需落下个“水火不容”之名，争得头破血流才罢。
显然，历史的这道长河往往暗流涌动。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反而进入了“蜜月期”。意料之外，亦或是情理之中？
一、清政府的救亡之路
对于自命不凡的清政府而言，一场原以为碾压式胜利的对决，优势战局形式被日本拉长到势均力敌甚至竟然败北，这样的局面是清政府需要付出难以弥补的代价，如何再度振兴国力是当务之急。
日本作为战胜国，固然赢得胜利，战后的惨烈更需要去安抚，最起码短时间内也不能够再掀波澜。
1、欲强先学强，清政府师夷与日本加强了交往。
甲午战争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失败是激发学习潜力的最大因素。一头沉睡千年的雄狮已经觉醒，民族存亡唤醒了民族士气。
光绪帝采纳康有为的策略，开展维新变法，此时的国家需要焕然一新的大变化。正所谓“知己知彼方可百战百胜”，于是变法其中就有提倡挑选学生去日本游学这一项。
维新变法百般艰难短短百日才掀开了一角历史帷幕，微光一现，乍然谢幕。星星之光微小难觅，却燎起熊熊之心火。变法虽短，兴起了革命之潮流。
国之将亡，民族兴危，变法趋势迫在眉睫，可是国家该如何自救自强呢？
“日之小国尔，何兴之暴也？”这是张之洞发自内心的困惑，也是清政府想要弄明白的疑团。一时间，昔日对战的敌人成为自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象。
于是，研究日本，成为中国清政府需要弄清的课题，一直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为什么一息成长如此之快？
中日甲午交战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896年，清政府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由国家遣送了13名学生飘洋过海奔赴日本学习，也以此拉开了近代中国人去日本留学的序幕。与此同时，在当时那个年代里，留学救国思潮也成为一股潮流。
工业革命后，英国一跃跻身成为新的海上霸主，英国的《权利法案》，美国有独立的宣言，法国宣布《人权宣言》，沙俄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清政府长期闭关锁国落下的新知识实在应接不暇，想要追上时代脚步，要学习得太多。
以西学化中治，看似一条捷径，可如何走呢？
当时手掌政权的慈禧太后以为日本的《日本宪法》甚好，可以适用于国家；奉命出国考察瑞方等五大臣也表示君主立宪制的日本是最佳效法对象；光绪二十九年5月，张謇亲赴日本，考察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等；孙中山更是认为中国的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继续。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是效法西方小有成就的代表，于是以日本为学习蓝本几乎成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的共识。
清政府的积极倾向，带动了不少民间人士也愿意东渡扶桑，去日本学习，两国之间的交流因着有志人士对优秀文化的追求而潜移默化地加深。
那个时代对于中国历史的进步摸索犹如暗河里摸石头过河，一个石头一步脚印，又仿佛穿行在暗无光亮的隧道里遇见了微动光点，这是未来，也是现在。
2、弱国无外交，与日本交好，也是形势所致。
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各国对中国更是虎视眈眈。
此时，素来富饶在外的中国沦为一只披着大国外衣的纸老虎，成为各国纷纷想要撕开一个口子尝尝鲜的弱国。
在他们眼里，中国是失去了尖锐的爪牙的东方盘全的睡龙，毫无威慑力。古老文明之国空有大国之躯，却无捍卫之能，谁都想来沾染一分。
利益面前，能竞争，亦可合作。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清政府选择与俄国结盟，妄想俄国之猛熊能够牵制几分。
事情的发展也暂时遂了清政府的愿，《马关条约》签订，日本窥视着辽东半岛，这份野心被俄、德、法三国“仗义”干涉，同年的5月4日迫于压力的日本放弃辽东半岛的势力。清政府浅尝到了“以夷制夷”的短暂甜味。
可是，各国对中国的企图岂是一朝一夕，又怎能是辽东半岛平息得住呢？
中国地大域广，中国人民千年封建熏陶下，骨子里带着尊上的淳朴稚嫩，是为最好不过有待开发的商机。西方帝国对于中日的战事抱着隔岸观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然而战后的他们自然不会错过有效时机，片面最惠国待遇是瓜分中国逃不脱的狂澜。
清政府也不是懵懂稚子，后知后觉能够看见了西方帝国的野心，警惕性、无力感席卷而来。清政府很快意识到，这份看似暗自较劲的暗涌最终的汹涌是将冲向自己，西方所谓的盟友也意指中国的各方国土。于是，清政府开始需要物色新的盟友。
沙俄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势力渗入，这个局面是日本不愿所见的，于是这个时候的日本愿意对清政府施以援手，正巧日本采取了隐秘“友好”的对华政策，清政府暂放恩怨愿意与之“携手并战”捍卫国土。
大清朝廷沉浸在盟友之间的“和平”，怀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侥幸政策，看似风平浪静之下的政治局势危机四伏。
大清统治阶层的软弱暴露无遗，腐败的官场文化已然腐蚀千年根基，军事一再的失利让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濒危之际一个救命飘忽无定的浮草出现都会被死死的攥住，哪怕对方是一手打碎了我方北洋海军的日本，失去一手好牌的清政府也是愿意选择合作的。
这样的清政府无疑不是送上门的傀儡。日本拿着满载的战利品，把控着清政府统治阶级，乐意“好与人师”地教导资本主义的改革之道。
沙俄以及西方帝国皆是野心昭昭，刚没多久息战的日本又何尝不是？此时的清政府也许并不清楚未来的走向如何。
二、日本以“独善自养”谋深远之利
1、战后的日本与清政府交好趁机休养生息。
历时8个多月的甲午战争消耗了革新不久的日本人力、物力以及国力，不过虽耗时耗力却是强硬地闯进国际帝国的眼里，已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对手了，甚至取代了中国在东亚霸国的地位。
日本用“实力”在中国沃土上撕下的肥肉需要好好汲取，虽然他想要的远不足于此，但猛兽酣食舔舐伤口后的威力暗藏，凶恶地盯着早已看中的困兽。
当时的国际形式，对于一时之间太过扎眼的日本并不是个有利的时机，一战扬名的日本容易被西方各国盯上，于是只能选择最佳的修养契机。
除此之外，台湾热血反抗的类似事件，这也需要日本“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平息。更何况日本还记着辽东半岛的失利，这就像是到手的鸭子被强行夺食，日本亲眼看着清政府犹如困兽被西方列强各方猛兽分食，这时的他选择静候时机。
当时的日本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施展合约内的通商等特权，而这些特权却能正好解了西方各国的燃眉之急，完成工业二次革命后的他们需要拓宽市场。
革命成功蜕变后的英、美等西方各国确实需要亚洲这个东方之洲来承载果实，中国是被大家盯上的实验场地，单靠商品输入已经过时了，被时代选中的中国被资本输入，各个地区被同时期大规模地设厂、开矿山、建铁路等一系列强制性经济活动。
经济革命下的西方各国需要更广更大地“驻扎地”，他们也不再致力蛮力直达，而是赤裸裸地借着战果的“东风”快速占区域发展经济市场，挑起一股无声的硝烟。
面对八国联军如此来势汹汹的架势，清政府毫无招架能力，朝野上下眼睁睁地看着国土被接踵瓜分，于是一股强烈的国家救亡、民族自强的士气破土而出。
清政府自己主导的留日风潮，恰如时机递来的橄榄枝正好利于日本蛰伏假以时日，日本自然不会拒绝，也正好借此机会与中国建立一定的关系，为此后自己的展图谋划打上基石。
与清政府交好，日本暗藏野心，那个时代与清政府欲交好的各国何尝不是带着似有非有的小心思呢？只是清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国家的自我恢复、自强自富是主要的目的，大清帝国岌岌可危的地位亟须巩固。
结语
甲午之战，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期”，是两国权衡利弊之下的抉择，这样的走向历史又是如何演变呢?中日关系不谋而合地选择了这条“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外交真谛。
参考文献：
杨东梁：《中日关系五十年——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
湛贵成：《浅析甲午战争后十余年间中日关系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