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修图书
顺治年间，虽然连年征战，但摄政王多尔衮和清世祖福临，仍然谕令撰修了一批图书，如《赋役全书》、《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御注孝经》等，还曾下令纂修明史，但未能完成。如和明朝相比，显然更为重视官修图书事业。
康熙时期，官修图书事业大为发展，种类繁多，卷帙浩繁，百卷以上者屡见不鲜。其在经学方面的著作，便甚为繁多。
康熙皇帝一生极重视儒家经典，屡开经筵，召儒臣讲论五经四书之经义，并将经筵所讲之稿，命大臣编辑成书，取名“解义”，先后编成《日讲四书解义》等书。他又命儒臣先后编纂成《春秋传说汇纂》（40卷）、《周易折中》（22卷）、《诗经传说汇纂》（21卷，序2卷）和《书经传说汇纂》（24卷）；康熙五十二年（1713），又命理学家、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等修成《朱子全书》（66卷）；五十六年，又命李光地等人刊正明成祖时命胡广等纂辑的《性理大全》一书，并亲加厘定，纂辑成《性理精义》（12卷）。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史学著作也是比较多的。这个时期完成了四部实录的修纂和修订工作。《太祖高皇帝实录》（10卷）原有崇德元年（36）刚林、希福等纂本，为了隐瞒不利于满洲贵族统治的历史事实，康熙二十年（81）又命勒德洪等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65卷）顺治时已纂成，康熙十二年（73）又命图海等修订。此前，康熙六年（67）还纂成《世祖章皇帝实录》（146卷）。以上三朝实录，至雍正十二年（1734）又均命鄂尔泰、张廷玉等重加校订。我们今天所见清历朝实录中的前三朝实录，即是雍正十二年后的校订本。另外，雍正时又纂成《圣祖仁皇帝实录》300卷。
康熙雍正时期也进行了历朝“圣训”的编纂。康熙二十五年（86）编成《太祖高皇帝圣训》（4卷）。翌年，续成从顺治时开始编纂的《太宗文皇帝圣训》（6卷），并编纂成《世祖章皇帝圣训》（6卷）。雍正九年（1731）又编成《圣祖仁皇帝圣训》（60卷）。由此可见，清代“圣训”之编纂，创始于顺治时期，而形成于康熙雍正时期。此后各帝则尊祖宗成法，相沿不替。此外，清代的“起居注”自康熙以后，按月皆有缮本，每月两册，成为定制。在康熙雍正时期，统治者为了宣示其武功，出现了“方略”一类史书。
康熙二十年（81）所纂《平定三逆方略》（60卷），是清代的第一部“方略”。此后，康熙二十七年（88）纂成《平定罗刹方略》（4卷），四十三年（1704年）又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8卷）。其后成为定例，从乾隆至光绪，每当一次军事行动以后，都要下诏修“方略”，由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
在史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成书于康熙雍正时期。《明史》之修纂，从顺治二年至雍正十三年，前后经过九十一年之久。是历代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
康熙帝还命令修纂了两部地理类著作，即《钦定皇舆表》（卷）和《钦参见定方舆路程考》（不分卷）。又修成《御定清凉山志》（10卷），是为清代第一部官修的方志性质的图书。
雍正朝官修图书，有其一定特点。首先，雍正时公布了一批档案材料，并分别命儒臣编辑成书，计有《上谕内阁》（159卷）、《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谕行旗务奏议》（各30卷）、《朱批谕旨》（360卷）。其次，修纂了一批训诫臣民的书籍，如《执中成宪》（8卷），前四卷录上溯唐虞，下迄明孝宗，历代帝王之嘉言善政，后四卷则录诸臣论说之被认为“裨于治道者”。以警诫臣民。第三，又命令编纂了《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四年成书），当时所以提出修纂此书，是与满洲贵族在入关八十余年，满汉逐渐融合的趋势下，欲保持其特殊权利的思想不无关系的。
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书中也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自然科学著作，如《数理精蕴》（53卷）、《历象考成》（42卷），其中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文科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稍后，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辑成有利农业生产的《月令辑要》（24卷），又《图说》（1卷），修成《广群芳谱》（100卷），此书是中国植物总集，是当时的重要植物学著作。雍正十二年纂修的《工部工程做法》（74卷），是工程学方面的著作。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图书中，还出现了数部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型类书，形成官修图书事业的一大特点，这个时期也成为中国类书的集大成时期。编纂的主要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敕命张英等编纂的《渊鉴类函》（450卷）；五十年命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106卷）；五十五年命张廷玉等编纂的《韵府拾遗》（120卷）；五十八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骈字类编》（240卷）；六十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子史精华》（0卷）；六十一年命何焯等编纂的《分类字锦》（64卷），以及康熙时命纂、雍正时成书的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
《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明《永乐大典》以后最大的一部类书。此书原名《汇编》，康熙时由陈梦雷等纂辑成书，但未刊刻。雍正即位后，又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排印，共印六十四部。全书10000卷，分为6编32典，6109部，约一亿字。内容包括了当时的全部学问。从其组织体系及编辑体例上考察，也远远超过以前的类书。
康熙、雍正时期，还曾修纂了一批参考工具书。查考字词的工具书有《康熙字典》（42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由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又有《音韵阐微》（18卷），康熙五十四年命撰，雍正四年成书。
这个时期还修纂了一些词、曲谱和诗文总集。康熙四十四年（1705）孙岳颁等奉敕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100卷），是古书画鉴赏方面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奕清等奉敕修撰的《词谱》（40卷）、《曲谱》（14卷），是填词作曲和研究词、曲的重要参考书。康熙五十二年“御定”的《律吕正义》（5卷），是研究声乐之学的重要参考书。编纂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诗文总集有：《古文渊鉴》（64卷），由徐乾学等编注；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编《全唐诗》（900卷），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等奉敕编成《御定列代赋汇》（140卷，又“外集”20卷，“逸句”2卷，“补遗”22卷）；是年，又成《佩文斋咏物诗选》（482卷）。四十六年，陈邦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类》（120卷），沈辰垣等奉敕编定《历代诗余》（120卷）。四十八年张豫章等奉敕编《四朝诗》（292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编《全金诗》（74卷）。五十二年又编《唐诗》（32卷，“附录”2卷）。这些书籍的纂辑，对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其中大多数至今仍被人们视作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工具书使用。
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乾隆时期是官修图书的繁荣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经学方面的著作集中于乾隆前期，先后编撰了《四书文》、《三礼义疏》、《周易述义》等书。
第二，史学著作大都是记录当代历史者。
乾隆帝极为重视当代史的编纂。除有常设的国史馆修当代史外，乾隆七年（1742）还修成《国朝宫史》36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特别是纪录当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军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纪略”，在这一阶段修纂得最多。以其编纂的年代排列，计有以下数部：《平定金川方略》32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卷，“正编”85卷，“续编”33卷乾隆三十七年撰；《临清纪略》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两金川方略》136卷，乾隆四十六年撰；《兰州纪略》21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纪略》20卷，乾隆四十九年撰；《台湾纪略》70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纪略》3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尔喀纪略》54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还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开国方略》32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纪略》36卷，也当划归此类。
第三，此时编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绩较大。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时期所修的，即《续通典》（252卷）、《皇朝通典》（100卷）、《皇朝通志》（200卷）、《皇朝文献通考》（266卷）等。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开“三通馆”，组织儒臣修撰。
乾隆时期修典章制度书，也与修史书一样特别注重当代。除上述“清三通”是记当代典章制度之外，还撰辑了《大清通礼》（50卷），《皇朝礼器图式》（18卷），又修成专纪翰林院典制的《词林典故》（8卷），专纪学校、科举等典制的《学政全书》（80卷），专纪国子监的沿革及典制的《国子监》（62卷）、专纪救荒救灾之政的《康济录》（4卷）等等。
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时期，专门纪述当代典制的“则例”一类书籍得到很大发展，形成清代修纂“则例”的高峰。邓之诚说：“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条例，新例行，旧例废，故则例岁必小修，十年一大修”。“则例”一类书籍的出现，要首推《督捕则例》。顺治初年，因为“逃人”问题严重，于是汇辑有关谕旨、奏牍、规定等为一书，经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厘正，编纂成《督捕则例》（2卷），这是清代官书中出现的第一部“则例”。兹后，又修纂了多种这种体例的记当代典制的书籍：乾隆十四年（1749）纂《工部则例》（50卷），二十四年（1759）又纂《工部续增则例》（95卷）。三十三年，纂成《物料价值则例》（220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则例》（66卷）、《八旗则例》（12卷），四十一年纂《户部则例》（120卷），四十九年纂《礼部则例》（194卷），五十三年（1788）纂《军需则例》（卷）。与则例的体例和作用相近的还有《中枢政考》（31卷）和《大清律例》（47卷）等书。通过编纂“则例”，公布了一些档案资料，就当时讲，这些“则例”也便于各级官员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情况，以更好地发挥实行政务的职能。
“则例”是专记当代的一个方面典制的书籍，而汇辑当代全部典制的是“会典”及“会典事例”。清代修“会典”最早始于康熙二十二年，并纂成康熙《会典》2卷，雍正时又曾修《会典》，但均无会典“则例”或“事例”。乾隆时期，鉴于“则例旋增”，“典与例无辨”，而把“典”与“例”分为两部分。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纂《大清会典》（100卷），同时修纂《大清会典则例》180卷（嘉庆后改称为《会典事例》）。从此，修《会典》同时修《会典事例》成为定例。其后在嘉庆朝、光绪朝都曾沿用此例。第四，大规模地修纂地方志和地理志。全国现存方志7413种，109143卷，而其中“修于清代的最多”。
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命蒋溥等修纂《盘山志》（21卷），三十九年（1774），敕撰《日下旧闻考》（120卷），以记注京师掌故史迹。乾隆四十三年（1778）撰《盛京通志》（100卷），四十六年撰《热河志》（120卷）。
地理志书，乾隆时期修成的有《皇清职贡图》（9卷）、《皇舆西域图志》（52卷）、《五军道里表》（49卷）及《三流道里表》等。而所成最重要的地理志书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大清一统志》（500卷）。
《一统志》之修，始于康熙年间，雍正时又重新开局修撰，至乾隆九年（1744）告竣。后来，乾隆二十九年（1754）又特谕重修《一统志》，“以昭大同之盛轨”。使“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属、八极之会同，皆可得诸指掌间矣”。
第五，注重民族文字学方面的书籍的编纂。这个特点，也是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进步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出现的。乾隆十四年（1749），命撰《同文韵统》（6卷），以正西番及印度译音之音韵；二十八年（1763），命撰《西域同文志》（24卷），此书“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准部、回部，并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诸门，举凡提要，始以国书，继以汉文，复继以汉字三合切音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可见乾隆帝命修此书的意图即在沟通民族文化，以利集权统治。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命傅恒等撰成满文字书《增订清文鉴》（32卷，又“补编”4卷，“总纲”8卷，“补总纲”1卷）一书。乾隆四十四年又命阿桂等撰《满洲、蒙古、汉字之合切音清文鉴》（33卷），把蒙古语也对应地排列进去，作为对“久为世臣”的蒙古诸部的宠遇。由此可见修书事业不但有文化意义，也是充满政治意义的。
第六，编纂成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和一批版本学、目录学著作。编纂《四库全书》是继修纂《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一次更大规模的举动。这部大型丛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有计划地征求当时国内所有存书起，共花费了十三年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修纂而成。其内包括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共编辑了从古到当时的3457种著作，计有79070卷。编纂这部大丛书，出力最大的是纪昀，而所动用的抄写人员共达一千五百余人。《四库全书》前后共抄写七部，分藏在北京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另外还有副本一部，藏于翰林院。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清政府在修辑《四库全书》过程中也曾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使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损失。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帝还命令用木活字印行了其中一百多种善本图书，名之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并且命于敏中等选其中最精粹的书籍，编成《四库全书荟要》，其样式与《四库全书》相同，只是规模小些。乾隆帝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康熙帝，因此这个时期官修自然科学著作较少，并且都集中在乾隆十年以前。
但是，乾隆帝却极为重视统治策略。这一点也可从官修图书中窥见其一斑：乾隆九年（1744）命撰《八旗氏族通谱》（80卷），目的在于宣扬“祖宗德泽之深”，鉴于“代序日远，族姓日繁”，藉此以“明章统系、俾知世德之所自”。以增强满族人特别是满洲贵族的民族认同感。十二年（1747）又命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6卷），试图以宗教的形式巩固满族人的共同心理素质⑤。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一面命撰《满洲源流考》，一面命将蒙古小徹辰萨囊台吉撰的《蒙古源流》进行翻译，成为“钦定”之书。两年以后，四十四年（1779）又命撰《蒙古王公功绩表传》（12卷），为那些忠心为满洲贵族效力的蒙古王公歌功颂德，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又是两年以后，四十六年（178l），则又命撰《宗室王公功绩表传》（12卷），意在把宗室王公之地位置于满洲其他贵族和蒙古贵族之上，更确切地说，是把满洲最高统治者置之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上四种官书的修撰时间和内容如此有次序，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乾隆晚年举行“千叟宴”后，命编成《千叟宴诗》（36卷），其八十岁生日，又命编写了达120卷的《八旬万寿盛典》。乾隆帝还将自己诗文编汇成集，计有《乐善堂文集定本》30卷、《御制文初集》30卷、《二集》44卷、《三集》卷、《余集》2卷、还有《御制诗五集》100卷、《御制诗文十全集》54卷、《御制全韵诗》不分卷。
总之，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数量是很多的，涉及范围也很广泛。这个时期是清代文化事业最昌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鼎盛时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所涉及的内容的范围上考察，都无法与康熙、雍正时期或乾隆时期同日而语，特别是与乾隆时期的盛况比，不啻给人以一落千丈之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几乎都是援例进行的，嘉庆、道光两代皇帝对修书事业明显地不感兴趣。
这个时期，嘉庆帝照例修纂了《高宗纯皇帝实录》（1500卷）和《高宗纯皇帝圣训》（300卷），道光帝又照例修纂了《仁宗睿皇帝实录》（374卷）和《仁宗睿皇帝圣训》（110卷）。
这个时期也照例编成了四部“方略”或“纪略”。即嘉庆二年（1797）
如果说嘉庆道光时期官修图书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继乾隆时期之后，依然注重对当代典章制度书籍的修纂。这可能与乾隆嘉庆以后清代统治者“以例治天下”的政治思想有关，但这一时期所修典制书籍，也不过是援前朝之例而无所创新，嘉庆时纂《续修大清会典》（80卷）、《大清会典图》（46卷），及《大清会典事例》（920卷），是这个时期官书事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嘉庆朝还命令撰成《词林典故》（64卷），《学政全书》（86卷），《西巡盛典》（24卷），《军器则例》（24卷），《兵部处分则例》（78卷，又续纂4卷），《中相政考》（72卷，续纂4卷）。道光时撰成《大清通礼》（54卷）、《吏部处分则例》（52卷），《台规》（四十卷）等记述当代典制之书。
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嘉庆道光两朝各成一部。嘉庆时命撰《授时广训》（2卷），道光时命撰《仪象考成续编》（32卷）。
另外，嘉庆朝还撰成了几部诗文集，即《熙朝雅颂》（《首集》26卷，《正集》108卷）；《皇清续文款》（4卷），《三元诗》（1卷，又附《三元喜宴诗》1卷）。嘉庆、道光也各有所谓“御制”诗集、文集。道光朝还详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
修成记述新疆情况的《新疆识略》（13卷），又修成《字典考证》（36卷），和《春秋左传续本》（30卷）。嘉道时期官修的主要书籍不过上述，是无法和乾隆时期相比拟的，不难看出，嘉庆道光时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衰弱时期。
纵观清代鸦片战争以前的官修图书事业，其发展趋势形成一个抛物线型：入关前及顺治时期是创始阶段，康熙雍正时期是大发展阶段，乾隆时期是繁盛阶段，嘉庆道光时期是衰落阶段。
清代官修图书的特点及其影响
清代官修图书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类别全、数量多、卷帙繁。由于清代官修图书顺应了当时文化大总结的历史需要，因而官修图书的类别全面，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历法、数学、农艺、文学等等各个方面，其数量也是很多的。据不完全统计，康雍时期的官修图书不下100种，大约平均三年编成两种书，乾隆时期不下120种，平均一年编成两种书，这是以往任何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且，官修图书中卷帙繁多者为数不少，一书动辄百卷以至数百卷，更有10000卷本的《古今图书集成》和收集3457种著作，合计79070卷的《四库全书》，都是中国书史中罕见的巨著。而这样的巨著出现在清朝前期，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第二，编纂质量高，印刷精良。清代官修图书的质量是较高的，如《明史》一书从顺治至乾隆，经过九十余年而后成，参加修撰者前后有二三百人。它不但是中国官修正史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而且其质量在历代官修正史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又如《康熙字典》，无论从体例上和所收入的字数上，都可说是中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高峰。《古今图书集成》、《续三通》、《清三通》、《四库全书》等，都是被公认的高质量的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今仍被人们认为是目录学方面的不朽著作。
清代官修图书的印刷质量也是很高的。康熙年间所刻的《数理精蕴》、《全唐诗》及《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书，都是精刻本，乾隆时在修撰《四库全书》的同时，用木活字刊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十分精良。清代的图书出版事业，根据刻书机构可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类，其中官刻本质量是较高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书籍，刻字极工，成为版本学中闻名的所谓“殿版”（或“殿本”）。陈国庆称“殿版书籍，不但可以超越元明，而且可比美两宋”，不是过誉之词。
第三，对西方文化有所吸收。这一点，一般表现在官修自然科学的著作中。康熙帝采取了尊重科学的态度，对外国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是拒之门外，而是努力吸收。这在官修的一些自然科学著作中即已反映出来。如康熙时修《数理精蕴》等书，其中很多是采用了明朝万历中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所著《乾坤体义》及明代徐光启和传教士汤若望等所著《新法算术》中的精华部分，将“中西两法归一”而成。康熙时所修《历象考成》吸收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清代官修图书对文化事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其一，通过国家政府的组织，发挥了知识分子的集体力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有利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像《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样的巨著，如果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的，而清代采取官修的方式，集中集体力量把它完成了。此外，清代还编纂了很多私人无法完成的著作，如《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各种“则例”、“方略”等大量涉及官方档案资料的著作等。显然，这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文化事业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其二，清代官修图书，都戴有“钦定”、“御定”等桂冠，把这些著作经典化，使人们没有学术争鸣的余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编纂图书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加，通过这种办法，罗致大批知识分子，使之成为满洲统治者的御用文人。如康熙时期，举行“博学鸿词”，搜罗了五十名较著名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安排在翰林院从事《明史》编纂工作，即是一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举动与文字狱是同步进行的。仍以康熙朝为例，皇帝一面下诏开“明史馆”，开“博学鸿词”科招罗文士，一面又严禁民间编纂明史。著名的文字之狱“庄氏明史案”，就是因为庄廷■撰写刊印明史，而株连甚众，死于是狱者达七十余人，流放极边者更多。又如，康熙帝命令修纂的《康熙字典》，是所谓“钦定”之书。与其他书籍一样，既经“钦定”就成为最高权威之作，任何人不得稍有疑义。乾隆年间，有王锡侯作《字贯》一书，其中有不少驳正《康熙字典》谬误之处，被统治者认为大逆不道，王锡侯全家因此被杀，《字贯》书版以及王锡侯的其他著作也均被销毁。这就是清代文字狱中的“字贯案”。
清代官修图书几乎遍及各个思想文化领域，而这些书籍又大都注明是“钦定”、“御定”的。这些著作因而成为最高权威性著作，没有人敢去指责其中的谬误。因此，随着一部一部“钦定”书籍的出现，学术界就失去了一块又一块学术争鸣的阵地，逐渐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有人认为清代文人钻进故纸堆从事考据工作，最后形成“乾嘉学派”，是由于文字狱的恫吓，其实，更主要的是由于清代“钦定”禁区太多，限制了学术争鸣，使人们的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所造成的。从这个角度考察，清代的官修图书事业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