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月，张申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自己的一生做了如下的总结：
张申府和刘清扬是一对传奇的共产党夫妇，张申府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也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刘清扬入党，刘清扬也是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张申府出身河北一个官宦家庭，作为富家的长子，张申府的婚恋多少会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张申府
在和刘清扬同居之前，张申府已经有过两段婚姻。
一次是18岁这年，他听从父母之命和16岁的县官之女结婚。结婚之后，张申府故意和“女子无才便是德”唱反调，妻子已经改名为“朱德侬”，他还坚持将她送到了新开办的女子学校接受教育。
张申府其实对这桩包办婚姻很满意，朱德侬有着很多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点，她很贤惠，从没有和丈夫、公婆红过脸，可惜红颜薄命，在1914年生下女儿几天之后病逝。
张申府曾经说过：“如果不是她（朱德侬）过早逝世，我不会找其他女人，也不会参加妇女解放活动。”
张申府经常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往返坐火车，在火车上几次见到了同一位少女，他竟然对她尤为心动。
与此同时，家中的父母也在张罗着给他介绍续弦，张申府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还请父母找人来说媒。
媒人说张申府的心上人找到了，结果张申府兴致冲冲去见面，来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他觉得自己受了欺骗，面前的女人愚笨又守旧，和张申府喜欢的那种女人天差地别。
但父母却点头同意了，他们认为张申府急需要一个夫人，这个女人能照顾前妻生的女儿，能继续生养，守妇德，只要遵循这些就可以，张申府是否喜欢已经不重要了。
他心中装着在火车上邂逅的少女，却也对第二次包办婚姻逆来顺受。
张母说：“你的女儿需要一个母亲。”张申府点头默认，他觉得母亲说的并没有错。
第二位妻子和张申府的心上人相差甚远，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张申府的怜悯，就连她生的一儿一女都不受父亲的待见，张申府对他们甚至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第二段婚姻让张申府备受煎熬。
刘清扬是天津人，出身回族商人家庭，所以所谓的“三纲五常”对她而言没有什么约束力。
刘清扬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上面四个哥哥和四个姐姐都对她十分溺爱。
在她十岁的时候，父亲为她包办了一门亲事，14岁这年，她前往女塾念书。
1911年，刘清扬进入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在辛亥革命期间，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之下，她参加了同盟会在天津秘密组织的共和会，并且参与运送炸弹等秘密任务。
1916年，已经具备了成熟妇女解放思想的刘清扬，坚决不屈从包办婚姻。
她向男方出了一个难题，要求男女双方就包办婚姻写一篇文章，如果男方的文章比她更加优秀她就同意嫁人。男方一家被刘清扬弄得心烦意乱，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在哥哥们的帮助之下，刘清扬破除了包办婚姻，投入了妇女解放和爱国运动之中。
五四运动，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们都在游行、串联，张申府和刘清扬就这样相识了。
在遇到张申府之前，刘清扬是出了名的才女，还是一位极具鼓动性的街头演说家。
1919年张申府（右一）与李大钊（左二）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确定之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加快了建党的进程，当时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名党员，想要立刻扩大党的队伍，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介绍刘清扬入党，自幼习武并以秋瑾为偶像的刘清扬拒绝了。
当时的刘清扬的思想还是非常独立的，不会轻易受任何人的影响，从小到大，刘清扬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
张申府那时候开始了一段新的婚外恋，对象不是刘清扬，而是刘清扬同学、闺蜜王慰吾。
王慰吾和张申府在一起之后，张申府并没有打算放弃家中名存实亡的婚姻，而是希望王慰吾能够将“女性解放”进行到底，双方只同居不结婚。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王慰吾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张申府摆明了不想在婚姻中负责，这种恋爱关系当然不会持续太久，1920年，张申府要陪同蔡元培去法国筹办中法大学的各项事宜。和王慰吾分开的时候，张申府并没有彻底断掉恋人的关系，但他无法控制自己在船上对刘清扬移情别恋。
当时张申府27岁，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刘清扬26岁，不谙情事，没有谈过恋爱。
张申府回忆之时如此说：“她是一个好人，只是有点脾气。在上船前，我已有女友，我不知道我的感情为什么转变得那么快，我真像罗素。”
到达法国之后，张申府和刘清扬就同居了。
张申府和刘清扬的恋爱关系从刚开始就是不对等的，张申府回忆说，当年在船上是刘清扬先向他示爱，对他也是百依百顺。
1921年，刘清扬给张申府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来还生下三个孩子，也流了几次产。
从欧洲回国之后，刘清扬就住在了张申府的家中。
张申府形容说：“她起初就像是一个侍妾，但我们对这全不介意，她大部分的演讲词是我替她写的。”
张申府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种优越感，他觉得刘清扬和他在一起对刘清扬的好处更多，张申府甚至没有表露出对她有什么爱恋。
1921年春，天津觉悟社部分成员在法国巴黎，左起:张申府、陶尚钊、周恩来、张家俊、刘清扬、赵光宸、李锡智
在那个年代里，女性在生育上所受的苦就好像是理所当然一样，即便是思想开放的张申府也是这么认为的。
张申府这句“侍妾”着实侮辱了刘清扬，要知道她和邓颖超等人一起创办了《妇女日报》，是当时中国女权的代表人物，一直站在妇女运动的前沿阵地。
生活之中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张申府其实并不是刘清扬的良人。
1925年，张申府因为在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党纲问题和他曾经的旧下属蔡和森等人发生了争执，不顾周恩来的好言相劝，负气退党。
现在张申府已经不在中国共产党，而刘清扬还是中共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他们依旧保持着婚外同居的关系，这就引起了党内外的巨大舆论，闹得沸沸扬扬。
1926年，已经脱党一年多的张申府，在某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控诉社会上对两人的非议：
张申府这篇文章发表没几天，就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刘清扬遵循组织指示前往武汉，后来刘清扬也选择了脱党。
这一年对于刘清扬而言是动荡不安的，她生下大儿子之后，将孩子寄样在张家，由张申府的合法妻子照顾，结果夭折了。
1928年，刘清扬生下了大女儿，因为没有了政治活动，就赋闲在家中养育孩子。
张申府开始对刘清扬有了新的认识，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性的艺术同性的自由》。
他认为，解放了女人们“会堕入一个新的陷阱之中，这叫恋爱”。
他崇尚性自由，但是绝对反对恋爱。恋爱会让男女双方过于依赖，这就不能体现“性自由”了。
张申府这番言论在当时看起来是对封建思想的抨击，对传统婚恋的抗议，实际上就是为自己不负责任找理由。
刚刚生下孩子的刘清扬成天在家中，很需要丈夫生活上的照顾和感情上的安慰，张申府给予的回应只有不耐烦。
1930年，就同居期间两人的矛盾，张申府又写了一篇文章，这次的表达更加激烈。
他说张清扬是“女性玩偶”，是“赘物”，甚至抨击起整个女知识分子的圈子“在未嫁人前一个样子，在嫁人之后完全变了一个样子”，男人因为恋爱增加了生活之中的问题，而女人因为恋爱解决了生活之中的问题。
张申府对作为家庭主妇的张清扬越来越看不起，特别是在1931年他凭借文集《所思》出名之后，成了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而张清扬在他看来根本配不上教授夫人这个头衔。
此后的十多年之中，他的身边根本不缺女人，也少不了各种风流韵事，他的恋爱关系变得极其混乱。
张申府的《心思》让北京第一女子学校的校长孙荪荃非常感兴趣，两人就这样慢慢交往起来。
1923年在柏林：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
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张申府和孙荪荃的关系已经是非常亲密了。
刘清扬感到十分羞耻，和张申府大闹一场。
张申府辩驳：“你这就是嫉妒心作祟。”
两人因此暂时分开了。
1936年，张申府被当做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刘清扬和孙荪荃都在找人营救他，张申府好不容易出狱了，也并没有多么感恩刘清扬和孙荪荃，而是和中国大学的女学生董桂生同居了。
此时的张申府在重庆编辑《战时文化》，董桂生是他的秘书。董桂生一直很崇拜张申府，成天面对老师自然忍不住表露爱慕，张申府也是来者不拒。
这次不仅仅是刘清扬，连孙荪荃也被激怒了，写信痛斥张申府“不忠”，找他大吵大闹，最后两人不欢而散，孙荪荃改嫁他人。
孙荪荃得到这个结局其实并不意外，在张申府和刘清扬的爱情之中，她就是第三者，但凡张申府知道怎么对爱情忠诚，也不会和她在一起。
现在，张申府不过是做了他一贯爱做的事情而已，不过受害者成了孙荪荃，她这才切身感受到什么叫作痛苦和无法忍受。
张申府与家人
1937年，张申府在南京病倒了，张申府写信给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刘清扬，刘清扬还专程跑了一趟南京来照顾他，结果张申府病愈之后还是回到了董桂生身边。
此时日军的战火终于唤醒了刘清扬的斗志，她不再成日哀怨于破碎的婚姻，而是离开北平，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刘清扬走上了街头，向民众宣传团结奋斗、抗日救国的主张。
她和邓颖超、史良等人一起参加了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谈话会，1939年3月，刘清扬担任了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组长。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周恩来指示刘清扬以去沦陷区接孩子为由，经桂林转到香港，继续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刘清扬到了香港之后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之人，在爱国侨胞的协助之下，刘清扬在香港九龙创办了中华女子学校。
在抗战期间，刘清扬一直四处奔波，耗尽心血。
1943年春是她的50岁寿辰，此时的刘清扬正好在重庆，周恩来亲自下厨为刘清扬煮面，让刘清扬十分感动。
而这些年的张申府因为师生恋备受非议，眼看着刘清扬在政治活动之中发光发热，张申府又改变了主意。
他给董桂生写了一封分手信，说要断绝关系，随后还把董桂生介绍给自己的一个学生做老婆。
此时在张申府的眼中，刘清扬又恢复了价值。
1944年3月11日，张申府在《妇女和宪法》的初稿之中，明确表示了要放弃对性自由的追求，期望能够建立“长期忠诚及相互奉献的男女关系”。
活到五十岁的张申府终于从口头上承认了和刘清扬的“婚姻关系”，已经被伤害得遍体鳞伤的刘清扬最终选择了原谅，两人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30年代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期的张申府
然而没过几年，因为张申府写的一篇文章将两人的关系彻底打碎。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打响，张申府在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极为书生意气的文章《呼吁和平》：
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会转移他们的战志，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这绝非看到一般人民生活实况的说话。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彻底断送了张申府的政治生命，国民党当局批判他在“扰乱民心”，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认定他已经走上反民主反人民的道路，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共产党方面也在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文痛斥他叛徒、卖身投靠。
而就在这篇文章见报的这一天，刘清扬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之下进入了东北解放区，她现在的身份是民盟中央执委兼妇女委员会主任。
当时很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著名民主人士，都在中共地下党的周密安排下来到西柏坡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但刘清扬在那里待了很多天都没有被接见。
刘清扬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因为受到了张申府那篇文章的牵连，她在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离婚启示，宣布与“人民公敌张申府”断绝关系。
张申府曾经多次悔恨地对别人说：我这一生后悔的事情不多，但这篇1948年的文章是我后悔的事情之一。
新中国解放之后，刘清扬担任了很多职位，后来反复申请，最终重新入党，但她再也没有结婚过。
和刘清扬不同的是，张申府依旧流连花丛，迅速找到了另一位同居者关素文。
在周恩来的关怀之下，张申府被安排在北京图书馆担任研究员，并且解决了住房的问题。
刘清扬于1977年去世，长寿的张申府在她去世之后逐渐活跃，也会为自己辩护和标榜，他晚年依旧觉得刘清扬和其他那些女人是自己的累赘，给他带来了诸多麻烦。
图｜1975年的张申府
婚恋之中的男女一直有“一物降一物”的说法，刘清扬思想独立，性格要强，视野前卫，她就算是一个人一辈子都能活得精彩，活出价值，但偏偏让她遇到了张申府。
张申府在婚姻之中是一个“说大于做”的人，刘清扬诸多困扰都来自于他一时冲动写的文章，在张申府身边的刘清扬根本没有光芒，入党、退党都是被动的，甚至做了多年被丈夫指着鼻子讽刺的家庭妇女。
只有走出了张申府的圈子，刘清扬才能找到自我。张申府和刘清扬的坎坷婚恋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极端例子，但刘清扬和张申府的失与得，给予人们太多值得反思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