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七年十二月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病故，次年正月福临亲政并随即以谋逆之罪加于多尔衮，削其封典，籍没家产，将其正白旗并为福临亲辖。顺治十八年（61）正月初七日，清帝福临去世，遗诏以十四罪自责，并命立年方六周岁余，号称八岁的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位为帝，令“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保翊幼主，佐理朝政”。一般称他们为辅政大臣或辅臣，从此清朝进入了四大臣辅政的时期。
索尼，满洲正黄旗人，早年来归，通晓满蒙汉文，被努尔哈赤用为一等侍卫，备受皇太极信赖，久任吏部启心郎，“日直内院”，授三等男。遏必隆，满洲镶黄旗人，是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第十六子，母为和硕公主，初袭父一等子爵，任侍卫，后因故削爵，复以功授三等骑都尉世职。鳌拜，满洲镶黄旗人，是开国元勋费英东之亲侄，一贯勇猛冲杀，军功累累，任本旗护军统领，封三等子，赐“巴图鲁”称号。苏克萨哈，满洲正白旗人，其父苏纳娶努尔哈赤第六女，尊称额驸。苏克萨哈任牛录额真，以军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入关之前，索尼等四人官职并不高，其所以能一跃而为主持军国要务的辅政大臣，主要是因为他们坚决效忠于皇太极和福临，反对多尔衮图谋为帝。
崇德八年（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病故。在议立新君之时，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等王贝勒大臣，欲图拥立睿亲王多尔衮，两黄旗中多数大臣欲拥立故主之长子肃亲王豪格，索尼、鳌拜等八大臣至肃王府中秘密议定拥立肃王。八月十四日，八旗王公大臣于崇政殿集会商议立君，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于大清门盟誓，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两黄旗大臣进入崇政殿，索尼、鳌拜首先倡议拥立皇子，说：“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在索尼等以“兵谏”来威逼诸王必立皇子的压力下，多尔衮放弃了继兄为帝的打算，建议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君，自己与郑亲王济尔哈朗摄政，才平息了这场即将爆发的八旗诸王相战的烈火。
多尔衮当上摄政王后，索尼、鳌拜、遏必隆继续效忠幼主，“终不附睿王”，“不惜性命，与之抗拒”。多尔衮勃然大怒，尽革索尼所有官职，籍没，免死赎身，黜为民，徙居盛京昭陵（太宗之陵），其兄弟子侄任侍卫者， 一律革退。鳌拜降一等男，两次定罪论死，罚银赎身。遏必隆被籍没家产之半，革世职。
正因为索尼、鳌拜、遏必隆等冒死力争，拥立福临，保护幼主，忠贞不二，付出了重大代价，不愧为皇太极之忠臣，故福临亲政以后，立即对他们委以重任，官复原职，并加官晋爵。索尼回京，晋至一等伯，擢内大臣、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鳌拜晋二等公，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遏必隆复职，晋一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苏克萨哈首告其主摄政王多尔衮“逆谋”，立下大功，又逢迎帝君，封晋二等子，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加太子太保。
福临为免再次出现亲王摄政危及幼君之祸，决定取消八旗王公议立新君掌管军国要务的传统，委任经己擢用的心腹大臣为辅臣，他在遗诏中着重强调说：“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幼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之。”辅政大臣重视整顿吏治，连续下谕宣告：“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浊，吏治之清浊，全在督抚之表帅，若督抚清正，实心爱民，则下吏孰敢不洁己秉公。”“设官原以养民，民足然后国裕。近闻守令贪婪者多，征收钱粮，加添火耗，或指公费科派，或向行户强取，借端肥己，献媚上官，下至户书里长等役，恣行妄派，小民困苦，无所伸告，以后著科道官将此等情弊，不时察访纠参”。若总督、巡抚仍循旧习，将所属州县分为上等下等，按等定银，收受州县官员馈送，“定行从重治罪”。辅政大臣提倡垦荒，以劝垦荒地之多少，定地方官员之奖惩，河南总督刘清泰、巡抚张自德、偏沅巡抚周召南、湖广巡抚刘兆麟等，皆以劝垦荒地之功，被加尚书侍郎衔，对捏报及垦后复荒之官，督抚降级罚俸，道府降级调用，州县官革职。针对顺治年间因“耕熟后往往有人认业，兴起讼端”，致民不愿开垦的情况，辅政大臣规定，“先给帖文，以杜争端”，并“除三年起科之外，如河工、供兵等各项差役，给复十年，以示宽大之政”。又对湖广等地穷民及河南数省投诚官兵发给牛种银两，让其垦田务农。清初四川残破，人丁稀少，鳌拜等辅政大臣下谕，允许各地无业之人，由官府“措处盘费，差官接来安插”，并命各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
鳌拜等继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开垦荒地，三年以后始行征粮，并多次“户部题本”，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蠲免田赋丁银，除康熙三年六月谕令尽免顺治十五年以前各项钱粮外，辅政八年中，先后下谕蠲免钱粮一百七十四次，涉及十六个省的七八百个府州县卫。顺治十八年七月，因修建山陵和军费巨大，入不敷出，曾照明末练饷之例，每亩加征赋银一分，共增五百余万两。十二月十四日，左都御史魏裔介上疏奏称，穷苦之民，甚为艰苦，祈令户部核算，“如果足用，其加派钱粮，即应停止，为百姓，即所以为国家，乃培根本而长治久安之要也”。过了两天，十六日辅政大臣即以帝名义下谕宣告：“今思各省水旱盗贼，民生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殊为不忍，若不急停，以舒民困，必至失所”，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鳖拜等辅政大臣推行的一项重大德政，是实行“更名田”。
康熙七年十月，“命查故明废藩田房，悉行变价，照民地征粮”。由于明朝藩王多已死于兵火，庄地纷为地主、佃农占有，清廷此举无异是以新庄主的身份，向占有庄地之人勒取价银，反攻倒算，故遭到占有、耕种明王庄田者激烈反抗，难以实行。鳌拜等便明智地修改了这个规定，于康熙八年三月初八日下谕：“今思既以地易价，复征额赋，重为民累，著免其变价，撤回所差部员，将见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以副朕爱养民生之意”。其无人耕种之余田，招民开垦。这就在相当大程度上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成果。据统计，这种“更名田”，在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湖广等省，多达二十余万顷，占当时全国耕地总数的二十分之一。
由于鳌拜等努力实行促进经济恢复的措施，农业生产有了起色，以官府册籍所载丁地赋税而言，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底，全国人丁为一千九百零八万余丁，田地山荡畦地五百二十一万余顷，征银二千五百六十余万两，米麦豆六百零一万余石，盐课银二百七十一万余两，过了八年，康熙七年十二月底，人丁增加了二十八万余丁，田地增二十万余顷，赋银多了二十余万两，赋粮增十四万余石，盐课银多五万余两。在军事方面，顺治十八年消灭了南明永历帝政权，康熙三年又镇压了坚持在川陕楚交界处多年斗争的大顺农民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首领李来亨等阵亡或自尽，统一了全国。
鳌拜等辅政大臣为了减少征战，与民休息，对台湾南明延平郡王郑经（郑成功之子）政权采取以防为主，以攻为辅，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方针，利用郑氏内部派系矛盾激化的机会，大力招劝其部降清，仅从顺治十八年九月起，到康熙三年十月，郑氏之将军、都督、总兵及副、参、游、守、千、把总等官共三千余员来降，其军士百姓十余万随同归顺，大大削弱了郑氏政权的力量，为日后统一台湾创造了有利条件。先前因对付郑氏政权而采取的迁海政策，逼迫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沿海居民内迁三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片板不许下海，给沿海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鳌拜等辅政大臣逐渐弛禁。康熙四年三月，谕允山东青州、登州、莱州等处沿海人民“捕鱼，以资民生”，八年正月，又下旨“尽弛海禁”。
鳌拜等辅政大臣痛恨部分南方士绅抗清反清，且其规避赋役之情又十分严重，“江南苏州府等处额定钱粮侵欺五十余万之多，积至数年之久”，故决定清查，于顺治十八年三月谕户部：“近观直隶各省钱粮逋欠甚多，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嗣后著该督抚责令道府州县各官，立行禁饬，严加稽查，如仍前抗粮，从重治罪。”两月以后，江宁巡抚朱国治奏：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县，“未完钱粮文武绅衿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应照例议处。“得旨：绅衿抗粮，殊为可恶，该部照定例严加议处。”江南名士如吴梅村、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彭孙遹皆牵连入案，徐元文由日侍清帝赐乘御马的修撰，贬降为銮仪卫经历。同年，探花叶方霭，“适欠折银一厘”，亦被革职，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士绅同日除名者，万有余人”。这就是有名的江南“奏销案”。
随着辅政时间的推移，辅臣之间的矛盾逐渐激烈，鳌拜利用索尼老病和遏必隆胆小怕事，而攫取了大权，主宰朝政，排挤、压制与己不和的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康熙五年，他借口多尔衮“欲住永平府”，将镶黄旗应得之地给与正白旗，以坏地换好地，使本旗镶黄旗领得田地十分“不堪”，现应改正，决定圈地调换。正白旗人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汉军镶白旗人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汉军镶红旗人保定巡抚王登联，因圈地扰民，“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上疏力谏；苏克萨哈维护本旗正白旗利益，亦持异议。但鳌拜纠合索尼、遏必隆，坚持圈地，矫诏诛戮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在京畿十几个州县大规模地圈占民地，给广大旗民带来严重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