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人问题源于满洲家庭奴隶制度及其现行民族压迫政策。清朝在入关前，已有大量逃人问题。这个政策带到关内，连幼冲的福临也担心不已。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十二日，他路经永平时，对知府冯如京说：“严査各属，遇有一二逃人，或是即行解京，倘隐匿不解，被原主认识，或被旁人告发，所属官员从重治罪。”福临的话并非放空炮，确有其事。在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仲明两藩下，就曾隐匿逃人1000余名，当包括入关前的逃人。入关后，强行逼民投充，汉民不甘受奴役和压迫，逃亡相继。所以，多尔衮供认：“投充旗下人民，有逃走者。”为此，他积极建立保甲制度、责令地方官、惩治窝逃等政策纷纷出笼，叫作“逃人法”，实际上受打击的主要不是逃人，而是更加广大的官民。所以，逃人问题成为清初扰乱社会不安的重要因素。
（1）保甲制度
保甲、乡约制度在明朝就有，由于王朝末年破坏，百姓流离失所，荡然无存。多尔衮为维护地方统治，在汉官帮助下，恢复保甲制度。各个乡村以10家设1名甲长，100家置1名总甲长。如果发现“逃人及窝逃之人”，两邻、十甲长、百甲长，都要照“逃人定例治罪”。
凡是发现有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件，邻佑报告甲长，甲长报告总甲长，总甲长报告所在府、州、县衙门，最后报告兵部。如果发现有1家隐匿，其他邻佑9家及甲长、总甲长不行报告“俱治重罪，决不宽贷”。这种制度名为保甲，实际上是从每个家庭直到地方衙门长官，无一能躲避。所以，一名逃人扰乱一个地区的安宁，每天百姓和各级官员都如坐针毡。扰民之甚可想而知。
（2）处置窝逃
逼民投充致逃人普遍出现。据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初五日统计报告，在“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这数万人逃出，必然有所投靠。因此，窝逃不可避免。鉴于这种严重情况，多尔衮恨之入骨。决定对敢于窝逃的“愚民”加以严厉制裁，所谓“更定新律，严为饬行”。定律是：“将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隐匿犯人，从重治罪。其家赀无多者断给失主，家赀丰厚者或全给，或半给，请旨定夺处分。首告之人将本犯三分之一赏给，不出百两之外。其邻佑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如果“隐匿之人，自行出首，罪止逃人，余俱无罪。若邻佑、甲长、乡约举首，亦将隐匿家赀赏给三分之一，抚按及地方官，与考查之时，以其查解多寡，分其殿最”。当年七月，加重治理窝逃罪行，如果“逃人自归寻主者，将窝逃之人正法，其九家及甲长、乡约俱各鞭一百、流徙，该管官俱行治罪。
今定逃人自归者，窝逃之人及两邻流徙，甲长并七家之人各鞭五十，该管官及乡约俱免罪”。这样，窝逃者反而比逃人罪更重。顺治六年（1649年），多尔衮也觉得“逃人法”对窝逃者处罚“未免过重”，进行修改，规定：“自今以后，若隐匿逃人，被人告发，或本主认得，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其左右两邻各责三十板，十家长责二十板。地方官俟计察时并议。若善为觉察者，以俟计察时并叙。逃人自归其主，或隐匿者自行送出，一概免罪，有亲戚愿赎回者，各听其便。”
总之，满洲贵族维护落后制度，并奴役他族的民族压迫政策，很不得人心。特别是在京畿等河北地区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吴三桂反叛时，在北京鼓楼西大街两黄旗交界的杨启隆等数百人图谋起义，就是家奴的反抗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