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覆灭到底是因为什么？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原因其实无外乎两部分。
一为内部因素，二为外部因素。而同内部因素相比，外部因素又是次要的。接下来，我们还是具体说说吧。
先说内部因素。
特权阶层之膨胀与腐化
太平天国的领导权，是操在洪秀全与杨秀清、石达开诸王手里的。这种分封诸王的制度安排不仅使得王爵的权力缺乏约束，同时亦助长了其贪污腐化的作风。
太平军在两湖地区游击时，诸王尚且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可是到达南京站稳脚跟后，洪等即以为功成业就，不仅大兴土木为自己建筑豪华的宫殿，还任意挥霍金银，排场也越来越大。
据《贼情汇纂》所载，为了强调自己的权威，洪等还设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如果有人不予服从的话，将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讽刺的是，这些惩罚措施之严酷程度同清政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特权心理的萌芽是恐怖的，因为它制约了这一新兴势力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也为之后的内讧埋下了伏笔。
在自己享乐的同时，洪等还大搞任人唯亲，例如洪将其两个哥哥封王，太平军主将陈玉成给自己的厨师等人谋求官位等。这些人不一定胜任他们的官职，但在捞取钱财中饱私囊上却是不遗余力。
因此，太平天国之所以会崩溃，与其内部腐化有很大的关系。
竭泽而渔的治理理念
江浙地区，自宋室南渡之后，一直是我国的经济重心。当太平军到达此地后，为了补充军需以对抗清军，便向当地民间进行征税。
这种做法本无可厚非，可是，由于太平军实力等所限，他们无法在一个地区持续站住脚跟（而且这种征税策略又缺乏有效监督者）。
于是，为了避免出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乱收税，多收税等现象便应运而生。
而太平军的征税政策大多数情况下，是竭泽而渔式的，这显然也不利于其获取更大的支持。
除此之外，有时候，一个村庄刚被太平军征过税，结果太平军被清军打走了，清军进入到村寨后，又向村民征上一笔，这对于村民来说无疑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江南地区的经济也因此长期一蹶不振。
不过，村民们自然不会甘于被宰割，他们有的默然，但更多的则拿起了武器同太平军相对抗。
这也让江浙地区的情况越发的复杂。太平军虽不能说民心尽失，但纵观其运动始终，这种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根除。
所以太平军对民间竭泽而渔式的掠取及所招致的反抗，也可算作是太平天国崩溃的一大原因。
军事策略之失当
太平军中多骁勇善战之士不假，可是如果缺乏得当的战略引导，其功能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
例如，太平军攻取南京时，手中握有数万精兵，而周围地区的清军却是一盘散沙。按理说，此时洪杨等应再接再厉，先把南京周围的要隘统统控制住，再考虑其他作战计划。
可是，洪杨既不令手下肃清残敌，又不重视去占领和巩固南京周边的军事据点（以同南京相呼应），而是将其分作数拨投入到了所谓的“扫北”与“西征”的计划中。
而事实也如我们所知，这些部队虽作战勇猛，但是是孤军深入，没有稳定的后勤保障，最终也难逃覆灭之悲剧。太平军上层这一战略的失当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清军抓住机会步步紧逼，使得太平天国的心脏地带始终处在军事威胁下。而追根溯源，其在“春风得意”之时，未能“宜将剩勇追穷寇”，显然也是导致政权最终瓦解的原因之一。
再说外因。
强大的对手——稳扎稳打的湘军
众所周知，湘军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敌人，也是许多太平军将领极为忌惮的对手。在1855年的湖口大战中，翼王石达开曾重创其主力，但是曾国藩顶住压力，重新操练了水陆新军。在清江南大营被二次攻破后，曾国藩等迅速接替其位置，投入到了对太平军的作战中。
在战争中，湘军稳扎稳打，一面注重夺取太平军控制的军事重镇（例如安庆），一面以水军掌握住长江的控制权。而太平军在同其作战中吃尽了苦头，不仅救援不得，还丢城失人。在湘军稳扎稳打之压迫下，南京也被湘军攻破。
跟洋人搞不好关系？
英法的官方一开始对太平军印象是极好的，在得知太平军信仰中基督教色彩极为浓厚后，公使们更是为流于表象的“文化认同”喜出望外。他们迫切的希望这一片土地上的“新主人”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大的经济特权。
但他们想错了，太平天国上层对这一新势力的底细一无所知，而无知很快发展为了盲动。在双方交涉中，洪秀全等对贸易等事不仅避而不谈，还向这些谈判代表大谈“天父天兄打天下”的大道理。
这下子可露了馅，英法很快发现自己高估了眼前的军队。在反复沟通无效后，他们旋即将自己的支持转到清政府身上，这也间接促成了太平天国之灭亡。
笔者认为，英法的一些提议固然有不合理之处，但是洪等一味的排斥与拿自己的信仰去做“感化”，未免也有几分政治上的短视，而这种短视所换来的代价，也是无比沉重的。英法军队干预上海战事，并给李秀成部造成大量伤亡便是最鲜明的例子了。
因此，在强调内部因素的同时，这种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是不能被忽视的。
太平天国上层对外部之变局一无所知，对内发展又为特权阶层膨胀等一系列问题所拖累，这样又焉能不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