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83）全国基本统一，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全国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纳税田亩数，康熙五十一年（1712）比康熙二十二年增加23％，至雍正四年（1726），则比康熙二十二年增加60％。此时耕地面积已超过明末耕地面积20.6％。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粮食产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产作物的普遍种植。由于兴修了农田水利，并且采取了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南方的水稻产地，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达到亩产五六石，甚至七八石。特别是江南地区试种双季稻以后，亩产提高几乎一倍。康熙时期，在北方的京、津地区试行旱地改水田种植水稻，一些南方水稻产区的农民，到北方推广水稻种植技术。随着种稻技术的提高，北方水稻产量也不断提高。安徽农民还在高阜斜坡种植旱稻，也提高了产量。
高产作物，特别是甘薯和玉米的普遍种植和推广，以致成为我国南北方广大劳动人民的主要食粮，这是清代前期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特征。
甘薯在明代由安南、吕宋传入我国南方。甘薯又名番薯、山芋、地瓜，有红、白等名种。甘薯既可蒸、煮作主食，又可刨丝、切片作副食，还可制粉、酿酒、熬糖。甘薯不择地而生，高阜沙地都能获得高产，亩产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深受劳动人民的欢迎。因而很快在我国南方和北方逐步得到推广。康熙年间，南方的台湾、福建、广东较普遍种植，及至乾隆年间，广西、江西、湖南、安徽、贵州、湖北、云南、四川等地也逐步种植。稍后北方的山东、河南、陕西、直隶也已开始种植。
另一高产作物玉米，又名玉蜀黍、御米、玉麦、玉秫、玉高粱等等。明末时玉米种植还不广泛。清初，特别是到了康熙年间，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以及东北的辽宁、西北的甘肃亦多所种植，稍后台湾、贵州等地也相继种植。玉米不仅可作主要食粮，也可酿酒、制粉。玉米的适应能力较强，山地沟壑均可种植。特别是山多田少地土较贫瘠的地区，种植更为普遍。乾隆时，湖南辰州府一带老百姓，赖玉米供半年之粮。广东阳山县一带劳动人民也半赖玉米以糊其口。
乾隆时甘薯和玉米在我国南、北方较广泛的种植，一方面产量大量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随着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甘薯和玉米这两种高产作物正是适应这种需求而得以广泛推广种植的。
其次是经济作物种植更加广泛。清代前期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烟草、茶树、甘蔗等。棉花种植在明代已较为广泛，到了清代前期更加盛行。特别是由康熙帝撰《御制木棉赋》宣示植棉的效益，从而引起对种植棉花的广泛重视。当时，全国较为集中的产棉区有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地区，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隶等地。乾隆后期，江苏的苏州、松江两府植棉很广泛。苏州府的吴江县吉贝（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粮食的种植面积。松江府所属的太仓州、海门厅、通州等地区，农民种粮者不过十之二三，而种植棉花的已达十之七八。北方的直隶保定一带农村的农民见植棉获利大，往往将种麦子的好地改种棉花。“种棉花之地，约居十之二三”。
宁津县“种棉者几半县”。河南是北方各省中植棉较广泛的省份之一，所产棉花除供本地织布而外，商贩大量地贩运到江南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烟草自从海外传入以后，到康熙年间，也已逐渐普遍种植。最早种植的是福建，“烟草之植，耕地十之六、七”。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广西的种烟之家也已“十居其半”，大户人家种一二万株，小自耕农家庭也种二三千株。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宜隶，甚至东北的辽东地区也已普遍种植烟草。清代种茶也更加广泛，广东珠江以南33村“多产艺茶”，安徽霍山县城周围百里以内的山区农民，大都以种茶为生。
植桑养蚕是丝织业发展的基础，清代植桑除集中在丝织业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外，北方的陕西等地也有一些农民植桑。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是植桑最盛行的地区。清代浙江湖州府“尺寸之堤，必树之桑”。广东顺德县境内有方圆百里之地，十余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普遍“种植桑树，以饲春蚕”⑤。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亦有农民植桑，以桑叶卖与养蚕户。甘蔗的种植主要集中广东等地。广东的番禺、东莞、增城、阳春等县，蔗田与禾田几乎相等，可见甘蔗的种植面积是很大的。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不仅丰富了人民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但是，另一方面又带来与粮食争地问题。特别是原来粮食生产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由于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桑树的大量种植，使本来大量外销粮食的这一地区，出现了依靠从外地运粮补充的现象。连雍正帝也看出这不是久远之计，于是清廷采取了一些平抑和限制措施。但是，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这一矛盾的解决只有依靠价格规律自身来调节。而当时国家政局稳定，全国整个农业经济稳定发展，湖广、四川等地方粮区的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江浙等地，而江浙地区的棉纺织品、丝织品、烟草等亦运往各地。这种互相依赖、互相补充局面的形成，使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
与此同时，国库充盈，康熙四十五年库存帑银五千余万两，雍正中增至六千余万两，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库银长期保存在六千万两以上，最多时达八千余万两。因此，文化事业也很发达，编纂了多达七万九千余卷的《四库全书》等类大部头丛书。清朝进入了人们赞称为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的“康乾盛世”时期，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