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封建社会官场有一种说法叫“官斗不过吏”。当然，这是一种“权力博弈”。
从公开角度讲，“吏”当然斗不过官，但在私下的“权力运作”中，无论是通过提供建议还是威胁，“官”的意志往往要靠向“吏”，特别是新任官员。
“科举”出身的新任官员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懂人情世故、乡间问题、做事条理等，这些都需要“吏”去教。因此，“官”无法摆脱“吏”地控制。
在“吏”中，“书吏”的地位最高。但都是“苍蝇”级“官”。
然而，不要嫌这些“苍蝇”小，因数量庞大，积少成多后比“大老虎”的危害更大。再加上书吏直接接触百姓、民间，其危害性更大。对民来说，他们代表着朝廷；对官来说，他们代表着自己的工具——工作的、生活的、业绩的等，因此袒护也就是常态了。
在封建社会，许多人都对“吏”的代表“书吏”的危害性比较了解，就连嘉庆皇帝都说过：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诺成风，而听命于书吏，举一例则牢不可破，岀一言则唯命是从。一任书吏，颠倒是非，变幻例案。《嘉庆实录·九年六月十一》。
因为嘉庆深知“书吏”的危害性，所以，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借助“书吏王丽南一案”，他向“全国不法书吏”宣战了！
王丽南大营私一案简明
因为这件案件涉及的官员级别比较低，起先并没有引起重视。等皇帝重视的时候，其实已经进入案件的尾声。
原来，直隶布政使庆格在1806年上任后，常规性地查看历年单据发现了问题，连忙向嘉庆汇报，由此掀开了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
1806年10月2日（公历，下同），嘉庆给内阁下旨严厉批评这一案件。
这件案件就是直隶书吏王丽南与各地州县官员沆瀣一气，贪腐国家税收一事。其采用手法就是：将票据小数改大数；重复发收据；伪造收发印信乱盖章。涉及范围共定州等19个州县的粮税、火耗银、杂税银28万两。涉及人员还有书吏陶源（陶含辉）等。
嘉庆称这一案件“为从来未有之案。实出情理之外、案关重大，不可不严行根究办理示惩！”。定性之后，嘉庆立刻“著派协办大学士尚书费淳、尚书长麟带同明干司员，即行驰驿前赴保定。”
同时，嘉庆命令准备去拜见自己的直隶布政使庆格，大意是：不用你来密云行宫看我了，我这里有人照顾，密云你就别来了，赶紧给我回去处理这件案子！
10月16日案件基本查清，贪腐数额由之前的28万两增加到31万两。涉案地区也扩大到24个州县。钦察大臣说：
此案的贪污时间起点从嘉庆元年算起，共涉及24个州县，共贪腐31万6百多两。
又揪出其他违法犯罪者如张麟书等11名书吏。
再揪出涉案官员11名。地方州县官员也与书吏们蝇营狗苟，知州陈锡珏、知县徐承勋、陈孚、萧泗水、范谷贻、魏廷鉴；已革知州王盛清、知县任铭献；病故之知州张麟书、知县邹试、丁履端11人。
他们按照“每虚收重抵冒支银一万两，给与司书及说事人使费银二三千两不等，各州县实省解银六七千两”进行分赃。
嘉庆对此非常愤怒，其原因就在于：这种作案手法非常让人吃惊，本朝从来没有的事情。之前贪腐范围最广的甘肃冒赈案也不过是借助“救灾款项”虚报数额侵吞财务，从来没有州县官员与吏员沆瀣一气，公然私刻公章、修改公文对国家正规税款进行侵占的事情。
嘉庆下旨，对于活着的官员、书吏必须要严刑峻法，不老实的话，给我用刑！
10月20日，案情再次扩大，除了州县官员、书吏外，还有师爷长随等案发。就此，调查此案犯罪事实完结了，剩下的是惩罚问题。
范围从直隶向全国开展，嘉庆向“书吏”宣战
很显然，此案发生在直隶的州县，对于这件案子儿直隶总督、布政使、州县官员都要负责任。
对直隶总督进行惩罚
从嘉庆元年到十一年，也即1796年到1806年间，主要有八人十二次担任直隶总督，其犯罪数额按多少依次为：
颜检任内虚收六万三千余两；
胡季堂失察虚收银六万二千余两；
梁肯堂失察虚收银二万二千余两；
裘行简在藩司任内曾虚收银一万一千余两；
陈大文失察虚收银七千余两；
熊枚失察虚收银二千六百余两；
姜晟失察虚收银一千五百余两。
以上直隶总督中只有吴熊光没有虚收钱款问题。为此，嘉庆下旨：颜检著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姜晟、陈大文、熊枚降四品京堂；裘行简革职留任；吴熊光交部严查。另外两位直隶总督梁肯堂、胡季堂已经于嘉庆五年、六年病逝了。
对于犯罪造成的损失弥补问题，嘉庆命令：所有虚收钱两全部由总督（也包括布政使等人）以家产进行赔偿，故去的总督、布政使等虚收的钱两则由总督的后人赔偿。
直隶案发后湖北展开自查，嘉庆借机扩展到全国
对于知州、知县、书吏等官吏地处罚，也按照贪腐数额也进行严惩。例如知州陈锡珏、王丽南等贪腐两万两以上的人共计20人给予处斩。其余分别判处秋决、发配等。
1806年10月2日，也即嘉庆十一年八月二十一，皇帝将此案公诸于世。到九月初九也即10月20日，案件收尾。直隶书吏这件案件，震动全国官员，湖北方面展开了自查。
结果，武昌、通城、枣阳、光化、谷城等地区也查出此类问题。嘉庆就此向全国不法书吏“宣战”，以“王丽南一案”作为标本进行推广。
对于“王丽南一案”地处置，嘉庆自认为很完美。因此念念不忘。
首先，对直接犯罪人员知州知县、书吏等基层官员进行严厉处罚，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
其次，对直隶总督、布政使等高级官员进行了处罚，大多降品级一二品留用，既“警示”了高级官员，又没有对他们“一棒子”打死。
最后，在严格处理的同时，又对地方基层官员进行“谆谆教导”，给了一个巴掌送了半斤白糖。
正如其在此案次年也即嘉庆十二年正月十二（1807年2月18日），昭告天下官员中就说：
“原欲使在官吏役人等知舞敝终当败露，法网非可幸逃，共相儆畏不致再蹈刑章。所谓辟以止辟，正朕明刑弼教之苦心……爰书既定，即朕慎重人命。思欲宽以一线而不能，此辈憃愚冥顽致罹重辟。既为可恨，亦属可悯。嗣后，大小官员当剀切晓谕吏役人等，以直隶省前案及此案为鉴，务各自顾身命、守法奉公。”
直到嘉庆十七年五月二十二（1812年6月30日），嘉庆仍将其作为经典“治官案例”。那么，嘉庆真的成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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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嘉庆对于反腐问题很重视，例如惩治和珅、福长安、漕运总督富纲、湖南布政使郑源（王寿）、黑龙江将军景熠、步军统领明安、直隶总督颜检、刑部侍郎广兴、陕甘总督长龄、山东布政使邱庭隆、将军傅俊、吉林将军秀林、副都统达禄、湖南学政徐松、直隶总督那彦成等，可以说嘉庆是乾隆后的历代皇帝中，对贪腐问题地惩罚可以说是最重的皇帝。
然而，对书吏“宣战”这件事儿上，嘉庆犯了个错误。皇帝没有傻子、官员也没有傻子，但清朝科举制下的官员因为脱离实务，只能依靠“智囊”也就是书吏，不改变“八股取士”就不可能改变书吏“欺瞒”官员的现象。
明清的科举越成功，其为官的能力反而越低，越脱离百姓的真正生活，他们对“权术”非常在行。总是以圣贤所描绘的美好作为榜样，但圣贤的理想往往抵不住三两银子地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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