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希腊共产党（KKE）被分裂为两个部分：亲苏联的“KKE”和“KKE（内部）”，后者在不久之后倒向欧洲共产主义路线。
从“大希腊”（ΜεγληΙδα）到纳粹被占区
在19世纪后期，现代化改变了希腊的社会结构。人口迅速增长，对生产力低下的小农场体系施加了沉重的压力。总体而言，人口密度从1829年的每平方英里41人增加到了1912年的114人（每平方公里16至44人），增加了一倍多。其中一项反应是移民到美国，1906年至1914年间有25万人离开，前往美国。企业家在美国城市的零售和餐饮部门找到了无数的商机;有些人把钱还给家人，有些人还有数百美元回来，足以在老村庄购买农场或小企业。城市人口从1853年的8％增加到1907年的24％。雅典从1834年的一个6000人的村庄成长为1879年的63000人，1896年的111000人，1907年的167000人。
20世纪初到一战前为止，被希腊人所采用的意识形态，称为“ΜεγληΙδα”，直译为“大思想”。即希望与周边诸小国的希腊语人口一起构建一个大的地理意义上的希腊。
在这种思想下，在1904至1908期间，发生了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叛军的摩擦。
巴尔干战争（ΟιΒαλκανικοπλεμοι）
20世纪10年代初，奥斯曼帝国正处于危机之中。这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要求奥斯曼土地的机会。兵临城下的处境使得奥斯曼帝国从马其顿撤军。希腊军捷足先登，占据了塞萨洛尼基，他们是唯一的受益者。格兰尼(Misha_Glenny)说：“这是场有利于希腊人的战争”。
1914-1918：“大战争”（ΜΕΓΑΛΟΣΠΟΛΕΜΟ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希腊政治分裂，国王康斯坦丁一世是德国的崇拜者，呼吁保持中立态度，而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则推动希腊加入盟国。君主派和韦尼斯派之间的冲突有时导致了公开的战争，并成为全国分裂派。1916年，盟军迫使康斯坦丁退位，支持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和韦尼泽洛斯回归总理。在战争结束时，大国同意将奥斯曼城市士麦那（伊兹密尔）及其腹地（这两个城市都有大量的希腊人口）移交给希腊。
就在这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ΟκτωβριανΕπανσταση）。
其实，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希腊就已经有社会主义者。
希腊社会主义者ωνΔραγομη（IonDragoumis，1878-1920）在《ΚοινωνισμκαιΚοινωνιολογα》（社会与社会学）里描述了工人朴素的社会主义愿望：
Οκοινωνισμσοσιαλισμεναιηλακκφρασημερικνκοινωνικνθεωριν.Γεννθηκεαπτιανγκεκαιτααισθματατωνεργατικν,πουγυρεουννακαλλιτερψουντηντχητου,ναδουλεουνδηλαδλιγτερο,νακερδζουνπερισστερο,καιναγλεντονκαιναξεκουρζουνταισομπορονπερισστερο―γιατεναιαλθειακατακουρασμνοινθρωποι.Αλλγιαττοιδανικτωνεργατνναγνειλωντωνανθρπωνιδανικ,αυτδεντονοιθω.Koinonismos或sosialismos（都指希腊语的社会主义）是一些社会理论的流行表达。它源于工人的需求和感受，他们试图增加财富，少工作，多挣钱，尽可能地享受和休息-因为他们是真实的人。但是工人的理想如何成为所有人的理想，我想不出。
在IonDragoumis1907年的"ΟΔωδεκλογοτουΓφτου"中，还可以发现当时希腊社会的伪社会主义风气：
γιατχουνεμσαστιΣκουψνεκαιΣομπρνιετουμερικοψευτοσοσιαλιστ,ψευτοριζοσπστε,ψυυτοφιλελετερου,πουδενξρουντιτουγνεταικαιμελγαχρματαλγοκνοτιακολουθονποιονκαινναι....因为在Skepps和Sombrania中有一些伪社会主义者，伪激进分子，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有少量的钱或者一些混账。
这篇文章于1907年11月25日发表在Νουμ的第271期。起因是该杂志所引发的一场社会主义讨论。由Γ.Σκληρ、ΠτροΒασιλικ(Κ.Χατζπουλο)、Α.Δελμοζο、Μ.Σ.Ζαβιτσινο、Ν.Γιαννι等领导的社会主义和由δα、ρμονα、Στφ所领导的民族主义之间的讨论在Νουμ专栏中持续了两年。Dragoumis在这篇文章中撰写了他的研究“社会主义和社会学”（ΚοινωνισμκαιΚοινωνιολογα）。
当Dragoumis于1920年过早去世后，社会主义文坛就陷入静寂。
希腊作家关怀劳苦人民的历史已久。AndreasKalvos（1792-1869），是希腊爱奥尼亚诗派的人物之一，在他的《致希俄斯岛》（一）中：
α.τεπτστμακρμεταιτνθνητναλλελυπημνοκαφωντουμκποντρμουσακβανει·直到那时的嘴边停留着芸芸众生忧虑哀伤的笛管而笛声带着苦痛颤动着走出（ΕιΧονΣυγγραφα:ΑνδραΚλβοΑπτησυλλογΗΛρα）
本节诗歌反映了底层劳苦大众的声音不能为统治者所听取的悲惨状况。笛子自古以来就是希腊山区羊倌们作乐的乐器，这里象征了生活贫苦的牧羊人们。他们的声音仿佛腔调哀婉的笛子，抑扬顿挫。
在《致希俄斯岛》（二）中：
β.μσαετπολδενδραδσητβρδυεσπνειττεθλιμμνονφσημαΜεσημβριννκαφανεταιθρνονθρπων·仿佛树木繁多的丛林缓缓吸进气喘息声被压迫着显现出午间耕犁人们的哀号
反映了底层劳苦大众在中午日间仍不得休息，勤奋耕犁的情况。诗中用丛林里树木被风吹过，缓慢而沉重的呼号来比喻人民的呻吟，形象生动。
二战的希腊（ΗΕΛΛΑΔΑΣΤΟΝΒ’ΠΑΓΚΟΣΜΙΟΠΟΛΕΜΟ）
1941年，德军准备从罗马尼亚入侵希腊，在到达保加利亚边境后，向保加利亚提出军事通行权。在武力威胁下，沙皇鲍里斯三世别无选择，在1941年3月1日正式加入法西斯阵营。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存在，民众没什么反对意见。
德占希腊时期（1941–1944），抵抗组织以希腊共产党（KKE）及其军事部门、希腊民族解放阵线（EAM）、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为主。尽管民族解放阵线的许多成员都是斯拉夫人，却分为两派：保加利亚-希腊派和马其顿派。为了扬长避短，希腊共产党找上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双方合作创建了马其顿的民族解放阵线。雄心勃勃的铁托亦为希腊马其顿制定了计划，成立了马其顿民族解放阵线反法西斯会议（ASNOM），使摆脱压迫的意愿在全马其顿传播开来。此外，希腊共产党在“大马其顿”一事上颇为积极，直到它意识到“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如同镜花水月一般。此后，两个民族解放阵线因政见不合而分道扬镳，马其顿民族解放阵线于1944年被驱逐出希腊。
危机与独裁（ΚΡΙΣΗΚΑΙΔΙΚΤΑΤΟΡΙΑ）
1944年10月民族解放后，第一阶段的内战爆发（1944年12月-1945年1月），EAM（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与“希腊国家”警察和军队以及英国军队作战。希腊社会主义者具有政治联盟的传统，甚至与希腊共产党共存的传统，比大多数西欧国家都要长。在第二轮内战（1946-49）之中，希腊的社会主义者们并未听从希腊共产党（KKE），但他们在左翼战败两年后，参与了联合民主左翼联盟（EDA）在1951年的建立。这个联盟包括支持与不支持共产主义的左翼，一直到1967年4月政变为止都是主要政党。
内战爆发后不久，在1947年，创建了一个例外法律框架，排除了左派人士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共产主义组织被禁止，共产主义者和“同路人”被剥夺某些公民权利，例如，出国旅行，在更广泛的公共部门工作，获得驾照等。
1949年，希腊内战虽然表面上停火，但却严重造成经济问题和政治分裂，此种情况，直至1970年代才日趋改善。这场内战的结果让希腊在当时走上与东南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成为唯一一个没被赤化并接受马歇尔计划的东南欧国家，也成为美国在冷战时期在巴尔干半岛上对抗苏联势力的重要盟国之一。
尽管如此，民主和劳工运动使得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EDA得以维持激进的“革命”政治相貌。
与此同时，左派领导层试图通过表现自己为最优秀的国家政治力量，来扭转民族主义对保守派的共产主义“反国家共谋”的宣传。这是通过将“希腊社会和经济”（即希腊资本主义）呈现为“落后”和“依赖”的一种话语来实现的，左派作为自我委任的捍卫者出现于希腊经济之中（即希腊资本主义及其扩大再生产）。
内战后，在国外的财政帮助下，开始重建国家的尝试。航运业以及公共工程和国家建设都在增长。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希腊迅速发展，最初在马歇尔计划的赠款和贷款的帮助下，也减少了共产主义影响。1952年，希腊加入北约，显然成为冷战西方集团的一部分。但在希腊社会，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深刻分歧仍在继续。
在这种情况下，希腊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联系被解释为“依赖”，并作为解释和决定从支配阶级关系到希腊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一切动力的原动力。
因此被禁止的共产党（KKE）和EDA将其理解为继续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阶级斗争被委托给边缘，资本主义权力关系被错误地设想为关系（和冲突）“希腊社会”或“希腊经济”与“外国利益”。
由于这种理论反转，传统（后斯大林主义）共产左派适应并最终采纳了“全面发展国家”，“合理组织生产”等资产阶级思想主题，学说它颂扬了资本主义积累和整合的过程，同时掩盖了它们的本质，即它们的社会内容：资本主义剥削的加深。
因此，左派逐渐融入资本主义战略，并试图通过毫无根据的断言与其他政治流派区别开来：a）只有左派才有解决“真正发展”的问题，b）希腊资产阶级的“现有战略”和特别是与欧洲相关的过程导致“降级”甚至“破坏”“希腊经济”的必要性。
左派的这种意识形态转变发生在希腊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历史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60年至1975年期间，希腊资本主义与西欧更发达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真正融合”特别显着（当希腊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5％，工业生产年增长9.4％时，EEC九个国家的相应增长率分别为3.8％和3.7％）。
70年代初爆发全球过度累积危机后，这一趋同过程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持续，有所缓解，基本上在1985年至1994年期间中止（由于资本过度累积危机更为严重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希腊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新框架中的盈利能力的提高而得以解决），并且从1995年起又一次显现出来。在1995-2008年期间，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达61.0％。相比之下，欧洲经济较发达的经济体的增长率要低得多。德国为19.5％，意大利为17.8％，法国为30.8％，而在所谓“欧盟-外围”国家（西班牙为56.0％，爱尔兰为124.1％）的其他国家只有其他国家可比。
尽管争取民主的斗争仍在继续，但政治迫害和集中营却没有停止。自1947年以来，无论共产党人还是非共产党人（κομμουνιστχι），数以千计的政治犯已被派往像Μακρονσου这样的集中营进行“改造”（αναμρφωση）。虽然Μακρονσου于1950年关闭，直到1967年政变为止的政治流亡者仍然遭到迫害。
然而，对军政府的抗争（1967-74）激化了希腊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导致了许多新的组织和政党的成立，其中由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建立的流亡政党，其最终改名为泛希社运动）在军政府崩溃后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1974军政府后获选的是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和新民主党。新政府试图使共产党合法化，并试图加入EOK（欧共体）。但从此之后，共产党再也没有获得政治主导权。
1974年恢复议会民主制是战后希腊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因为它最终结束了反共的“国家头脑的国家”（所有共产主义组织和政党的合法化，废除了所有人针对左侧的“紧急法律”）。
在新形势下，共产党的政治战略宣布向社会主义缓慢而逐步地过渡，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者”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阶段，“反垄断主义民主”等等的下降在没有泛希腊等同的宣言的激进主义的情况下，虽然两个政治领域在希腊资本主义的“依赖”和“不充分发展”的意识形态中自我废除了任何社会主义言论。根据这种认识的结论，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发展”和“民族独立”的“转型”完成时才有可能实现，这种转变要求国家的政府由“进步力量”承担。
直到八十年代初，这种意识形态才初现端倪，因为它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结果，从而改善了大众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福利国家”，教育改革，收入再分配到福利工资，在专政期间空前减少之后），工会的体制强化等等，都是左派为取得明显胜利而奋斗的目标。
因此，恢复民主的第一个时期的激进主义开始退缩，以支持改革派（“社会民主派”）的政府主义，正如PASOK所证明的那样，政府主义不需要工人运动就可以存在。相反，“体制改革”，“福利国家”和“经济发展”的言辞盛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过程愈演愈烈，当时延长衰退趋势的锐化使PASOK政府相信，“收入再分配”不能再构成管理该体系的“现实”政策。缩小“企业成本”，开放市场，打击“垄断”，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政策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应该暂时的“绕过经济稳定”。
传统后斯大林主义左派的一部分干部在这一点上也选择了“经济稳定”的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而不是社会改良主义的“乌托邦”，并将发展的言辞与“更新”的口号联系起来关于右翼的“现代化”。传统共产主义左翼的意识形态变化与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前沿（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攻击的阶段一致，后者通过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紧缩经济计划（1986-1993年）。
没有传统左派的实践意识形态（即左派党派的日常政治实践和党员干部和党员各自的意识，实际上与党派的纲领不相符）的这种变化，就不可能解释了两党共产党政党机构的惯性，这使得他们领导的最终机会主义在1989年夏天成为现实：这两个国家的传统共产党都参与了右翼的“看守政府”新民主党“），这本来是为了调查前几届泛希社运党政府的”经济丑闻“，并且实际上为1990年4月新民主党选举胜利中的第三次胜利开辟了道路.13只有少数知名干部或党派组织的知识分子对此加入表示抵制。1990年右翼选举胜利使新自由主义政策稳定并合法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希腊最近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然而，当东欧“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权崩溃发生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典小计对左派的实践意识形态的支配已经完成，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它进一步边缘化了左派社会主义的修辞改革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并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在整个欧洲稳定新自由主义政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它的角度来看，PASOK尽管转向了新自由主义，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经济复苏和增长以来，在2004年之前一直保持执政，在希腊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建立密集的社团主义者和客户网络。
